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长江学者

　　学者简介：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管理学教授、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4年），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15年），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2018年）、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2018）。长期致力于产业经济学等领域研究，以国际化视野与方法追踪国际学术前沿。在国际SSCI杂志发表论文50多篇。2002年以来，持续在国内顶级经济学期刊《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8篇。

　　记者：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学术历程和主要研究成果？

　　安同良：1997年，我成为南京大学企业管理系博士。五年博士的训练，使我成长为一名专业学者，这五年也是我学术生涯的一个分水岭。2004年，我的博士论文《企业技术能力发展论》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对企业技术能力作了系统思考，设计了技术后进国家企业技术能力发展的五段式模式——（技术）选择、获取、消化吸收、改进和创造。到目前为止，这五个阶段在中国还在不断地被验证。

　　多年来，我主要围绕产业经济学、创新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我的一个特点是比较注重国际视野。2002年开始，我与荷兰Alcorta教授合作，在国内率先进行微观创新调查。与国际学者的合作，促使我将问题放在全球版图中进行思考。另一个特点是立足中国发展与转型中的现实问题，努力探寻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微观路径和策略。比如2002年，我在《经济研究》发表了一篇关于价格战的论文。价格竞争是企业惯用的策略行为，从这个现象出发，我揭示了易发生价格竞争的产业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处于该环境中企业的战略行为，给出了一些避免恶性价格战的战略建议。

　　我的学术道路，正像中国制造一样，也存在着一个从模仿到创新的过程，但在治学过程中，我尽量追求原始创新。2009年，我在《经济研究》发表了一篇关于企业为获取R&D（研究与开发）补贴发送虚假创新类型信号的论文。中国作为技术追赶型国家，R&D补贴是激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关键政策手段，但在现实中，也出现了一些企业故意骗取政府R&D补贴的行为。针对这种情况，我和我的团队原创性地建立了一个企业与R&D补贴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动态不对称信息博弈模型，为甄别企业的真实创新类型提供了可信的方法，同时给出了提高政府R&D补贴效率的可行性政策建议。

　　记者：您近期主要从事哪些方面的研究？

　　安同良：中国制造正在世界崛起，纺织和服装业、机械制造业与电气电子产品制造业、互联网消费等，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但我们有很多技术和产品，还在跟跑中。如何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是我最近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主要研究和破译中国哪些企业、哪些产业达到了世界领先，达到了世界领先的企业和行业，其内在的机理是什么，试图从经济学角度总结出具有普适的规律。

　　今年3月，在中央财经大学举办的首届互联网与数字经济论坛，吸引一些团队来研究互联网对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我的研究焦点在于互联网对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的重塑。过去，很多产业依赖于集聚发展，但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很多制造业产业不再过度依赖于地域上的小集聚。

　　记者：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如何从“江苏制造”向“江苏智造”迈进？

　　安同良：创新是“江苏制造”向“江苏智造”迈进的必由之路。即使大部分的技术创新只是在江苏本地市场或者本公司内部，江苏制造业企业仍存在着很高的技术创新率。企业创新的动力不是财务因素，更重要的是保持公司的全面竞争力。此外，提高产品的质量也是公司的主要技术创新动力之一。技术创新的阻力也不再是资金问题，而是知识问题——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型人才。

　　我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要引智，智就是人才。创新带有不确定性，这就需要在政策上给予他们更多的尊重和包容。另外，一个城市房价过高，对人才的吸引力会下降。对一些相对发达的中心大城市来说，这个问题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如何引智？要有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团队氛围。应该说，知识的个人英雄时代已经过去了，观点的碰撞、知识的传承，都需要面对面的交流，都需要团队协作，才能把创意变成产品。对某一个人才的引入，如果没有产业支撑，没有团队的支撑，没有良好的文化氛围，往往很难成功。有些科学家、企业家，希望有好的竞争对手，就是希望在良性竞争中实现更快发展。

　　记者：企业应该如何推进技术创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安同良：创新抱负是第一要素。要在自主创新过程中树立技术领先的雄心壮志，不能只满足于技术获取的拿来主义以及复制性模仿，满足于产品的短期竞争力。所有的领先型企业，都有远大的创新抱负。我国要真正实现自主创新战略，需要一批像华为那样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企业。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创新是企业家的本质，企业家是否具有创新精神至关重要。为此，在自主创新战略制定过程中，要以技术能力高度化与技术立国的远大抱负为导向，激发企业家的创造力。

　　企业在审视自己产业技术发展路径的前提下，作出与之相契合的技术战略。如果该企业的技术发展是渐进式创新，即产业技术正在成熟或已经成熟，可以采取追随战略。即使采取技术追随战略，也不应该被短期利润最大化目标所牵引，而应长、短期利润最大化相结合，依次采取复制性模仿与创新性模仿战略。如果该产业的技术发展是“无人区”，处在根本性创新过程，企业应勇敢地采取领先战略。

　　具备创新的全球视野。华为在成长过程中，充分整合了全球的创新资源，在国内广泛开展产学研合作，在国外设立多个研发中心，通过利用创新资源，快速地掌握全世界领先的核心和关键技术，并始终保持在通信行业的技术领先地位。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较强的自主研发能力是整合全球创新资源的基础。我国企业在开展自主创新过程中，也必须具备这种创新的全球视野，将全球的资源为我所用。

　　为企业创新建立制度性支撑和社会性支持。企业内对创新的组织形式、对创新的激励，要有制度安排。同时，创新抱负不能依赖于企业家自身，政府部门、社会要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记者：技术转移是企业实现技术能力提升的重要方式，也是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源泉。如何推进技术转移，促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安同良：在国际视野下，技术转移已演变为一个规模从小到大、行为主体从单一到多元化的过程，并已成为企业、政府、大学和中介组织都广泛参与的发展战略。通过促进技术转移来催化科技创新、发展高技术产业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速区域经济和科技发展正在成为我国经济的大势和主流之一。因此，在大力倡导自主创新的同时，应充分重视和促进技术转移，以技术转移战略全面提升长三角城市群竞争能力。

　　除了以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等方式吸引外国技术外，各地应建立和完善国内技术转移体系，如壮大本地区技术中介服务机构、培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特色产业集群以及推进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技术成果转化。长三角三省一市的资源禀赋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以及产业结构也不尽相同，各地应当重点发展特定的技术转移渠道，建立符合地区发展特征的技术转移模式，从而使得技术转移对地区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达到最大化。

　　记者：您对青年学者治学有何建议？

　　安同良：首先，我认为要有学术抱负。要将学术研究放在全球知识版图中，致力于做原始创新。其次，作为中国学者，要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要解决现实问题，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构建添砖加瓦。再次，要有先进的方法，要吸收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些好方法。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国博弈环境下，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来看待现实问题。

　　记者：您能否为《思想周刊》写一个寄语？

　　安同良：求真、创新。

　　本报记者 魏晓敏 杨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