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强小课堂

　　88年前，一位21岁的英国大学生利用假期时间在美国游学。旅程中，他对一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果市场交易是最有效率的，公司这类组织为何要存在？企业规模的大小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的？

　　这个年轻人就是罗纳德科斯，他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写成一本书《公司的本质》。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交易成本理论”并详细阐述了企业规模的问题，60年后他据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该理论认为：真实的市场交易存在各种费用，公司是为了降低每次交易带来的费用而成立的组织。又因为企业的内部管理存在组织协调成本，并且一般伴随规模的扩大而不断增加，当企业的管理成本大于市场交易成本时，企业的规模就不会再扩大。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说过：凡是在有人与人社会交往的地方，就一定存在交易成本。

　　经济学家阿罗将交易成本扩展为：一个经济体系运行的成本。《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定义是：交易成本就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谈判、起草和实施合约，界定和行使产权，监督管理的成本以及制度安排的成本。2008年，98岁高龄的科斯专门在芝加哥大学，组织并主持了纪念中国改革30年学术研讨会。用自己的奖金邀请了中国大概50多位学者、企业家、官员，大家一致认为：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奇迹”正是得益于践行了科斯降低交易成本的思想。

　　交易成本可分为外生与内生两种，地理条件阻隔和信息交流限制是外生交易成本的两个主要因素，中国的高铁网、高速公路网、通讯网络的建设大大降低了外生交易成本。由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或不平等竞争构成的体制性交易成本，逐渐成为阻碍中国财富积累的内生性因素。经济学家周其仁认为：中国的基本经验不是别的，正是经改革开放大幅降低体制成本，才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真实的中国经验是以降低体制成本为纲领，靠改革开放释放出中国在全球市场的比较优势。2019年4月19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今年一季度经济形势，部署当前经济工作，会议提到：“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这其中既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多是结构性、体制性的。”首次将体制性因素列入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这是对持续深化各项制度改革的进一步强调，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依然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有效解决结构性、制度性问题，在合理推进转变政府职能与简政放权并行共进的同时，进一步清理和规范中介部门，降低企业交易成本，释放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效率。

　　耿 强 邬嘉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