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长江学者

　　学者简介

　　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教学名师奖获得者。作为首席专家主持过2项国家社科重大招标课题以及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出版《体制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增长》《自主创新与经济增长》等11部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一流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曾先后三次获得省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两次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并获得过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记者：我了解到您本科是学习数学专业的，后期一直在从事经济学的研究。我很好奇，为何会有这样的转变？

　　沈坤荣：当时社会上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的数学成绩很好，所以1982年考入南京大学数学系，读了四年计算数学专业。后来发现除了数学之外，我真正的兴趣还是在经济学科。当时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家乡苏州吴江日新月异的变化让我有兴趣和动力去探索中国快速崛起的进程。在大学期间，我一有空就去旁听经济系老师的课，并尝试着将学到的经济理论与现实相结合来思考，后来我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报考经济学研究生。于是，我先是进入商学院攻读数量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进入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这一系列的学习历程使我对经济学有了系统的了解，并慢慢地把自己的职业生涯定位在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上。

　　在赴斯坦福大学做高级研究学者之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曾经问我，很多国外研究者都想到中国研究中国经济，而你为什么要到美国研究中国经济？我当时是这么回答的：国内学者对中国经济了解得比较多但是符合国际惯例的研究方法却不多。我要去深造方法论，增强中国经济研究者的国际对话能力。同时通过学术交流，使国外学者更加了解中国经济。从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到去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从事高级研究学者，前后有10年的学习、深造历程，让我坚定不移的就是对经济学的兴趣和爱好。

　　记者：回顾您30多年学术研究的历程，取得了哪些成果？

　　沈坤荣：我的研究就是关注中国现实，与中国经济的阶段性发展是一脉相承的。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释放了农民巨大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进而推动了整个经济的蓬勃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国从以计划经济为主走向以市场经济为主，这又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不但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整体效率，而且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2000年以后，中国加入WTO，开启了全球市场，全球经济的巨大需求引发了中国的第三轮高速增长。

　　我早期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乡镇企业的发展，发表《综合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江苏乡镇工业增长因素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绩效分析》等文章。中国加入WTO之后，我很多的成果是关于外向型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发表《外国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分析》《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等文章。到2005年之后，除了关注学理性的研究和纯粹的学术研究之外，还尝试着把艰深的学术理论演变成政策实践的过程，把研究的成果慢慢地运用到政策实践中去。针对中国发展遇到的一些瓶颈和障碍，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研究关于动力机制构建等问题，发表了《如何应对国际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在适应新常态中培育增长新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改革需要稳定市场主体预期》等文章。

　　记者：您认为，中国经济如何行稳致远？

　　沈坤荣：中国是新兴崛起的大国，在制度上还有需要完善的空间。中国的经济发展，真正要行稳致远，最终还是取决于自己，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第一，中国已经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我们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要有高品质的消费品。要把原来的低端生产变为高端产品的制造，把原来的国际代工、国际加工行业变成有自主知识产权、有自己品牌的高端生产过程。以奶粉为例，如果我们真正生产出健康的、符合婴幼儿或者其他老百姓所需要的高品质奶粉，我们就不需要到国外去买奶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要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供给侧结构，提高产品的品质。同时，还要提供便利的服务。比如支付方式的便利等，使得我们生活质量提升。

　　第二，依靠自主创新，提升产业层次和促进产业升级。原来我们可能更多是模仿创新、跟随创新，但是真正原始的创新是买不来、求不到的，所以要构建激励型创新环境，增强原始创新的能力。如果我们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有了核心技术的研发，我们就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就有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第三，做好教育和培训，让我们有更多高品质的劳动力。产品要体现工匠精神，而不是粗制滥造。德国的制造、日本的品质，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要有开放的思路，以开放的市场来笑纳八方的力量，这种力量对我们的创新、产品设计都有启示意义。

　　第四，关注美丽乡村和城市集群发展。如果城市发展很快，留下一个凋敝的农村，这不符合协调、共享的发展理念。乡村振兴不仅仅是农村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发展有机的构成。同时，高端的城市集群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长效率，加快生产要素集中、公共服务均衡化和环境保护。

　　第五，进一步解放思想。比如说金融市场、服务业、高等教育的开放等，要有自信的心态来面对全球的市场竞争，让我们的经济在竞争当中成长，在竞争当中提高，在竞争当中锤炼，在竞争当中胜出，这才是真正的竞争力、国力的象征。

　　记者：放眼全球，立足中国现实，结合江苏实际，对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您有什么建议？

　　沈坤荣：我认为，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从三个方面着力：要提升制造业的技术含量，争取从江苏制造向江苏创造转变，从江苏产品向江苏品牌转变。比如海澜集团，原来是一个传统的服装加工企业，经过努力，现已转型升级为一个品牌企业，极大提高了产品的附加价值；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跟制造业相配套的服务业发展仍然要加强，加快形成现代产业体系；要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我曾经建议把长三角一体化进程推进到一个新高度，来深入地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特别高兴的是，目前长三角一体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江苏应抓住这一重大机遇，建设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网络，建立健全有效合作机制，建设世界级人才集聚高地，以载体建设使得先进要素落户江苏，为江苏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硬件支撑、要素支撑。

　　记者：您曾经这样定义自己的时间：三分之一是教学，三分之一是科研，三分之一是和社会交流。您如何平衡好自己的时间？对青年学者治学有何建议？

　　沈坤荣：做高水平的学者，做有热情的老师，做负责任的院长。每个三分之一都是百分之百的热爱。我从1998年开始给本科生上课，曾经有十年时间风雨无阻，每周四准时来到本科生的课堂。后来因为担任行政职务，从2008年到2018年，与其他老师一起开设课程，但是我从没有间断给本科生上课。我一直坚持这样的理念：不同阶段的学生应当采用不同的培养方法。本科生重在引导，用实践深化理论，以课题培养兴趣。研究生重在指导，交流研究思路，传授学习方法。博士生教育则完全可以和自己的研究结合起来，一起讨论的过程也是研究课题的过程，教学相长，然后知困。我从学生那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思想很活跃，接触新事物的能力也很强。如果我们研究者不知道年轻消费者在想什么，不知道网络消费、颜值消费、定制消费等一系列新消费新形态，研究领域至少是缺了一块。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做学问是很艰难的，无数的通宵达旦，就为了一个问题。有时候，前期的设想和研究的数据结果不一样，做学生时，我会很困惑。到后来当了教授，指导学生的时候，我就特别地兴奋，为什么？这种不一致是有原因的。有可能你研究路径不对，所以要改变路径；也可能研究的数据不对，要选择正确的数据；也可能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所以，学者要俯下身去，关注社会的实践。中国行稳致远的发展进程，是我们取之不尽的研究资源。我们要在中国特有的经济现实当中找答案，而找到的答案就是我们研究的成果。

　　记者：作为长江学者，也是《思想周刊》的作者与读者，您对《思想周刊》有何建议？

　　沈坤荣：让思想光芒照亮中国未来，这就是我对《思想周刊》的期望。

　　记者 杨 丽 魏晓敏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