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1日上午8：30，第二届世界乡村发展论坛（World Rural Development Forum，WRDF）在南京正式开幕。论坛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WGDO）主办，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承办。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还授牌在南京农业大学设立“世界乡村发展研究中心”。

　　乡村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是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重要承载者，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一环，是城乡协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本届世界乡村发展论坛以“共创家园——乡村可持续发展实践与对话”为主题，围绕国际合作、历史经验、乡村设计、乡村社会建设、乡村文化培育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具有务实性、前瞻性、跨国别、跨领域的乡村发展讨论。

　　本次论坛设立了三个分论坛。分论坛的议题分别为“国际合作与乡村发展”“绿色设计与乡村发展”“社会建设与乡村发展”，20余名从事中外乡村研究的专家参加了研讨。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署《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农业文化遗产也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遗产的申报过程本身就是、并且也能带来进步与成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莲娜布科娃亦曾说：“世界遗产是一个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架构。她唤起民众的身份认知和自豪，是知识的源泉和力量的分享。”遗产保护有助于传播遗产通识，提升、拓展、深化环保理念，而这些正是人类可持续发展、公众生活质素的保障和基础。

　　截止到今年，世界遗产地已经达到了1073处，并还在引领着世界综合遗产保护的发展方向。世界遗产的申请有严格的标准、定期监测与反应性监测，全社会的关注和国内外的监督是对世界遗产身份的一种特别的约束，有助于减少“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模式的遗产管理，真正深入对遗产的保护。

　　2014年农业部颁布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界定为一个农业生产系统，它具有以下特征：生态哲学思想（最重要）、良好的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多样产品、资源的高效应用、丰富的传统文化、复合景观等。目前，我们希望能通过农业文化遗产这样一个项目，将环境和生态多样性保护、水土资源利用等意识推广出去，并将这些要点串连在一起考虑。

　　从整体和国际的视野来看，农业文化遗产的发展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2002年，GIAHS概念被提出。随后，随着FAO/GEF-GIAHS项目的结束，2015年，FAO正式批准将GIAHS列入常规预算，成立了秘书处和科学顾问委员会。FAO做的主要工作有：在亚太、拉美与加勒比海、北非、东非与中亚、欧洲等召开区域性会议，推广GIAHS概念与保护理念；与农业部合作，在南南合作框架下，连续举办4期GIAHS高级别培训班。2014年，我们发现中日韩三国在农史、生态等方面都有很多很好的交流，于是成立了一个东亚地区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会（ERAHS），从2014年起已经连续召开四次研讨会。当前，GIAHS已经成为多边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获得了多个国家的支持。

　　在这样一个形势下，我国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角色也由积极的参与者和重要的推动者，转向主要的领导者。其中，我认为我们要做的关键是参与规则制定、做好基础研究、打造示范基地、宣传中国文化、传播中国经验。同时，FAO在2013年提出建立农业文化遗产之间的合作关系，对此，我们国家做出了一定努力。“一带一路”沿线的农业文化遗产和潜在农业文化遗产也将提供多种合作的可能。

　　从我从事农业文化遗产相关工作的经验来看，我认为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需要注重两样东西：跨部门和多学科。目前一些重要的研究方向有：农业文化遗产的起源与演化，农业文化遗产稳态机制（自然、经济、社会），农业文化遗产的多功能性、多重价值与可持续性评价，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多方参与机制与利益分享机制，农业文化遗产标准与“名录”时代的管理（公约、法规、规划）等。此外我认为，从跨部门的角度来看，产业发展是促进农业文化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应建立以有机生产、功能拓展、“三产”融合为核心的“产业促进机制”，在农业生产结构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功能拓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文化产业，手工艺品等）。

　　当前，我国农业主要依靠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方式没有根本改变，农业面源污染和生态退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绿色优质农产品和生态产品的供给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现有农业支撑保障制度体系仍受到WTO的约束和严格要求。

　　农业绿色发展的主要目标有：资源利用更加节约高效，严守18.65亿亩耕地红线（其中有约15亿亩永久耕地）；产地环境更加清洁，主要农作物化肥、农药使用量要实现零增长；生态系统更加稳定，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3%以上，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56%；绿色供给能力明显提升，全国粮食（谷物）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5.5亿吨以上，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加快发展。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主要措施有：在农业主体功能与空间布局上，落实农业功能区制度，建立农业生产力布局、农业资源环境保护利用管控、农业绿色循环低碳生产等制度和贫困地区农业绿色开发机制；在资源保护与节约利用上，建立耕地轮作休耕、节约高效农业用水等制度；在产地环境保护治理上，处理好占地和生产之间的矛盾，建立工业城镇污染向农业转移防控机制；在修复农业生态系统上，主要是推进草原生态保护与恢复，加强水生生态保护修复、林业和湿地养护等，这需要将绿色导向贯穿于农业发展全过程，推行绿色生产方式。 　　古代就有一些维持活水的技术，我以太湖的稻作经验、农业习俗等等为例。首先，唐五代的活水系统就是一个大的活水周流系统。到后期，宋代以后，由于水文分割，活水周流在小区域存在，在许多区域就死水化了。建国以后，我们的整体措施做得比较好，集体化时代比较强势，但是后来公务建设时代把好多水系都分割了，污染卷土重来。因此在农业遗产保护上，我们应重视治理污染的技术。

　　大围体系是一个水流由低地流向高地的系统，包括一个高大的围岸，把低地水排出，送到吴淞江、黄浦江、长三角的高地，在这里形成一个旱地系统。这个大整体使水文动起来了，低地得以排涝，高地得到灌溉。太湖区域的水文系统是非常好的溢流系统，这样的溢流系统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塘浦圩围田系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古代的网络化的围田格局大致如此。

　　针对现在江苏一些地方再次出现的死水化问题，我认为，可以尝试借鉴以往的经验。

　　乡村发展应使乡村社会变得更生态宜居、富有魅力；发展规划和实践要谨防“腾笼换鸟”式的破坏性创新和过度开发，倡导在保留“原汁原味”基础上的适应性创新，在创新性地挖掘地方特色、审美价值和人文传统的基础上开发其商业价值，促进产业融合和经济多样性，完善乡村的多功能性，为乡村社区注入新的活力。

　　我们可从如下几个维度来把握和理解乡村发展中的“原汁原味”：在生态学意义上，指村民在生产生活中与周边自然环境和谐共生、协同演化而形成的历史景观和自然生态，包括乡村自然景观、动植物栖息地、各种历史建筑和文化遗址等；在社会学意义上，指村民在生产生活中确立的乡规民约、风俗习惯、节庆仪式和艺术形式等，以及修建的“公共空间”，如书塾、寺庙、牌坊、戏台和公用池塘等；在经济学意义上，指村民赖以生计的农耕生产和种养模式、小手工艺、风味美食、特色产业及其生产工具等。

　　“原汁原味”涉及到我们要营造怎样的乡村或“家园”，以及为谁而建：乡村不仅仅是村民的或业主的，也属于社区和全民；“原汁原味”表达了我们对乡村地方性知识和历史文化遗产，以及乡村居民劳动创造、身份认同、价值选择、道德情感的尊重；“原汁原味”能提供新乡村、新“家园”建设的灵感和经验，作为经济、社会和环境组成的复杂系统，乡村是人类重要的工作、居住地点和环境空间，人类对乡村空间的占据和利用是与工业化城市不同而又相得益彰的另一种形态，乡村从自然环境中获取持续发展的动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复合体。

　　为了在乡村发展中保留“原汁原味”，我们可以：系统评估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对乡村发展带来的影响，如功能萎缩、空心化、公共服务缺失、文化破坏等；促进多学科、多领域专家和乡村建设者之间的对话与合作，重新发现和认识乡村价值；在原生态保护（整体性保护：生产、生态和生活）保护的基础做适应性创新；参与式发展，让村民参与乡村发展规划、分享乡村发展成果；创造性转化，让乡村传统及其文化遗产以新的形式展现和商业化，日本岐阜县白川乡山麓合掌村通过保护原生态茅草建筑、将旅游景观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开发“浊酒节”等传统文化资源、建立乡土特色商业街等经验，值得人们借鉴学习。

　　从我的观察来看，当我们说传承农业遗产、文化，保护乡村时，我们的保护对象具有活性，与生产生活相结合，保护它是个动态的过程。与此同时，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是工业化的、城镇化的。

　　我曾评审过一篇讲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传承的文章，其中提到：要想把文化保护下去，需要考虑如何把被动的“要我保护”转化为“我要保护”。我也做了很多调研，涉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企业和当地农民的关系，怎样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即工业化、城镇化事业下农民的行为选择。农业文化也好，乡村文化也好，它的保护和传承，需要一个“共同传承体”。想要大家都参与，必须考虑好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农民的利益保障和生活现代化问题。

　　利益的调节中，最关键的是组织化的方式。英国19世纪40年代的罗虚戴尔合作社就是以相互之间的互助合作，而不是公司形式来组织的。当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资本主导经济的情况下，它也把资金、资本的要素吸收进来，建立了一个现代的合作制度，将劳动的联合和资本的联合融合在一起。现在我们的国有企业就是在发展混合所有制和员工持股，这是可以探讨的。

　　因此我认为，村民的生活方式要保护下来，这是一项贡献，而且这个贡献应该是一种传统知识产权的安排。从共同传承体的角度看，我们要保护，但不是不允许任何人改变才叫“原汁原味”。在西江，山下的就业机会和收入都不错，山上就差一点，从产业布局的角度探索，它就在山上做休闲性的东西，山下做表演性的东西。当然还有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其他思考角度。

　　工业和农业的利益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年到1978年，乡村的发展实现了保障国家工业体系的构建、承接城镇人口的转移、解决全国城乡居民的温饱问题等功能。这次功能实现靠的就是我们的积累机制和统筹机制，而这二者是靠政策合一来实现的。在政策合一的组织化模式下，我们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乡村道路、农村社会事业都有发展，而城乡差距还没有现在这么大。问题则在于农民没有经营自主权和分配上的平均问题；农业结构以粮棉为主，围湖造田、毁林造田、毁草造田等使自然生态遭到破坏；农民就业限于农业，发展空间小，收入水平明显不高。

　　1979年到世纪之交，我们主要通过包产到户和乡村治理来解决经营自主权和分配问题，通过结构调整解决农业结构单一化的问题，通过生态工程退耕还林还草来解决自然生态破坏的问题，关于农民就业，农民工群体开始出现。在这一阶段，农业、农村、农民发展了，但是城乡的差距在拉大，当时有句话叫“中国的农村像非洲，城市像欧洲”。农民有权了，但依然没有能力实现其权益，比如打官司，你没有钱就请不起律师。资源单向地向城市流动，城乡基础设施、社会事业、收入差距拉大，农村聚集资源的能力弱，空心化问题产生。而问题的根源就出在我们较弱的内生发展能力上，什么事都靠政府，这一点没有改变。

　　我认为，我们工业化的进程决定了我们的乡村政策和治理，此外，在一个传统农业社会制度里，农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移本身也有难度。乡村发展支撑着整个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乡村发展的难题，尽管有了新农村，但是依旧没有得到解决。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也是要把乡村发展放入工业化的视角来探讨。

　　城市化浪潮中，乡土世界全面失守，那些从乡土世界流浪出来的人们注定无法安置自我情感的悲剧体验。“乡愁”成为一种主体反思、记忆、感知的文化现象。

　　全面理解乡愁，需要把握“记忆理论”在人文学科话语场强劲的话语势头。记忆是人们从过去发生的无数事件中，基于现在的想像力对特定的事件进行选择、唤起、并通过表象化的操作重新建构的行为。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视角认为，记忆是一种集体的现象，而不仅仅局限于个人，这与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论相吻合。集体记忆紧密联系着文化记忆，文化记忆一方面通过知识储存使一个群体意识到自身的整体性与独特性，另一方面，它可以通过储存的知识选择性地与当下的事物进行重构，从而发挥作用。在特定时间、空间举行的活动就是一个记忆重构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村镇逐渐被主体赋予了空间的情感、想象、记忆，这些共同的记忆构成了记忆之场。一个社会通过保持文化记忆，不但向自己呈现，也向他者呈现。

　　如何在既要保护特色村镇的历史文化的同时，又不阻碍其可持续发展？如何平衡特色村镇保护与城市化发展的脚步？我们要从保护文化记忆与打造创新引擎两个维度开展工作。保护文化记忆要求我们将乡愁记忆作为内在推动力，通过适宜的策略来维持、活化独特资源与现有环境，保护作为物质载体的实体建筑、保护特色村镇中的生活记忆与交往记忆、促进特色乡镇中不同时间的记忆融合。打造创新引擎要求我们不一定只是完全承袭旧时的规范与风俗，而要具有历史意识和与时代共振的文化感，善于推陈出新，取其意而忘其形；为那些能够唤起人们乡愁记忆的产品、活动提供政策支持；通过技术、工艺创新，提升传统特色产品的品质；推动城乡文化之间的融合，通过文化记忆与乡愁需要再造文化空间。

　　保护与发展特色村镇有三重具体途径：提取意义，为保护与发展精准规划路径，沟通历史与当下，统一家国记忆与地方感；聚焦空间与人，培育适应文化记忆空间的主体，选择一种多样化的、内生式发展的道路，注重多重主体（政府、专家、村镇居民等）的协同保护，尤其要聚焦村镇居民中新型农民的培养；注重新语境中新的手段，适应新媒体时代文化记忆保存的新模式，文化记忆开始拥有传承与传播双重功能，新媒体为记忆脱域提供了可能条件，并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进行了文化重构，此外，新媒体中的文化记忆具有自发书写性与“共建性”。

　　在这一背景下，江南发达地区乡村发展具有一定优势，如自然基础条件良好、经济较为发达、交通条件便利、人文素质较高、历史文化资源深厚；也存在一些障碍，如过度城市化、自然环境破坏严重、都市乡村空间体系破碎化、工业产业主导、乡村历史文化遭到破坏、乡村旅游同质化。

　　关于现代城市的批判和生态城市的探索由来已久。规划设计先驱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美景应该兼顾，城市磁铁和乡村磁铁应该合二为一，这种结合无疑会迸发出新的生活方式。都市生态主义将城市看作一个生态系统，试图从社会、经济、文化、规划设计技术等各方面来创造一个和谐、高效、绿色、城市时代的人类栖息环境。

　　都市乡村则一般指在城镇化地区及周边地区，形成的紧密依托并服务于都市的乡村村落，由都市乡村农业产业、旅游、文化、景观、基础生活设施、都市农业空间体系等等构成。它要求以由环境、经济和社会三类指标构成的综合绩效作为评价体系。

张家港杨舍镇晨阳片区的都市乡村体系空间规划，在农业发展方面按照基础产业（主导产业）、辅助产业和新型产业三大分类重新划分产业结构，分区进行农业产业布局；土地利用方面，增加商业服务设施用地，原有工业用地中废弃污染工厂转变为新型产业和绿色环保型工业，部分农林用地发展成为建设用地以开展农业新品种研发、展示等项目，规划后生产绿地为约占片区总面积的43%，农业生产仍是晨阳片区的基础产业也是主导产业；交通方面，遵循层次清晰、交通流畅、节约用地、节省造价、利于创造景观、方便游览的原则，进行分级规划；绿道方面，在城区已规划绿道基础上对片区进行村庄绿道分级规划；水道方面，在尊重原有水系基础上，以河道自然水体为主脉，疏通河道、整理水系支流、接通断流、增加景观湖泊、改造水产池塘、连动水域网络；绿地方面，进行分类规划，建立乡村特色树种道路和不同绿化区；公共设施方面，尊重原有片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分布，并在其基础上进行略微调整，使其按照“相对集中、有序分散”的基本原则进行规划分布，等等。

　　都市乡村主义的愿景是阻止城市无序蔓延，避免大城市病；重塑城市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尊重地域文脉，留有“乡愁”；改善城市间人际冷漠关系，找回“乡邻”情谊；改唯土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传统评价模式为综合绩效评价。都市乡村空间体系规划还有一系列可扩展的空间：宏观层面如区域一体化、城市绿带、城市风道、城市交通优化；中观层面上如农业观光园结合、旧城区的更新、城市生态恢复、城市土地混合使用；微观设计上如地形地貌、水体、植物、其他技术材料、文化元素。都市乡村主义还不是一个特别成熟的理论，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还将继续深入挖掘。

　　（世界乡村发展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