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对欧美建设性新闻的引介评说，正在成为新闻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这种引介评说对我们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到底可以带来什么借鉴启示？也就是说，它的中国意义何在？囯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蔡惠福和囯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副教授张小平，在《传媒观察》2020年第6期发表论文认为，建设性新闻可以帮助我们深化对正面报道科学性合理性的理解，更加端正对正面报道的态度。同时启示我们应该拓宽视野，跨学科征用思想资源，深化正面报道理论研究深度，实现政治话语学术化。更重要的是，可以借鉴建设性新闻的经验和理念，创新优化正面报道实践，解决正面报道面临的问题，使正面报道在解决社会问题、凝聚社会共识、优化社会心态、助力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好的效用。
源自北欧、近年来在西方新闻传播实践中得以生长的建设性新闻被引介到我国之后，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我们以为，运用建设性新闻的理念和实践来审视思考我们长期坚持并将继续坚持的正面报道方针，进一步认识它的科学性、合理性，并在“建设性”的核心原则之下，适应传播格局新的巨大变化，深化正面报道的理论研究，探寻正面报道的创新优化之策，并切实解决正面报道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提高正面报道的水平、提升正面报道的效果，这应该是建设性新闻之中国意义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于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和实践而言，对建设性新闻的意义价值，既不必过分看重，也不是无足轻重，应该在深入研究中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估并努力将其落到实处。
关联：正面报道同样体现“建设性”
在了解了建设性新闻的前世今生、来龙去脉，即它在西方历史溯源、理念演进，特别是当下的实践之后，可以深切地感到，对建设性新闻，我们之所以一点也不陌生，是因为“建设性”是我们“一贯高扬的旗帜”。特别是我们所遵循的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其要旨就是以积极的态度，处理好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的关系，以实现新闻传播的“建设性”。也就是说，正面报道中蕴含着深深的“建设性”元素。所以，中国的正面报道与诞生于西方的建设性新闻有着某种质的相同性。也正因为如此，两者之间有了相互交流会通的可能。建设性新闻对我们的研究借鉴意义，主要是在这里。
建设性新闻诞生于2008年，它是在西方新闻界鉴于民粹主义与“后真相”交织的影响，新闻业与政界、公众的关系日益紧张，逐渐意识到新闻业需要对自身的社会价值和角色进行反思和定位，如果单纯地揭露、批判与对抗，媒体将无法获得公众的认可与支持这样一种媒体和社会生态背景下形成的。它之所以表现出一定的生命力，其根本原因在于它试图构建一种强调问题解决导向、凸显发展理念、弘扬正向价值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对于当前进入“后西方、后机构、后真相”时代新闻业的角色重塑和价值重构绘制路线图。它的着力点是“推动新闻作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参与到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提倡新闻从业者秉持着‘如何能够推动社会变好’而非‘为什么情况这么坏’的思路展开报道，从而将新闻业的合法性从单纯的呈现和批判现实向着推动人类进步的维度转变”。“这种新的形式作为传统新闻标准的补充，不再只是关注问题和创伤，而是通过提供方案和决议进行鼓舞人心的报道来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这就不难看到，建设性新闻的核心点，也是最为可贵之处，就是它所内涵的“建设性”价值理念，其本意在于推动新闻业以积极的姿态介入社会进步，通过报道促进问题的解决和冲突的化解。
而这些，恰恰是正面报道的重要内涵，也可以说是正面报道的重要出发点和归宿点。所谓正面报道，就是指从积极的方面组织的、能够产生正面效果的新闻活动。它有两个方面的解释，从新闻传播的动机和内容看，传播者的行为必须出于正当的动机，传播的内容必须是正面的，“实事求是地反映社会生活的主流”，“坚持不懈地宣传生活中进步的、光明的、先进的东西，揭露和批评反动的、黑暗的、落后的、消极的东西。”从传播效果看，传播者必须通过恰当的内容选择和有效性的传播手段实现正面说服的效果，“让人民群众用创造新生活的业绩教育自己形成鼓舞人们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提高人民群众在社会建设中的积极性。由此足见，我们的正面报道，其本意就是以积极的情感关怀现实、报道现实，立足于帮助人们树立信心、增进共识，用“激励感和积极感为受众赋能和提振”，让人们增强信心，怀有希望，了解努力的方向和目标，明确解决问题的行动和方案。其精神要义就是建设性的，与建设性新闻可谓异曲同工。
差异：出发点和针对性有所不同
当然，我们的正面报道中所秉持的建设性与建设性新闻的理念毕竟是大有区别和差异的，并不能划等号，即哲学话语所言，二者有着深刻的“同质性差异”。我们的建设性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按照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要求，从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的功能定位、职能任务出发而确定的理念，是我们一贯的价值自觉和价值诉求，也可以视为我们党建设美好社会创造幸福生活的崇高目标在新闻事业中的反映。其中还蕴含有中华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以和为贵的基因。而西方建设性新闻中的建设性则出自于媒介责任理论，是对长期盛行的消极新闻传统的批判、纠偏和补充。这当然也反映了西方新闻专业理念的多样性、变革性和创新性特征，也是一种进步。
正是西方新闻理念的这一变革和进步，为我们重新认识正面报道方针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得到了一个新的佐证。它从另一视角帮助我们确认正面报道的科学性、合理性，从而进一步理解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增进对它的认同感，端正对正面报道的态度。它告诉我们，在建设性的价值意义被全球更多媒体人所认识，并成为自觉追求时，我们对充分体现建设性的正面报道更须一以贯之地坚持，而且应该做得更好。无庸讳言，正面报道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但这些并不能成为否定正面报道科学性、合理性的理由。特别是进入互联网时代，新闻舆论场域的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给社会舆论引导乃至整个国家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这就更需要理解“建设性”的价值，坚持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把建设性的思想理念贯彻到网上网下的新闻传播活动之中，发挥其形成共识、凝聚人心、创造公共福祉、推动社会进步的正向作用。
启示：要在各个方面体现“建设性”
深入理解建设性新闻的理论和实践，不仅可以帮助进一步增强对正面报道的认同，还可以从多个方面对我们创新优化正面报道提供借鉴和启示。这也是引介建设性新闻的中国意义所在。
其一，对于社会矛盾问题不能止于揭示呈现，同时应该予以客观理性的分析剖解，尽可能地提供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方案。偏爱揭示真相、揭露问题和揭穿骗局，这是西方新闻记者的惯常做法，也是西方公众对新闻认知的普遍性心态。建设性新闻倡导者认识到，相比较而言，如果能在揭示矛盾的基础上，对问题作出有洞见的分析揭示，并提供有效的解决思路对策，则更能为社会公众“赋能”“提振”。正因为如此，建设性新闻力倡“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框架去报道社会问题”，“‘解决’是建设性新闻理论的一个典型标签”。这告诉我们，正面报道一定要在分析社会矛盾、解决问题上有所作为，要强化“解决”意识，把“解决问题”的文章做足。比单纯呈现、揭示问题和矛盾更重要的是研究问题、分析问题，是为深入认识问题、正确解决问题寻找方法、思路和对策。这是实现正面报道“建设性”的重点所在，也是对新时代新闻工作者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考验。新传播格局下主流媒体新闻传播内容的创新，应该将其作为一个努力方向，在解决问题中出思想、出智慧，让媒体当好“思想库”“智囊团”。
其二，以积极的态度和努力引领社会意见，凝聚社会共识。作为追求更好地造福公众与服务社会的新的范式和新闻改革运动，建设性新闻主张忠于新闻核心价值，一方面通过鼓舞人心的积极叙事，寻找可转化为行动的观点资源并提出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努力主张并践行吸纳更多的声音和观点，鼓励公众以积极健康的态度，展开对问题的讨论，在包容性和多样化的共存中实现民主协商的目的，防止情绪化的意见对抗。同时，通过提供全面的新闻背景资源，培养良性的舆论语境，帮助人们全面、准确、客观地认识理解公共事件，从而为引领社会意见、形成社会共识提供思想基础。这一点对我们的启示也是不言而喻的。当下大家都能看到的现实景况是，新的传播环境下，众声喧哗，意见纷呈，社会分歧加大，特别是在突发重大公共事件袭来时，网上网下舆情会更加复杂。这次抗疫实践进一步证明了主流媒体在引领社会意见中负有多大责任。所以，主流媒体在用党的创新理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受众，统一社会认识，形成社会共识，防止社会意见分化散裂这些事关社会有效治理的重大问题上，必须有更加坚定的态度、更加可行的办法。
其三，致力于培养积极健康的社会心理，把激励受众的成就与幸福作为重要目标，优化社会心态。研究者指出：“积极的情绪，譬如喜悦、兴趣、满足和爱等元素，能够‘扩展’人们的正面认知和积极行为倾向。虽然这种影响并非立竿见影，但日积月累，积极的情绪状态……有助于促进长期福祉和优良心理资源的‘建构’。”因此，“正面的情感安置与注入积极的情绪是改善新闻基调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建设性新闻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所以，建设性新闻着力于挖掘展示社会的积极因素，以“构筑良性情绪的循环系统”。即使是负面报道，也从中挖掘积极的元素，给人“看得见的希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优化社会心态，建好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是我们面临的艰巨任务。而搞好社会心理建设，培养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有赖于各方面的努力。实践表明，任何社会心态的形成，都有媒体这只“有形的手”在起着或有形或无形的作用。媒体的作用归根到底就表现在对人的精神影响和塑造上。所以，媒体如何实施“积极的情绪策略”，“成为社会心理治疗师”，让受众从各种新闻报道中得到“更为积极的阅读反馈”，产生更多理性健康的、向上向善的正面情绪，看到希望，增强信心，培养良知，增进成就感和幸福感，这也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研究的重要问题。
其四，充分尊重公众的参与性，引导公众在建设性的框架内贡献事实，交流观点，提供方案，开掘群众智慧，搞好公共建设。建设性新闻倡导公众导向，赋权于民，在其兴起过程中“包含有一种从告知新闻向对话新闻的转向”。所以，注重构建“更具公众介入性和关联性的积极新闻报道形式”，要让“公众在新闻的阅读过程中提升对建设性项目、创新和方案的参与意识”，在广泛的协商讨论中发掘蕴藏在公众之中的智慧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推动公共建设事业的发展。这告诉我们，要充分尊重受众参与传播、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激发受众参与传播、参与公共建设的热情。对有些重大事件重要问题，主动积极地构建平台，吸引公众关注讨论，积极建言，献计献策。要善于引导，将建设性精神贯彻到群众性的讨论之中，使讨论的过程变成群策群力、集思广益，以获得最大公约数和最佳方案的过程。
（载《传媒观察》2020年06月号，原文约10000字，标题为：建设性新闻的中国意义探赜。此为节选，图表和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蔡惠福，囯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张小平，囯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