编者按:5G大幕拉开，新剧情开始上演，各种各样的角色——从个人到群体，从硬件到软件，从企业到政府，从普通百姓到社会精英，从机关到社区……正在步入新的舞台，5G技术将对传统的新闻业构成新一轮更为猛烈的冲击。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陈霖， 2017级硕士研究生唐家佳在《传媒观察》2019年第8期发表论文,展望在此次冲击之下，新闻将发展出更为平衡的、技术具身性、交往理性的新闻观念，新闻场域也将重组，新闻自主性的削弱之势进一步加强，新闻组织方式将发生改变，新闻竞争将从时效转为场景。在此过程中，新闻伦理方面如真实性问题、隐私问题和感官性问题将更为突出而需积极应对。
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实验室在2019年4月发文介绍，《纽约时报》展开5G新闻实践，与Verzion（美国最大的无线通信公司）合作推出5G新闻实验室，探寻“新闻业将如何处理5G的速度与容量”，并提出了未来新闻业的四大发展趋势：直播新闻变得常态化；记者不再是新闻书写的主力，而是数据挖掘的矿工；智能设备与网络的支持将使传感器新闻更加普遍；5G将带来新闻业界内更多的关于注意力的竞争。这四点基本从正面畅想了5G给新闻业发展带来的可能。然而，关于新闻的一些更为根本的东西，在5G时代究竟会有怎样的变化，则更应引人关注和探讨。
一、新闻迎5G挑战
专业性，事件，选择，公众兴趣，共识，追求时效，承受压力，成为标示大众传播时代的新闻实践的关键词，其根本之处在于，有一个建制性的新闻机构，作为新闻实践的主体存在，通过专业化的采集和报道，服务公众，影响社会。但是，变化已经悄然发生，新闻传播面临曼纽尔卡斯特所谓“由大众传播到大众自传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的演进”的传播转型，媒介技术的革新带来的新传播格局，驱策我们不断重新思考新闻是什么这一常问常新的问题。实际上，这些变化在5G时代之前业已发生，而在5G时代将会更加凸显。
在过去，新闻担任把关人的角色，为公共生活设置议程，作为一种仪式化的传播，成为凝聚特定的社会共同体的力量，如盖耶塔奇曼所定义的，新闻作为一种框架，是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通过复杂的组织和程序建立起来的一种建构社会现实的方式。塔奇曼在《做新闻》一书开篇指出：“新闻是人们了解世界的窗口……对于已经和正在城市化的国家来说，新闻就像一种替代物，它代替了旧时走街串巷向公众通告消息的人，其功能就是告诉我们想知道、需要知道以及应该知道的消息。”而从3G时代业已开始，至5G时代将更为明显的现象是，新闻的整合性和框架功能似乎被碎片化、弥散性、微更新的“液态状”所取代。媒体的个人化、社群化与此同时发生，而政府、公司和企业也通过搭建新媒体平台，直接向公众传播消息，淡化了作为大众媒体的消息来源角色。
在这样的情形下，有人甚至发出传统的新闻业要被完全颠覆、甚至被彻底取消的预言。但是新闻业界和学界更多人士则采取了积极的顺应的立场，探讨新闻如何在新的传播格局中获得新生。譬如，2019年1月18日，来自56个国家的新闻界人士在日内瓦召开的全球第二届建构式新闻大会，将“更负责任的新闻业如何能够带来更多深层次的公众参与”“我们是否需要重新考虑新闻标准”“如何使新闻业更具相关性、可信度和面向未来”等作为讨论议题。这些议题回应的是全球范围内因为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新闻传播的各种新变局，同样可视为对5G时代新闻为何、新闻何为的回应。
二、新闻观念调适
5G并非突然到来，而是在前几代移动互联技术的基础上，进入速度更快、覆盖更广、载体更丰富、关联性更丰富、对日常生活渗透更全面和深入的一个阶段。这将使我们看待新闻的方式作出调整。
首先，建立更为平衡的新闻观念。我们知道，5G将更好地整合VR、AR这样的技术，信息接收时的沉浸式体验将成为最有别于传统新闻接收的活动特性，新闻的最终样态取决于各个接收者的体验和认知，这就驱使我们改变过去侧重于从新闻机构的主体性出发来界定新闻，而转向偏重于新闻接受者。
其次，重视传播技术对新闻的构成性作用。我们或可说，5G时代，新闻表现为人机交互的网络节点，是事实信息布展的界面，它首先形塑人的身体和知觉，进而作用于社会现实的建构。新闻真实不仅是借助物（媒介和信息）去把握的目标，而且是人与技术共生的具身性实践中全身性知觉的存在方式。
第三，在新闻的新感性中谋求交往理性。5G时代新闻实践更需要哈贝马斯所倡导的“交往理性”。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交往理性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认识主体同事体（事态）或事实世界的关系；认识与他人相互交往的行为主体同世界或社会的关系；认识主体同其内在本性、自己的主观性和他人的主观性之间的关系。这对5G新闻实践中的交往理性的建立依然有启示性价值。不同的是，在5G时代，传播主体的构成将更为丰富，主体间的关系也更为复杂，交往理性的建立也将是一项更为艰巨的工作。
三、新闻场域重构
首先，新闻场的自主性将进一步受到技术依赖与资本逻辑的双重夹击。在新闻场域中，新闻媒体机构和工作人员正是通过一系列新闻筛选、制作的专业性来界定自身的存在。但是，在各种场域中，新闻场的自主性较弱，它面向市场，倾向权力。对此，需要通过政府的政策安排和制度建设来予以调整和协调，以保证新闻传播活动不可取代的存在价值。
其次，泛媒介化的到来将改变新闻机构运作的组织方式。5G的到来对这种内容上条块分明、环节上围绕中心的方式会进行新的变革，信息可以突破载体的限制呈现在任何一部终端设备上，不再需要固定的载体，无处不在的传感器能够随时随地收集、存储、传递信息，新闻的传播和获取变得更为简单易得。
再次，5G时代的新闻竞争，相比时间/速度而更加注重空间/情境。时效性从来就是新闻竞争的一个指标，借助媒介技术，新闻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5G在传播速率上达到空前的状态。但是，由于这个速度是对所有网络使用者一致的速度，反而不会成为竞争的指标，真正构成竞争的则是场景。国际电信联盟定义了5G的三大应用场景：增强移动宽带，超高可靠低时延通信，海量机器类通信。在这样的技术背景下，新闻传播的采制和传播将突破以往的垂直、单向和固定的模式，而采取更为灵活的、更多横向连接的、更多面向的模式，将新闻实践视为一种独特的场景实践。正如喻国明所指出的，“场景”将成为5G时代最重要的概念，“VR（虚拟现实）/AR（现实增强）/MR（混合现实）将使‘场景’成为未来传播中价值变现最为重要的‘节点’范畴”；他进而指出“场景发现、场景设计、场景应用，将衍化为应用传播学的主干”。
四、新闻伦理困境
首先，随着新媒介技术的更新换代，虚假新闻也总是借“势”还魂。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高速度和智能技术的结合，新闻信息的制作和传播将进一步突破速度和平台的限制，并且伴随着对海量信息的需求，现有的内容监管机构将难以胜任其责，这就为虚假新闻的出现提供了机遇。而就技术层面来看，5G情境中，“虚拟真实”“增强真实”“混合真实”使我们更真实地感受和体验场景，无限趋近新闻事件现场、逼近事实真相。但也因此，潜藏着使我们陷入更具欺骗性的信息之中的危险，因为凭借技术真实是如此容易“创造”出来，肉身与全息影像难以区分，机器与真人莫辨其实。更为复杂的是，虚假信息制作者会有免责的借口，将责任推脱到接收者一端，认为是后者自我的、主动的体验。
其次，5G技术会导致客观实在性与主观感官性的冲突与博弈状态，而后者在新技术背景下势必会占据上风。5G技术会突破目前以声音、图片、视频为主的新闻呈现方式，使媒介形态达到高度融合，实现受众“身临其境”的现场体验。这种全面视频化转向、场景化再现及沉浸式体验的技术狂欢，对于新闻传播来说，也将是一种大震荡和冲击波。在市场和资本的诱惑下，新闻信息的生产者可能一味追求去占据人们的感官，偏重于通过技术手段将受众置于体验的无尽满足之中，而理性思考、批判性反思的内容则被忽视。
第三，个人隐私或会面临更大的威胁。5G时代的“万物皆媒”将重新构造整个社会情境，形成了传播即是存在的情境：万物都被连接，人与万物连接，一切皆可传播，一切都被传播，一切都在传播。在此情形下，如果有什么不能被传播、不愿被传播的话，就个人来说，则是每个人都拥有的隐私权利。仅就个人隐私来说，5G环境下信息传递的速度更快、覆盖面更广，它在汲取用户市场的同时，亦承载着大量用户个人隐私信息，这种技术背景下的隐私泄露问题会面临比4G网络时代更大的颠覆和危险。隐私保护的边界亦被不断刷新和改写，我们在接入网络的同时即成为被监视的对象，个人隐私暴露于开放的、共享的、联结的5G网络环境中。
（载《传媒观察》2019年08月号，原文约10000字,标题为: 5G时代，新闻何为。此为节选，图表和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陈霖，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唐家佳，苏州大学传媒学院2017年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