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江苏网讯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要针对这次应对疫情中暴露出的明显短板，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如何提高能力与水平？在首届2020长三角健康峰会（溧水）暨中医药博览会上，中医药领域专家学者围绕如何完善优化公共卫生体系、应急管理各抒己见。

卫生应急管理暴露短板与不足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打赢了疫情防控战，从初期的混乱到后期的胜利，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与此同时，在重大疫情防控方面，我国应急管理体系方面存在的短板和不足开始显现和暴露。

“我国在应对传染病大流行的经验方面，与欧美国家不同。”华东科技大学健康政策与管理研究院方鹏骞说，欧美国家遭遇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一遇”，上次发生在西班牙大流感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但我国在最近17年内先后经历非典、新甲流、新冠肺炎3次传染病疫情。

“我们问题出在哪？整个医疗卫生费用投入在增加，但是公共卫生的投入在下降。”方鹏骞一针见血的指出。根据健康中国2030年的目标，到2030年我国人民主要健康指标要达到高水平国家，这对我国应急管理体系中的公共卫生投入提出更高要求。

“政府财政投入机制有待进一步优化，政府对公共卫生和疾控投入‘重硬件，轻运行机制和人才投入’。”方鹏骞举例，此次疫情，政府加大卫生领域投入，但有的地方还是扩大医院的规模和建立新的医院，没有认识到应该投入到公共卫生和基层卫生及疾病预防控制。

“对人才投入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方鹏骞提供的数据统计显示，在武汉市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中，有30%的卫生技术人员学历在本科以下，传染病防控机构专业人员仅有72名，专业应急人员仅有25名，无法满足服务武汉全市1200万人的人口数量。

方鹏骞还表示，预防为主的理念在我国社会有效落实还是不够，公共卫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不清，预防为主还是停留在口头上。再者，重疫轻防、医防分离、卫生应急链碎片化现象普遍存在，在重大疫情发生时未能发挥早期发现、早期救治、早期控制的作用。针对重大疫情防控救治的地方法规和部门规范性文件准备不足。

中医药应急防治有效率达80%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各省第一时间制订了中医药防治的方案，出台了相关的推进中医药参与救治工作的时间点。权威数据统计，今年1月20日，已有省份制订出来中医药防治方案，到2月17日，全国已有28个省份出台相应的中医药治疗方案。从各个省份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医药参与率和治愈率比较高。再从中医有效率来看，截止到2月28日，大部分的省份有效率都在80%以上，很多都在90%，19个省份超过了95%。

“中医药参与防治的模式中，‘武昌模式’非常亮眼。”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员院长李瑞锋介绍，“武昌模式”是指通过在社区发放通用药方，对集中隔离人群和社区密切接触者做到有效预防，避免交叉感染。他提到，此次中医药还“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由于患者体质不同，服用中药的效果也不同；此次疫情中紧急开发出手机APP记录患者服药数据，患者可通过扫描二维码与专业医生对话，接受服药指导，做到“千人千面”。

“中医药尚未全面纳入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中医类医院公共卫生应急中相对缺位，中医药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方面的人才队伍不足。”李瑞锋坦言，疫情刚扩散时，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冲锋陷阵”，中医药专家队伍更是拼尽全力，但是他们的功能定位和权利责任无法体现在文件规定上，更多的是随机性，没有建立起常态化机制；他建议中医药纳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机制预案。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案早已完备，但这次应对依旧“手忙脚乱”，问题出在哪？李瑞锋认为，目前指定预案大多都是静态，没有“动”起来。“预案指定了要演练，否则就是‘一纸空文’，我们缺演练。”李瑞锋说，就算演练常态化，但是应急预案里大多没有纳入中医药，更别谈演练实战。

中医药医疗机构到底有没有能力对应对卫生应急管理？在李瑞锋看来，在本次突发卫生公共事件中，中医药医疗机构救治病人有部分缺位，在国家确定的定点医院和发热门诊中，中医类医疗机构较少。同样，中医类医疗机构缺乏救治的充分条件，从专业角度出发，医院要能够救治新冠肺炎患者，一定是具备多学科救治团队，这一点在中医类医疗机构也是短板。李瑞锋还指出，中医院医护人员应对突发传染病的能力不足。以武汉为例，第一个上报疫情的是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医生。“所有科室的医生都应该具备应急传染病的防控意识。”李瑞锋说，传染病遇到的第一道关卡医院，要守好第一道门。

期待多个机制体系出台优化应急管理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再次向我们敲响警钟，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完善突发重特大疫情防控规范和应急救治管理办法及预案，显得非常紧迫。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下一步棋怎么“下”，专家学者提出应建立平战结合、医防协同、机构协作、人才培养机制四个机制，完善应急管理体系。

“疾病控制体系、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和医疗救助体系是重大传染病防控的三架马车。”方鹏骞表示，应急管理体系应该建立四个机制。他说，平时的应急演习是为“战”时的疫情爆发做准备，疾病从来没有完全靠临床去解决的先例。在医防协同上必须让医院和疾病防控机构协同合作，因为百姓看病去的是医院，所以医院应该有天然的疾病防控的职责。在人才培养上要将传染病的教育贯穿到整个大学教育中，特别是公共卫生学院培养的学生。

和李瑞锋的观点一致，方鹏骞同样认为在这次疫情中，应急预案没有发挥很大作用，包括方舱医院选址等，都是临时决定。“过去的预案已经落后了，要重新科学规划定制。”方鹏骞说。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也亟待改革。”方鹏骞认为，公共卫生监督执法工作需加强，涉及到疫情上报、舆情响应等问题，谁上报谁响应都要明确。“这次武汉成立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委员会，并作为市委市政府一级机构，统筹资源安排。”方鹏骞举例说，政府可以引导建立公共卫生机构、医疗机构以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定期协同、会商、协商和容错机制。

李瑞锋则建议在在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优化中加入中西医结合要素。“修订预案时要把中医药专家、队伍机构纳入其中。建立联合制订诊疗方案、联合查房会诊、联合救治病人的机制。”李瑞锋表示，从制度上保障中医药深度融入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同时，中医药医疗机构要加强自身建设和联动，建立传染科或者传染病科，在基层发挥中医药的预防作用。

记者 张宣 仲崇山

摄影 余萍 万程鹏 蒋文超 陈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