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思考
党内政治文化是在一定的党内政治生活当中发展的，对党内政治、政治生态起到规范引领和导向作用。有什么样的政治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生活，形成什么样的政治生态。在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于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讲的就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从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政治生活的关系来看，党内政治文化是党内政治生活的灵魂，党内政治文化是党内政治生活的精神土壤，影响党员政治行为，在党员政治生活中发挥价值规范作用。党内政治文化积极健康，党内政治生活就风清气正。从党内政治文化和党内政治生态的关系来看，党内政治文化对于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政治生态实际上是把生态学理论引入到政治学领域产生的一个概念。举个例子，一个池塘当中，一条鱼两条鱼死了，可能是鱼的问题；如果一群鱼死了，很可能就是生态出了问题。如果说一个政党的政治生态就像一个池塘，那么政治文化就像是水，党员就是鱼。对于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曾经使用过“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的表述。政治生态怎样才能风清气正呢？能做到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政治生态就会山清水秀，就会风清气正。虽然党内政治文化对党内政治生态的影响不像党内法规制度那样刚性，它是一种渐进式的“润物细无声”，要经过长期的熏陶，但一旦形成，就会稳定持续地影响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等方面，对于党内政治生态具有持久的影响力。
如何以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主要有三个要素，就是健康的政治意识，规范的政治行为，健全的政治制度。其一，以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来培育政治意识。政治意识是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价值取向，健康的政治意识有利于养成规范的政治行为，制定良好的政治制度，从而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党内政治文化集党内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制度文化于一体，党内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都要通过党员或党组织的政治情感表示出来，需要通过思想教育、理论学习来培育，因此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要坚定不移地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旗帜鲜明抵制官本位、特权思想等价值取向的“政治亚文化”的侵蚀，弘扬以忠诚担当为核心价值追求的党内政治文化。其二，以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来规范政治行为。只有规范了政治行为，在党员干部之间建立起透明、包容、规则、共赢的理念，并将之上升为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才能充分形成有序、健康、和谐、共享的政治生态。党的政治文化既体现为整体形态，作为组织文化对全党发生作用，规范全党的政治行为；同时还体现为个体形态，通过党员的个人行为、价值理念展示出来。其三，以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来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从文化和制度的辩证关系来看，文化是制度的灵魂和精神动力，制度是文化的载体和重要保障。在一定意义上讲，党内政治文化实质上就是党内制度规范、组织体系等因素的内化或制度化成果。要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生态，建立健全党内政治文化的相关制度，就要善于把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要求运用于各项制度之中，把我们党的价值取向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成为每一个党员干部应该具备的政治品德，更成为每一个党员干部必须做到的行为准则，使全体党员干部沿着法治化、制度化轨道前行。（作者为江苏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桑学成）
学习漫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政治生态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容易受到污染。”“功成不必在我并不是消极、怠政、不作为，而是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
政德、政风、政绩三者具有内在逻辑关联，新时代的党员领导干部，应胸怀政德，塑造良好政风，创造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政绩。
政德乃为政之本，塑风气之资，立政绩之道。在2015年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因此党员干部必须重视学习尤其是经典理论学习，时刻注重自我反省，严于律己，秉公用权，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铸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将政德内化于心，外见之行，从而在实际工作中施德政、行善治。
政风乃执政之要，借政德而塑，保政绩不失。倘若党员干部其身不正，不仅个人会出问题，也会贻害一个地区、一个机构、一个团队，不可忽视。因此政风怎么塑，关乎深远。作为“关键少数”的主要领导干部，对于政风塑造的作用极其重要。广大领导干部应“自觉担当领导责任和示范责任，把自己摆进去、把思想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形成‘头雁效应’”。要有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的决心信心，加强教育引导，注重破立并举，凭借政德来塑政风，为实绩佳绩保驾护航，逐渐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政绩乃施政之果，由政德铸魂，依政风引导。政绩之精要，无非一个“实”字。它必须经得起人民群众、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它一定是良好政德培育和优良政风熏陶下的结果。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实实在在为人民谋幸福，为地方谋发展，这是从政的原则。领导干部必须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决策用权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符合科学，知行合一，谨记初心，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
修政德，塑政风，谋政绩，重中之重在于德。政德是形成良好政风之本，领导干部要严私德、守公德，以明大德。成风化人，以身示范，从而塑造健康的政治生态。领导干部要常怀功成不必在我之心，胸藏成功必须有我之念，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最终形成政德、政风、政绩表里结合、互相促进的生动局面，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事业取得扎实进展。
（作者为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中国史教研室副主任 王学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代中国立法发展处于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的中国立法发展，是国家治理领域中的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也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历史过程，需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持续不懈的艰苦努力。十九大基于新时代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战略考量，强调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因之，当代中国立法领域已经或正在发生极为深刻的革命性变化。
其一，着力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法治体系是一个反映国家法治运行状态的法治共同体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衡量国家法治现代化水准的基本测度。法治体系的基本细胞是法律规范。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是法律体系内在和谐一致性的必然要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前提和基础。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的不懈努力，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以后，面对社会转型时期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立法工作的任务依然繁重而艰巨。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鲜明地展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代中国法治发展规律认识的崭新飞跃。
其二，坚持党领导立法的重大政治原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本政治保证，也是新时代坚持立法工作正确政治方向的重大政治原则，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全面依法治国，加快立法发展，努力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要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决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领导立法”的重大政治原则。诚如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坚持党的领导，不是一句空的口号，必须具体体现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上。”正是在这一思想原则的指导下，2016年2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加强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意见》，对党领导立法的指导思想、主要原则、制度机制和方式方法等作出了具体规定，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立法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其三，健全人大及其常委会主导立法的体制机制。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这一状况的客观存在，一定程度上与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不足有所关联。因之，充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已经成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进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抉择。基于此，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充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作出了具体制度设计与安排。
其四，改革和完善立法体制。立法体制是国家治理体制的重要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法治发展的进程及其走向。中国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必然影响或制约着各个区域法治发展的进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任务，立法体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使之在推动治国理政基础性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从地方没有立法权，到赋予省一级地方立法权，再到少数设区的市拥有地方立法权，进而到所有设区的市均被赋予地方立法权，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人大制度的完整立法体系。这是一个与国家现代化和法治发展进程相适应的循序渐进、逐步放开的过程，是当代中国立法体制的一次重大变革，在当代中国法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
其五，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制度建设。制定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地方政府规章，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使管理职权的必然要求。基于此，现行宪法、立法法和地方组织法对国家行政机关的立法权限作出了相应的规定，由此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立法体系。这对于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动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应当看到，如何有效防止立法工作中的部门化倾向，规范授权立法和规章制定行为，是推进政府立法制度建设不可回避的事项。显然，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的时代条件下，政府立法制度建设和实践探索正在向纵深推进。
其六，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构成良法善治的基本价值准则。现代化的良好法律通常是与诸如自由、平等、权利等价值要素内在地联结在一起的，从而构成良法善治的基础与价值尺度。当代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权利发展的新时代，社会的转型变革进程与社会主体的自主性发展过程交织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维护社会正义、实现人民福祉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立法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一项重大议题。在新时代的立法发展领城，必须紧扣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深刻把握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对于制订良好的法律的根本性的基础性的价值意义，进而体现良法善治对于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要求，“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
其七，更加充分发挥立法的利益调整与平衡功能。调整与平衡正义和秩序之间的关系，努力建构体现公平正义要求的有机的社会秩序，是立法发展的基本功能。在当下中国急剧变革的社会转型时期，在依法确认与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立法调整的职能作用，促进社会有机体的健康稳定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立法发展的一项紧迫课题。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强化问题意识，树立良法善治理念，妥善处理好正义与秩序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立法的协调和平衡利益关系的职能作用，从而为大变革时代的中国社会转型发展及其现代化进程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
其八，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的有效衔接。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正在成为推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强大动力。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立法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正是遵循在法治化轨道上推进改革的指导思想，当代中国改革决策与立法工作有机衔接、相互促进，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进程呈现出崭新的局面。立法与改革决策的有机衔接、相互促进，已经成为有力推动改革与立法发展的生动实践，“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鲜明展示了新时代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时代走向。
（作者为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院长、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公丕祥）
围绕“马克思的人生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这一主题，本报记者访谈了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颜晓峰教授。
记者：作为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不仅以其思想和实践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同时更以其人格力量广泛影响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马克思的理论创造与其人格魅力之间有什么内在关联？
颜晓峰：马克思是“我著故我在”的理论家，也是投身于“现实世界革命化”、将其理想信念付诸行动的实践家；是创立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的作者，也是虔诚信仰、知行合一、高尚美好的真人。马克思之所以成为伟人，是由于他用一生的钻研和实践来证明、坚守献身精神；是由于他有着“究天人之际”的大境界，有着为先进阶级代言的大胸襟；是由于他为人类解放坚定不移、坚持不懈，无私奋斗、奉献一生。马克思有着矢志不渝追求理想的人格力量。他出身于有产者，却自觉担当工人利益的代言人，成为为工人解放而奋斗的领袖。马克思研究利润、资本和财富，却没有用于自己赚取利润、增值资本、积累财富。马克思有着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境界。物理科学需要牛顿并且产生了牛顿，生物科学需要达尔文并且产生了达尔文，历史科学则需要马克思并且产生了马克思。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的规律，拨去了历史领域的迷雾，他的著作蕴含着“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磅礴气势，是无产者的“圣经”。他不是仅仅地研究“天赋人权”，而是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改变不合理的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
记者：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如何理解“社会化的人”的深刻内涵？
颜晓峰：“社会化的人”是马克思提出的人的社会性发展的高级阶段，是指人摆脱了某些地理局限与社会局限，与世界的物质与精神生产发生实际的获得与享用关系，成为“经验上普遍的个人”，而且没有强加的特殊的活动范围或固定的社会活动，“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人的社会化是通过多种途径在历史演进中实现的，是人在社会实践中，依靠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创造出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活动方式，也就是依靠各种创新，使人愈益社会化，使人只有在社会的普遍联系与普遍交往中才能生存与发展。人的社会化与世界的社会化，即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是同一个过程，这种转变的推动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创新与市场创新。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普遍交换体系的建立，个人通过市场交换而与世界历史相联系，从地域性的存在过渡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从抽象的社会性存在转变为经验的社会性存在，从地区性的共同体活动扩大为世界性的人类的活动，发展了人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化程度。
记者：马克思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关注人类解放问题的？他对“人”的问题的关注，与以往的思想家有何本质区别？
颜晓峰：19世纪显示了人类历史上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得到了迅速发展，它们创造了奇迹般的物质财富，同时也造成了劳动对象化的异化。马克思清醒地看到：人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与以往的思想家不同，人的问题是马克思最为关注的问题。即使是现代西方思想家，也承认马克思对人的价值与命运所抱的强烈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人的标准往往被一些经济学所忽略，但这却是经济学的深层问题，也就是人的一切经济努力究竟是为了什么，究竟能得到什么。马克思坚信人所创造的社会的新生力量，能够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并很好地发挥作用。马克思认为，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的生产形式，在适当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变成人类发展的源泉；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和在最适合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由王国，只能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
记者：恩格斯说过，“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革命家，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的解放是其毕生的事业。”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理论首先可以看作一种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马克思对于人类解放思想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什么？
颜晓峰：人类解放不是虚幻的臆想，而是人与世界矛盾运动的发展趋势，是人创造人的历史的进化方向，是人根据人的要求提出的自己应该解决和能够解决的历史任务。马克思和恩格斯清醒认识到，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人类解放依靠历史活动中的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关系的进步，这要通过实际的社会革命与社会进步才能达到。社会创新所推动的社会关系的进步，为人的解放创造了社会条件。每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总要消除以往社会关系中的部分缺陷，为人的发展提供更加良好的环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进步，人类解放在普遍的范围内进入新的层次。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时代意义，其中包括：人的劳动应该是自由的生命表现；人在不直接受肉体需要的支配的情况下也从事生产；人的生产活动不仅仅是实现物的价值，而且是实现人的价值，是全体人的全面发展；人应具有人类整体生存和延续的意识，从狭隘的人的尺度过渡到真正的人的尺度，等等。
本报记者 陈立民
声 音
省委鲜明指出，要通过思想的大解放，推进改革再深入、实践再创新、工作再抓实。江苏银行党委认真贯彻省委部署，扎实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推动全行干部员工进一步坚定信念、更新理念、转变观念，努力以思想大解放开辟江苏银行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以思想大解放促进政治站位再提高。解放思想是破立并举的过程，既有破也有立。这个立，就是要把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来，并用这一新思想来审视我们的观念、检验我们的行动，荡涤清除与之不相适应的地方。如果我们不能主动去学、深入去学、对标去学，就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就会出现身体进入了新时代、思想还停留在“过去时”的情况。现阶段解放思想，首要的就是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好标、定准向，在新思想中找思路、找方法，并在新思想的指导下去创造、去突破。我们要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路，按照省委“六个高质量发展”新要求，真正把新发展理念根植于内心深处、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于工作始终，自觉将江苏银行放到全省、全国乃至世界大格局中来审视和考量，找准薄弱点、聚焦点、攻坚点，在补短固优中走好高质量的转型发展之路，争做贯彻落实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的带头行、示范行。
以思想大解放促进服务实体经济力度再加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银行业的解放思想，就是要贯彻习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回归金融本源，把更多资源集聚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不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我们将紧扣产业转型升级，把服务先进制造业作为主攻方向，深耕新能源、智能制造等领域，支持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有保有压支持传统企业优化升级，对于有技改需求、产能整合需求的企业积极提供金融服务，对于产能过剩行业坚决压缩授信规模，努力实现制造业实贷占比、先进制造业占比双提升。我们将紧扣经济发展薄弱环节，持续创新定制化的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着力为小微、“三农”、绿色环保、创业创新等民生领域提供有效金融服务，形成商业可持续、风险可管控的普惠金融服务模式；积极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聚焦特色产业、定点扶贫、农村电子商务等领域，开展精准培育，推进产业富民。我们将紧扣新经济新动能，改变过多依赖政府融资平台等传统路径，聚焦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小巨人，进一步探索投贷联动新模式，打造基础更坚实、特色更鲜明、亮点更突出的科技金融品牌；围绕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等客户，着力健全全周期、全流程、全方位的人才金融服务机制，为企业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提供支持。
以思想大解放促进自身转型发展再升级。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金融对外开放步伐加快，金融监管持续强化，银行业竞争日益激烈；任何安于现状、因循守旧的思想，都会阻碍发展、导致落后。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了转型变革的力度。我们必须把解放思想作为推动新一轮改革创新的当头炮，以思想的解放推动改革的深化，以创新的先机赢得发展的主动。必须更加自觉地促进结构优化，正确处理质量和速度、效益和规模、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围绕价值创造，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提高内生增长能力；围绕战略方向，抢抓零售业务战略机遇，加快实现对标赶超；围绕监管导向，加快资管、同业业务转型，深挖资产证券化、金融市场和托管业务机会，确保创新业务健康持续发展。必须更加主动地深化金融科技应用，加强对前沿技术的跟进研究，进一步强化数字化的服务基础，拓展场景化的服务渠道，构建平台化的服务模式，不断提升智慧化服务水平；进一步深化物联网、区块链及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实现扁平化、实时化、智能化管理，努力打造最具互联网大数据基因的银行，不断促进服务效能提升。必须更加有效地防控金融风险，牢牢树立合规就是最大竞争力的理念，落实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的监管导向，抓好金融乱象治理，改进风险防控手段，严格执行资管新规，完善监督体系，处理好控风险与增效益的关系，既要避免只追求收益忽视风险的妄为，也要避免害怕风险罔顾收益的不为，持续保持资产质量优于上市银行平均水平，避免发生重大风险事件及案件。
以思想大解放促进干部员工活力再激发。走好新时代江苏银行转型发展的长征路，需要全行干部员工勠力同心、艰苦奋斗。要以思想大解放激发全员创新活力，提振干部员工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让每位员工的智慧充分释放，创造的力量充分涌流。要在干部管理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认真落实省委鼓励激励、容错纠错、能上能下“三项机制”，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旗帜鲜明为负责者负责、为担当者担当，更加有效地调动和保护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满怀热情关心关爱干部员工，畅通员工的培养、评价、使用和保障机制，充分释放人才红利，把江苏银行打造成为培养金融人才、激发创新思维的高地。要在作风建设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强化全行一盘棋的大局意识，着眼于经营发展大局，打破部门、条线分割，切实增强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倡导先人一步、快人一拍的争先精神，优化业务流程，提高办事效率，保持全行上下政策的敏感、市场的敏锐和行动的敏捷，以高效的服务赢得客户、赢得市场；树立重心下移、资源下沉的基层导向，打通服务客户的最后一公里，推动人财物向基层倾斜，切实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努力形成工作思路上分支行跟着总行走、工作推动上总分行围着基层转的生动格局。要在从严治党、从严治行上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绝不是脱离实际、违背规律的空想乱想，而是遵章守纪、坚守底线前提下的敢于突破、潜能激发，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行，为解放思想提供根本保证。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将党的领导贯穿于公司治理的全过程，把红色基因融入江苏银行的软实力，打造企业发展的红色引擎。要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以铁的纪律、铁的作风锻造过硬队伍，净化政治生态，防范金融风险，营造风清气正、心齐气顺的发展环境。
（作者为江苏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夏 平）
学思用
近年来，全省上下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围绕创新发展时代主题，狠抓企业、产品、平台、融合、政策等创新举措的落实，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已经成为江苏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截至去年底，全省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46886家，占规模以上工业的97.4%，总数占全国1/8；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销售收入、利润总额分别为10.1万亿元、9.7万亿元和6567亿元，均占全省规上工业的60%以上。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超过10万家，累计认定省级科技小巨人企业260家、省级专精特新产品420个，培育省级示范智能车间455个、星级数字企业3万家。中小企业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年均增长40%以上，创造了全省65%的发明专利、75%以上的企业技术创新和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
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是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要任务，是《中小企业促进法》明确的法定职责，是推进制造强省建设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备的动力基础。新时代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我省中小企业原有的低要素成本等优势已不复存在，传统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新技术新平台新业态的出现，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倒逼中小企业必须加快技术创新。从中小企业自身看，中小企业创新投入偏低、创新基础薄弱、创新要素不足的问题仍然存在。从中小企业创新的外部环境看，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局面尚未形成，中小企业与产业政策融合对接不够，创新服务体系有待完善，促进创新成果向中小企业集聚的路径需要畅通；创新政策落实的有效性、工作指导的针对性有待提高，部门联动的协调性、破解难题的主动性有待加强，在普惠性财税政策支持上需要进一步探索，融资难、融资贵仍很突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小企业创新发展重点要从六个方面着力。
着力培育创新型企业，提升企业竞争实力。一是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引导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二是培育单项冠军企业，到2020年，争创全国单项冠军100家、“四新”领域高成长隐形小巨人企业200家、省级专精特新隐形冠军企业500家。三是培育高成长型企业，推动一批潜在独角兽企业爆发式成长。
着力建设创新服务体系，提高精准服务能力。一是建设创新服务平台，力争到2020年建设省级三星级以上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500个。二是推动中小企业上云，全年新增3万家企业上云，认定一批星级上云企业。三是健全产学研紧密合作机制，梳理公布高校、科研院所创新成果与企业发展需求，加快科技成果对接转化应用。
着力提高互联网应用水平，推动企业数字化智能化。一是注重政策引导，深入推进“互联网＋小微企业”行动计划。二是注重经验推广，到2020年，培育10家有影响力的行业互联网应用平台和50家行业应用典型企业。三是注重装备改造升级，加快中小企业制造能力和资源开放共享，重点推动全省2万家亿元以上中小制造企业装备改造升级。
着力增强自我创新活力，提升企业素质。一是提高管理水平，引导中小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激发企业的创新发展活力。二是提高知识产权创造应用水平，突出抓好知识产权转化，促进知识产权变现，激发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创造活力。三是培育创新人才，积极培育和引进创新型企业家群体，关注做好企业家代际传承，引导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型。
着力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推进产业集群发展。一是打造“双创”新格局，加快建设一批创新创业载体、扶持一批创新创业项目、培育一批专业化小巨人企业、打造一批公共服务平台。二是推动集群新提升，根据省政府确立的13个产业集群培育要求，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万亿级产业集群，加快培育产业集群龙头骨干企业。三是拓展市场新空间，进一步扩大中小企业国际、国内合作以及与大企业合作，推动大中小企业加强产销对接。
着力落实惠企政策，营造良好创新环境。一是狠抓创新政策落实，建立跨部门的政策信息互联网发布平台，进一步梳理创新政策，尤其是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和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落实。二是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争取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和担保基金支持，完善融资担保体系，推动企业直接融资。三是优化政务环境，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为中小企业提供快捷便利高效的服务。
（作者为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祁 彪）
三做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打铁必须自身硬”，这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目标和要求作出的总括式界定，更是对广大纪检监察干部提出的严格要求。执纪者必先守纪，律人者必先律己。纪检监察干部必须做到“四个过硬”，方能不负党和人民重托，担当起全面从严治党重任，让反腐利剑永不蒙尘。
政治过硬，对党忠诚坚定，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纪委监委是政治机关，打铁必须自身硬，讲政治是硬度的根本保证，纪检监察干部必须把讲政治和对党绝对忠诚放在第一位，在政治上做一块钢铁、成为政治上的明白人，才能配得上“铁打的打铁人”这个称号。政治过硬，就是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工作、推动实践。政治过硬，还要始终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政治过硬，更要始终在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守纪检监察干部忠诚坚定的政治本色，旗帜鲜明讲政治，服务中心顾大局。
业务过硬，提升自身能力，做业务上的内行人。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全面从严治党正不断向纵深推进，面对全覆盖、无禁区、零容忍的反腐新要求，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必须主动适应监督全覆盖带来的新挑战。没有金刚钻，就揽不了瓷器活，纪检监察干部必须业务能力过硬，才能履好职、尽好责。业务过硬，就是要熟知党章、党规、党纪，准确掌握法律、法规、条例、政策；既要善于执纪，也要善于执法，还要注重纪法贯通、法法衔接。业务过硬，还要掌握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既要坚持传承好老经验老做法，又要勇于自我革新，探索创新新方法新手段。业务过硬，更要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做好学思践悟，坚持学中干、干中学，积极参加以案代训、岗位练兵、跟班锻炼等活动，同时用好纪律和法律两把尺子。
品行过硬，秉持公道正派，做品行上的本分人。纪检监察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公道正派是纪检监察干部必须具备的职业道德，更是其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为人正直是立身之本，做人是做官的基础，纪检监察干部更要按照公道正派的高标准和严要求来严格要求自己。品行过硬，就是要经常改造自己的思想，时刻检视自己的言行，自重慎微、自省慎思、自警慎权、自励慎行，始终做到行得正、走得直、坐得端。办事公道是处事之基。当前社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在人情干扰、威逼利诱等各种情况下如何顶住压力秉公执纪，对每个纪检监察干部都是一种严峻考验。品行过硬，还要永葆初心、永为善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公正、法治、诚信、友善等作为座右铭。品行过硬，更要把按章办事作为必然选择，把慎之又慎作为内在要求，真正树立起纪检监察干部言之有据、行之有节、处之有度的风范。
作风过硬，坚持求真务实，做作风上的清白人。作风过硬，就是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实事求是，常赴基层掌握第一手资料，寻找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就是要发扬敬业精神，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到本职工作上。作风过硬，还要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作为行动指南，坚决抵制和反对“四风”问题侵染；同时主动接受党内监督、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养成在受约束和监督的环境下工作和生活的习惯。作风过硬，更要坚守原则立场，敢于唱黑脸、当包公，坚决不做老好人，勇于同一切违规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同时严守工作和廉洁纪律，坚决防止灯下黑，自觉净化生活圈、社交圈、娱乐圈，做到八小时内外一个样。
新时代、新起点、新征程，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必须以崭新的姿态直面机遇与挑战，始终保持定力、耐力和活力，敢于动真、碰硬、克难，用“四个过硬”书写忠诚、干净、担当，坚决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让惩恶扬善的反腐利剑永葆锋芒。
（作者为泗阳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 李启旺）
县委书记讲坛
我省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看经济增长的动力，不仅要观察旧引擎，更要关注新动能。崇川区以创新开放的思维举措提升崇川的城市能级，着力推动动力变革、效率变革、质量变革。全区地区生产总值、服务业增加值、社消零总额、进出口总额、服务业增加值GDP占比等指标连续3年蝉联南通市第一。
经济密度为抓手，提升发展能级。面对空间资源的天花板约束，崇川区选取苏州姑苏区、无锡梁溪区、宁波海曙区、佛山禅城区4个主城区对标找差，发现崇川地均GDP差距8.36%左右，人均GDP差距4.22%左右，经济、建设、人口这3项密度偏低，折射出崇川区城市定位不高、规划引领不强、政策引导不足、工作推进不力。问题就是工作导向，崇川区制定了3年行动计划，着力提高地均产出和人均产出，追求更高质量的GDP。一方面突破空间资源瓶颈，坚决淘汰低端的、能耗较大的，以及产业链比较前端的产业，另一方面提升土地资源配置效益。同时，大力发展总部经济、楼宇经济、智能应用等，不断提升土地经济承载容量，助推一批投入产出比高、对土地空间要求小的高新产业成为崇川区经济新支柱。截至2017年，崇川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55%，位列全市第二。
配置资源为核心，提升集聚能级。资源配置功能是城市的核心功能，是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崇川区引入科技金融、知识产权、第三方服务、公共研发、人才招聘培训等平台，促进城市功能性机构高度集聚。通过设立崇海基金等产业引导基金，推动资本等科创要素自由流动。通过科技创新，打造国内领先的生物医学工程特色示范基地和智慧医疗装备产业基地，加快人才聚集。围绕“时尚文化+文化创意”，发展新兴业态，孵化出左岸意库文创街区等一批文化产业项目。当前，崇川区新兴业态占GDP比重逐年提升，新兴业态支撑力逐步转强。产业集群作为当代产业生存与发展最有效的组织形态，在集聚生产要素、优化资源配置、加快制度创新、营造产业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创新策源为动力，提升核心能级。增强城市创新策源能力，一方面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科技创新的前瞻布局，促使崇川区努力成为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的重要策源地；另一方面要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抢抓先机，积极开展前沿技术研究，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比如，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中远船务不断加快转型升级，多项技术稳居世界第一，抢占了高端船舶产业高地。2017年，中远川崎船舶制造智能化车间项目入围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此外，崇川区不断提高成果转化效率，中远海运川崎2万TEU级集装箱船项目，首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2万TEU级集装箱船“白羊座”“狮子座”，今年已正式交付使用。通过智能车间、智慧工厂建设，金通灵、铁人运动、通富微电等重点企业智能生产、管理已经进入行业领先水平。
营商环境为支撑，提升服务能级。优化营商环境是提升城市能级的生命线，崇川区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大力促进行政审批提速，市场主体登记领域采取全集中模式，审批时限压缩80%，审批材料压缩20%，全流程开办企业实现3个工作日完成审批。成立项目代办队伍，无偿代办项目所有行政审批事项，全力做好企业“店小二”，在全社会营造尊商、亲商、扶商、安商的良好氛围。在开办企业、跨境贸易、建筑施工、公用事业服务、法制环境建设上，减环节、减时间、减费用，实现流程再造，营造文明的国际化营商环境，促使企业投资信心大增。比如，台塑南亚集团1996年注册资金1000万美元、投资2500万美元，今年其注册资金1.7亿美元、总投资额达4.6亿美元。现在，崇川区强力打造创业导师+专业孵化+创业投资的服务模式，为创业项目和企业免费提供创业公共服务以及食堂、公寓等生活服务，保障创业人才安居乐业。
（作者为南通市政协副主席、崇川区委书记 吴 旭）
对文化界乃至社会各界来说，推进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都是一个重要命题。故宫有着将近600年的历史，故宫博物院也已经93岁了。它是否需要继续解放思想、提高文化质量，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要提高它的文化质量，首先我们要找出它存在哪些问题。
其一，故宫博物院的观众数量增长很快。从2002年的700万到2012年的1500万，10年间观众数量增长了一倍。故宫博物院去年接待观众1670万，成为全世界接待观众最多的博物馆。如何平衡参观数量、参观感受以及文化遗产的安全，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其二，故宫曾经只开放30%的区域。很多地方都立着一个牌子——“非开放区域，观众止步”。故宫藏有186万件文物，曾经只有1%左右是展出的，99%的文物在库房里睡觉。
其三，大量观众进入故宫博物院以后，就目不斜视往前面走。首先去看皇帝坐在什么地方，再看看皇帝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结婚，然后穿过御花园就走出去了，根本没有高质量的参观，甚至没有把它当作一座博物馆，只是到此一游而已。
这是世界最大规模的木结构建筑群，是世界上收藏中国文物藏品最多的博物馆，是全世界来访量最大的博物馆，通过这次难得的文化之旅，人们究竟能获得什么？故宫博物院作为文化机构，究竟能给人们奉献什么？我们做了一系列改变，其中一点就是扩大开放。2014年是个转折点，故宫开放区域超过50%，到今年已经开放了80%。过去“观众止步”的牌子被撤掉，“非开放区域”变成了展区、展厅、展馆。比如慈宁宫设立了五个雕塑展厅，把以前在城墙根下立着的、躺着的雕塑在这里展出。文物没有得到呵护时是没有尊严的，一旦把它保护好了，融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它又光彩照人了。
故宫文化遗产保护责任重大，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呢？我们的答案是把这个责任交给全民，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受益权。我们开放更多的区域，把那些封闭的空间交给全体民众，如此文化遗产才会更安全。通过扩大开放，所有空间进入人们保护监督的视野，进入人们呵护的环境。再通过限流、全网购票，过去人山人海的故宫博物院一去不复返了。
接待再多的观众，开放再多的区域，到故宫参观的观众仍旧是全球人口非常少的一部分，怎样使千万级观众的博物馆变成亿万级的？答案是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经过5年的提升，去年故宫博物院网站的访问量达8.91亿。我们把英文网站做得更加强大，世界各国的人都能通过网站来了解故宫文化；我们把青少年网站做得更加活泼，孩子们能在网上听有趣的故事；我们举办更多的网上展览，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参观；我们加大微信、微博的宣传力度，不断增进学生和孩子们喜欢的话题，比如紫薇星系、故宫猫记、寻花图、紫禁城初雪美景，让人们获得生活的美好；我们制作APP，把《寒鸦月夜图》立体化，把藏品搬入“每日故宫”，搭建故宫网络社区，提升观众参与度；我们在端门建设了数字博物馆，数字地图、数字书法、数字长卷、数字多宝盒应有尽有，加上VR技术，观众可走进养心殿、三希堂，批批奏折，盖盖印章……
我们希望人们走进故宫博物院，看到的只有古代建筑，没有任何一幢影响环境、影响安全的现代建筑，希望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百年。近年来，我们大规模整治故宫环境，拆除了135幢临时建筑；我们把所有的地面恢复成传统建材的地面，去掉了上千米的铁栏杆，把绿地养护得更好；我们把冰窖改造成观众服务区，人们可以在这里休息、喝茶，还能了解冰窖过去的功能。
过去故宫博物院的文化产品缺少创意，把复制的瓷器、书画摆在那儿，买的人很少。文化创意产品必须结合人们的生活，人们生活中希望有什么，我们就研发什么。同时，一定要深入挖掘自己的文化资源，把那些文化资源和文创产品对接，人们喜欢的文化创意产品就出现了。比如，我们的“正大光明”充电器、朝珠耳机，太和殿的藻井做成伞，脊兽变成衣服夹子等等。过去故宫商店有两大致命缺点，一是售卖的东西80%不是自己研发的。博物馆必须研发自己的文创产品，才能让人们把你的文化带回家。截至去年，故宫博物院研发了1万多种原创产品，年文创产品销售额突破10个亿。二是充满商业气息，缺少文化气息。博物馆的商店是博物馆最后一个展厅，应该充满文化气息。我们今天不叫商店，叫文化创意馆。
故宫博物院是一个教育机构，我们要承担更多的职能。除北京故宫学院外，我们还在十个城市布局故宫学院的分院，通过它们使故宫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去年故宫博物院的教育活动达2.5万场次，是全世界博物馆教育活动中最丰富多彩、数量最大的。我们认为把大量营销收入投入到教育上是最值得的，能够帮助孩子们形成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和热爱。
（作者为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 单霁翔）
真正的精品是那些不朽的作品，文艺作品要想抵达不朽这个层面，就必须经历一个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的艰难进程。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然而来源于生活的东西太多了。艺术家的责任就在于通过他特殊的眼睛、特殊的手，把庞大而复杂的物质内容提升到精神的高度，并把这种精神重新投射到生活中去。我们说这样的作品就是不朽的。但这依然不是文艺作品最伟大的呈现，最伟大的呈现不是不朽，而是活着。它直接参与了民族文化和民族兴盛，或者直接参与本民族的民族语言。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始终口口相传，它们活在人们的心里，同时也活在人们的嘴里。
我们都非常熟悉《诗经》，其中《采葛》一诗非常短，只有九句，36个字。“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这首诗说明我们老祖宗在追求爱情和表达爱情的时候，直接、大胆、活泼、热烈。这是多么健康！多么敞亮！它告诉我们，爱情中相思才是最好的，相思才是最美的，相思具有最高的美学价值。为什么呢？因为相思不止是直接、大胆、活泼、热烈，同时它也含蓄、遥远和忧伤。这就构成了情感的多元，构成了表达的丰富，构成了一种综合的美。它平衡不偏执，的确意义重大。它的意义就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美的模板，也就是东方的审美趣味。几千年过去了，无论是两汉还是唐宋，也无论是明清还是现在，我们一直认为相思是最美的，所以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用诗歌去赞美它，用小说去叙述它，用画笔去描述它，用音乐去渲染它，再后来，用舞台剧、电影、电视剧、流行音乐去再现它。最终，它构成了我们的民族心理，也构成了我们的审美文化。这个心理，这个文化，说一千道一万，都是从那短短的36个字里头来的。
直到今天，当我们表达相思和爱慕的时候，我们都会选择一句相同的话，“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句话我们已经说了几千年，可是从来没有厌烦过，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一个姑娘不喜欢这句话，也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小伙子不喜欢这句话。这就是文艺精品伟大而神奇的力量。它贯穿古今，无问西东，它来自于远古的生活，又回答了我们今天的现实，它不是满身泥土锈迹斑斑的老古董，它历久弥新，此时此刻我们依然可以听到数千年之前的回响，它就在我们的生活中间，余音绕梁，这是美好的，这是动人的。生活不朽，文艺精品就永生。（作者为省作协副主席、江苏文学院院长 毕飞宇）
思想解放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思想解放的进程离不开文化的引领，文化发展的质量越来越影响着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把文化的高质量建设问题放在思想解放、放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这个大背景下来进行思考和谋划，是现在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增进对文化意义的新认识。文化发展到底具有什么意义？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文化的新发展开创了一个新天地，也对文化发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把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和文化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我们认识文化意义的新角度。
增进推动文化发展的新自觉，特别是创新的自觉和开放的自觉。文化创新是文化生命力所系。当一个文化体系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衰弱时，它就会成为一条日渐干涸的河流。如何让追求创新成为文化领域里每一个主体的自觉，如何让服务创新、服务创造，成为文化管理领域的普遍自觉，是推进文化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需要思考的。开放同样关系到文化的生命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碰撞，是激发文化创造活力、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提升，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在不断恢复、增长，但也掺杂了一些盲目的虚骄之气。文化自信是在开放的境遇中提出的话题，自信不等于自闭自恋，而是和虚怀若谷、开放豁达融为一体。当代中国所需要的文化自信，既体现在对自我文化的确信，也内含着美人之美的雅量、开放包容的气度、择善而用的从容。
注重文化建设的统筹推进，要统筹推进文化精神、文化能力、文化心态、文化形象的建设。文化精神是一种文化体系所蕴含的基本的、主导性的思想内容，是文化体系的最深层、最核心层。它彰显着一种文化体系的风骨、气韵、胸怀、眼界，具体展现为文化的理想追求、价值体系等。我们应更加自觉地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包括人民本位、刚健自强、创新创造、开放包容等在内的文化精神，使之成为文化发展中无处不在的“普照的光”。这样的文化精神，应当深深融入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之中，融入文化的内在建设与对外传播之中。
文化能力是一个国家在推进文化繁荣发展方面所具有的素质。一个国家的文化能力，既是其文化发展状况的标识，也是其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文化能力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的概括，其构成具有多层次性、多方面性，但最为核心与关键的能力是文化创新创造的能力。这要求我们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确立并推进以创新创造为核心的文化能力建设战略，一方面着力提升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另一方面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为中心环节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文化心态，既是社会发展现实在社会心理层面的呈现，又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强国，一定拥有积极向上的文化心态。伴随着民族的崛起与复兴，当下中国社会文化心态正逐渐走出近代历史投下的阴霾。但历史上曾有的光荣与挫折、国力攀升进程中的艰辛与复杂等交织在一起，使得当下中国的社会文化心态中存在浮躁、自满、崇外等负面心态。需要注重在全社会形成理性的文化观，在文化上更多些自尊自信、悦人悦己、理性平和、积极向上，更加从容地对待我们的历史文化，更加自觉地礼敬我们的民族英雄，更加大胆地吸纳外域的优长，更加主动地担当今人的文化责任。
文化形象是人们从文化角度对于一国的印象。一国是否成为文化强国，既是一个客观事实，也是一种主观认知；既有赖于扎实的文化建设，也离不开有效的文化传播、形象塑造。时至今日，如何展现良好的国际文化形象，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在国际上塑造良好的国家文化形象，需要更好地推进国内的文化改革发展；需要准确把握文化传播的规律，提升传播实效；需要在全社会普遍增进这样的自觉，即每个中国公民都是国家文化形象的代言人，都担负着传播和维护良好国家文化形象的职责。塑造良好的国家文化形象，还需要提升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和艺术。讲好中国故事，既要在话语体系创新、接受对象研究等方面下功夫，也要有更深入的自我认知、中国理解，练好中国人讲好中国故事的内功。
（作者为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长江学者 沈壮海）
新时代的互联网+文化，主要是利用互联网平台、现代通讯技术，一方面是提升传统文化产业，推动传统文化行业融合发展，形成与互联网时代相适应的发展格局；另一方面是依托互联网快速地创新升级，形成新的文化生态，不断创造出新的文化业态。进而持续推进中国文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形成中国特有的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新模式。
“三合”是互联网+文化产业的基本特点。一是融合。互联网是大开放、大融合的超级大平台，它将社会生产生活的各种元素及其相关关系和过程以一网纳进来，各种元素在其中碰撞、冲突，最后走向融合。二是联合。互联网+文化产业必然推动各产业要素的联合，上下游之间、主体之间、供需之间、研用之间的连接必然加深，最终导致各产业要素之间走向贯通，走向联合。三是整合。“线上”的商业模式需要整合“线下”的实体资源，并采用新型的商业模式去统摄上下游，去横向拓展，去打通虚拟与实体之间的环节，最终导致大范围产业间的整合。
互联网+文化产业的新业态，一是新时代的新传媒产业。要借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打通、整合、集成各类传媒产业，建成拥有统一技术环境、集成采编播发控制、兼容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传播渠道，适应各种时间、地点、人群的新时代新传媒产业。
二是新时代的新文旅产业。要统筹推进互联网+文化旅游，谋划全局，编制规划、出台政策，形成新时代的文化旅游发展新格局、新气象。依托互联网+，丰富传播世界级的文化旅游平台，形成多系列、品牌化、国际化发展，快速提升旅游目的地的发展能级。借助互联网+，更有效地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加快优质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搭建互联网+文化旅游平台，推动文化资源、旅游资源全面整合利用。借力互联网+，更加广域地带动文创开发，带动产业链延展、文化消费升级、扩大就业。
三是新时代的新公共文化服务。统筹推进互联网+公共文化，打破过去条块分工、各自为政、孤岛运行、低效循环的现状，以提升公民精神文化素养，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导向，依托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实现公共文化产品服务整合提供、精准配置、高效运行的新格局，带动产业，促动消费。
四是新时代共享娱乐的产业。依托云平台，江苏可率先推进线上线下共享阅读产业，切实推动全民阅读再上一个台阶。
五是新时代影视文化服务贸易。用好13多亿人口的影视大市场筹码，按照WTO规则，在继续坚持互惠的前提下，深入推进影视进出口文化服务贸易产业对等运行。依托互联网+，加强影视产品进出口申报、遴选、版权贸易等关键环节，着力做大电影进出口产业的溢出效应。（作者为上海社科院研究员 巫志南）
本版文字整理 颜云霞 顾星欣
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性的文化，伦理道德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文化发展的高质量就是精神生活、意义世界、行为方式和人伦秩序的高质量。
释放伦理魅力是江苏道德风尚高地建设的创新点和贡献点。通过几年的建设，江苏道德风尚高地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成就。调查发现，在伦理精神与道德理性方面，江苏呈现明显的“三高”特点：敏感性高——伦理道德的文化敏感性和文化期待高于全国；满意度高——对生活的满意度，未来信心指数和伦理道德建设的满意指数高于全国；批评指数高——江苏人对伦理道德的忧患意识和文化反思、文化批评明显高于全国。江苏伦理道德发展还进入两大“高程”，一是家庭伦理高程，二是国家伦理高程，说明江苏人民家国情怀特别深厚。由于江苏开放度高、发展快，伦理道德发展的前沿问题已经“率先遭遇”，尤其是社会领域的四大前沿问题：分配公平、伦理信任、社会公德、老龄伦理。
道德风尚高地建设的目的之一是提升道德的美好度、伦理的魅力度。道德和伦理是两个相互联系但不等同的概念。道德是高度，伦理是温度。在矛盾与冲突中坚守，这是道德。而我们对祖国、家乡、家庭所有的眷恋，实际上不是来自于道德，而是出自于一种对伦理温度的感受，是一种伦理上的求得。在道德风尚高地建设中，把这两个问题区分开来、分别建设，很有必要。
伦理的要义是学会伦理的思考。20世纪50年代，英国哲学家罗素发现：“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第一次达到了这样一个时代：人类种族的绵亘已经开始取决于人类能够学到的为伦理思考所支配的程度。”20世纪最重要的觉悟是伦理觉悟，20世纪最大的发现是文化大发现，核心是伦理大发现。讲三个具体问题，一是孝敬问题。孝敬本身是一种伦理，而不是一种道德。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于是人总是追求生命的不朽，生育是普通人追求不朽的方式。孝道本质上是对父母、对生命不朽的承诺，是对生命的敬畏。二是“中国好人”评选。我们往往看出一种悲壮，在感受到道德崇高的同时，也感受到伦理上的冷酷。三是开放指数与微笑指数的统一。我们不仅要向世界开放，更高境界是向世界微笑。江苏不仅要有江苏风度，而且要有江苏温度。
要以伦理魅力来攻克当今公共社会的文化难题。以老龄化问题为例，老龄化将成为中国社会未来最大的难题。现在家庭伦理最突出问题是道德向伦理转化。2003年组织调查时，最大的问题是独生子女缺乏责任担当；2017年再调查时，发现的问题是只有一个孩子，没有养老的能力，对未来没有把握。道德问题转向了伦理问题，道德品质问题转向了伦理能力问题，如果我们不能用伦理来捍卫家庭的自然伦理安全，家庭不能再成为人类自然伦理安全所在的话，宗教必然乘虚而入。
那从哪里开始行动？叫“学会在一起”。今天伦理道德建设的理念是治病模式，伦理道德起着医院的作用，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从治病模式走向养育模式，道德丧失需要治点病，但是伦理丧失了要养育，强身健体才是治理问题的根本。同时，要从教育模式走向共情模式，今天的社会发展太快了，遇到的问题太多，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拿出一个成熟的方案，唯有大家共同成长。
（作者为省社科院副院长 樊和平）
编者按
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这样一个重要年份，我国哲学社科理论界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热点、亮点。年已过半，本期前沿版专访了《江海学刊》《江苏社会科学》《南京社会科学》等三位核心期刊总编辑，请他们简要梳理今年上半年的理论热点。
《江海学刊》总编辑韩璞庚：
重点关注十个共性理论热点
记者：2018年上半年，围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等领域，有哪些理论热点？
韩璞庚：今年上半年较具共性的理论热点可以归结为如下十个方面：一是十九大精神阐释；二是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三是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四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五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六是文化软实力与文化自信；七是“一带一路”与全球经济治理；八是中美贸易争端与逆全球化；九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十是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
记者：今年上半年《江海学刊》围绕理论热点做了哪些策划？
韩璞庚：《江海学刊》坚持紧跟理论热点开展选题策划，具体来说，在阐释宣传十九大精神方面，连续推出专题稿件“十九大精神阐释：经济学家的视角”和“本刊特稿：十九大精神阐释”。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方面，先后刊发了《改革开放：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必由之路》《中国改革开放的阶段性特征与趋势》和《哲学以何种方式改变世界——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40周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方面，先后刊发了《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坐标与原则》《马克思科技审度的历史实践视角》以及《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新飞跃》，并推出了专题论文“唯物史观与道德哲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面，先后刊发了《习近平政治哲学思想论纲》《习近平新时代法治与发展思想论要》《论习近平理想信念思想的学理特征与逻辑理路》。在“一带一路”与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刊发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与中国的作用》及专题论文“‘一带一路’问题研究”。在中美贸易争端与逆全球化方面，刊发了《逆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动因与路径》以及《中美贸易冲突：现状、症结与前景》。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刊发了《世界级城市群国际比较与区域高质量发展路径选择》并将继续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刊发一组专题论文。在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先后组织刊发了专题笔谈“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以及专题论文“数字人文：学科维度的探索”。
记者：请围绕您比较关注的理论热点进行简要的解析。
韩璞庚：就个人的研究领域而言，几个理论热点值得重点关注：一是原创学术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经过数十年的赶超逻辑下的引进和模仿，我们已经进入了强烈呼唤原创的新时代，必须在继续谦逊地学习借鉴国外的前沿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加注重自信地探索推动本土的原创学术。
二是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互联网、大数据等对人类社会有颠覆性影响的技术进步，将会在思维模式、价值理念、工具手段等多维度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界必须重点关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各细分学科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在学科体系、目标定位、问题领域、研究范式等方面的重大转型。
三是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学术理论研究应确立意识形态安全的底线思维，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各细分学科的指导地位，夯实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思想基础。
四是民生与生态环保问题。学术理论研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站在人民的立场分析问题，以人民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制定解决方案，切实为人民最为关切的民生与生态环保问题提供智力支持，为改革发展提供正能量。
本报记者 魏晓敏
《江苏社会科学》总编辑李静：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进入新阶段
记者：理论热点体现了社会对重大问题的思想共识，请您梳理一下今年上半年的理论热点。
李静：2018年，是全面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这样一个重要年份，从学术和理论的角度看，内蕴着许多理论热点。对应来看，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二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研究，三是改革开放40周年学术理论的发展，四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记者：您如何看待这些热点问题？
李静：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十九大的重大理论成果，理论和实践结合，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其中所蕴含的历史新变革、矛盾新转化、历史新方位、历史新使命、时代新课题、实践新征程等，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及其他相关学科研究的重点。
十九大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问题。比如，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论断，是中国共产党精准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问题的重要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创新。再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提出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将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中国梦与关系世界各国前途命运的世界梦紧密连接在一起。这些都是重大理论问题。
改革开放40年以来，社会科学研究走向了繁荣发展。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开启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征程，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彰显出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积极作用。回顾总结辉煌成绩、历史经验和深刻教训，对于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加强理论联系实际、为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将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客观地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以引进和借鉴西方学术方法和学术话语为主，诸多学科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拿来”到本土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大大缩小了与学术强国之间的差距。但也必须承认，我们在立足于中国实际、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等方面还有很多欠缺。因此，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是中国理论界、学术界的当务之急。
记者：请您简要介绍下，《江苏社会科学》上半年围绕理论热点做了哪些策划？
李静：《江苏社会科学》今年上半年围绕上述理论热点问题，精心策划专栏和专题：一是继续办好“重大理论问题研究”专栏，将其设为固定栏目，重点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二是新设“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四十年”两个不定期栏目。前者旨在为构建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提供理论依据和路径支持，从不同学科角度进行探讨，上半年已刊发多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研究”文章；后者为庆祝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而设，总结概括40年来社会科学发展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揭示问题和教训，探索新的学术理论前沿话题，已从社会学、法学、文学角度发文数篇。
除了以上热点理论问题，《江苏社会科学》还关注了长江经济带建设和文化建设高质量两个问题，在区域经济、区域文化等方面进行探讨，力争为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做出学术贡献。 本报记者 袁 媛
《南京社会科学》社长、总编辑叶南客：
理论热点植根于社会转型与民生关切
记者：今年上半年，《南京社会科学》关注了哪些理论热点？
叶南客：《南京社会科学》实时追踪热点，瞄准学术前沿，立求“发声”权威、重视策划“时效”、全力强化“导向”，积极回应时代命题，不断推动学术创新，担负学术期刊在新时代的责任和使命。
今年上半年，重点关注的理论热点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政治制度、社会治理、文化发展研究；“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研究；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等。
记者：围绕这些理论热点，《南京社会科学》做了哪些策划，刊发了哪些重点文章？
叶南客：本刊精心策划，约请名家撰文，刊发系列力作。以特稿为龙头，开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专栏，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展开了多学科多维度的深入讨论，反响强烈。重要文章如：《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新时代的现代化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三重维度》等。
同时，本刊立足各栏目，以专题为抓手，以学科为中心，充分发挥综合优势，全景式关注各领域的重大问题。本刊上半年精心策划的几个研究专题值得一提。
人工智能位居具有深远影响的新技术的首位，它必将对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革命性影响。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如何全面认识和评估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社会变革和风险挑战？又应当如何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本刊策划推出的“人工智能的哲学思考”专题研究回应了这个热点问题，得到了学界的深度关注。
我国城市群的规模及其创造的经济总量，直接提升了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但是，对照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依然面临着新挑战。为此，本刊策划推出了“新型城市群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研究专题，这组专题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指导价值。
另外，我们还推出了“中国公务员制度十年”研究专题。以十年为周期对中国公务员制度进行回溯性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学理意义和实践价值，不仅有助于发展国家治理体系视野下公务员制度的理论研究，也有助于推动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记者：我国正处在重大社会转型期，社会问题催生了学术理论研究的诸多热点。接下来，《南京社会科学》还将围绕哪些理论热点展开研究？
叶南客：本刊将继续立足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建设，积极回应新形势、新格局和新问题，持续关注理论热点问题，加强战略研究。
一是当代中国哲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下半年本刊将集中围绕“《资本论》哲学的当代阐释”“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等问题，努力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和学术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高水平、原创性的思想建言。
二是中国经济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研究。本刊将关注如何通过市场化机制的建设、技术创新、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旧动能转换、制度创新等多种举措促进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通过高质量发展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问题，如何在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精准脱贫、提高环境质量等重大问题。
三是国家治理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研究。本刊将围绕三条主线来展开相关理论讨论：一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社会治理的实践与经验；二是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的实践发展与理论创新，重点聚焦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和政府机构改革的逻辑与机理；三是十九大以来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条件下，聚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驱动的公共政策体系改革与创新。
还有依法治国建设研究，聚焦文化教育领域的基点和潮点等，力争做到以宏阔的视野跟踪热点，以严谨的学术回应现实，以厚实的积淀关怀未来。
本报记者 杨 丽
“评论园”
明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这支已经有了91年历史的伟大军队，给我们留下了太多财富，值得我们时时刻刻去盘点，去继承。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时，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一个忘记了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来路是什么？出路又是什么？这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里，都应该被反复提及和思考的。而人民军队的光辉军史就是最好的教员之一：来路是信念，是价值观；出路是办法，是方法论。我们纪念建军节，纪念子弟兵精神，就不能忘记了来路和出路的内涵和关系。
长征中，年轻的红军和对手军阀之间，有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我去打了，损失谁负责？”某位军阀的这句话是当时全体军阀的写照：没有大格局、大信念，只有小目标、小算盘，处处想到的是一个“私”字。历史书形容得很精辟：“山头林立，各怀鬼胎。”从私利讲，每个参与“围剿”的军阀都不蠢，但是组合在一起就成了最蠢。蠢与个体的智力水平关系不大，更主要的决定因素是军阀们的“来路”不一致。各有各的小九九，这仗还怎么打？而红军呢，其实争论也几乎贯穿长征全程。但是，这些争论的内容不是各自的私利，而是如何摆脱困境的方法。尽管在方法上有争论，但在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上、在革命信念的坚守上依然高度一致。无论在具体方法上如何争，他们都没有忘记“来路”。这样的两军对垒，战略上的胜负又怎么会有悬念？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曾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所谓“摸石头”，就是摸索不同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无论哪种办法，目的都是一个：“过河”。这句话里，“过河”是“来路”，“摸石头”是找“出路”。后来，有人忘记了改革的目的是为国家求富强，为人民谋幸福，开始为个人谋利益，进而为利益集团站台。这种心态被斥为“摸石头上瘾，忘记了过河”，非常形象非常深刻。为了一些个体的、小集团的“小目标”，不惜放弃大信念，这是典型的“忘记了来路”。如果我们记不得人民军队给我们留下的如此鲜明的信念指向，忘记了1840年以来所有牺牲的根本目的，是不可能找到出路的。时至当今，越是到了改革的转型期、深水区，越是要坚守主流价值观。用什么具体方法可以讨论，可以试验，而初心、信念这样根本性的东西，不能有一丝动摇。否则，就是迷失了来路，拱手让出了改革的胜利果实。
子弟兵给我们留下的另一个宝贵财富，是主体意识的唤醒。从古代一直到近代的兵都有“吃粮当差”的说法，很多军队如果不在攻城前得到“入城后可劫掠三日”之类的承诺，就根本不愿意拼命。所以军阀要强拉壮丁才能凑人，一打败仗就一溃千里，一哄而散。反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即使被打散了，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找到组织归队。这是为什么？主体意识的唤醒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们来看抗美援朝时期的志愿军。他们中有很多是解放战争中刚刚起义或者投诚过来的国民党军队。没多久之前还是在战场上一触即溃的“豆腐兵”，但是换了一面战旗，就马上可以和当时世界第一的美军抗衡！这是因为他们在人民军队里找到了自己的价值，终于感觉到自己不再是个被拉来的“壮丁”，而是能为理想而战斗的活生生的“人”了。人民军队历来有“三大民主”的优良传统，志愿军的单兵技战术后来被评为世界轻步兵的巅峰，这些顶尖的技战术绝大部分都是普通士兵在军事民主制度下经过不分官兵的充分讨论所创造出来并完善的。有了这样平等而充分的参与权，他们的主体意识就被唤醒了，他们就从内心里认同自己所参与的这个事业了，这就是胜利的源泉。
民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词汇之一。民主最重要的含义，就是让人能以各种方式参与决定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并强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就是这个道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我们的“来路”，要坚持这个“来路”，就要建立渠道，让人民充分合法地参与公共决策和社会治理，以此来唤醒他们的主体意识，激发出各种充满智慧的“出路”来。
在此祝广大子弟兵官兵节日快乐。人民军队在这近一个世纪里的辉煌历史，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一个重要缩影，相信正在行进的伟大征程上，我们也必能跟人民军队一样，能打硬仗、能打胜仗。
李 军
“锐词” 工作后焦虑
该概念描述上班族日常：即上班了是在上班，下班了还在上班。这是日益普遍的职场状态，与社会媒体“永远在线”设定密切相关。
“锐词” 可盐可甜
网络流行语，“盐”是帅酷霸气，“甜”是可爱软萌，该词的意思为既可以帅酷霸气，又可以可爱软萌，风格多样，可以在这些风格之间无缝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