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晓明

　　《资本论》无疑最为集中而系统地展现出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最为深刻地体现出马克思学说的本质特征，并且当之无愧地进入到经典学术著作的行列。然而，这部在150多年前发表的著作，对于当今时代来说，还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由于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特别体现为方法论性质的，那么《资本论》的重要性就显得尤为突出了。因为众所周知，尽管马克思的每一部作品都为辩证法所贯彻，但他的辩证法——作为唯物史观的方法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无疑是在《资本论）中得到最为深湛而系统的表现。马克思凭借什么能够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之中，从而比后来的历史理论来得优越呢？回答是：凭借他的方法，凭借在《资本论》中得到精深体现的方法，即辩证法。这不仅意味着辩证法对于《资本论》来说是本质重要的，而且意味着对这一方法的把握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同时揭示出《资本论》方法至今依然重要的时代意义：正像它把历史的观点启发给一般的意识一样，它尤其把历史批判的分析工具提示给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了。

　　从一种真正历史的观点来看，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本质和根据的现代文明，将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并在其特定的历史限度上为新的文明类型所取代。这无疑是《资本论》最基本的结论，但《资本论》的方法——其当代意义的核心所在——却决不止于这一基本结论。

　　只要辩证法被当作纯粹形式的方法，它的本体论基础就被遗忘或被遮蔽了，因而也就使它滞留于单纯形式的规律或空疏的范畴变换之中。这样的情形只能造成许多无聊的空话、莫名的诡辩，或把任何一种特定的过程强行填塞到若干形式规律的空格之中。恩格斯曾尖锐指出：黑格尔逝世之后，官方的黑格尔学派把老师的遗产只是当作“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从辩证法中只是学会搬弄最简单的技巧，拿来到处应用。这只不过意味着抽象的外部反思的恢复——在这里出现的不是辩证法，而是辩证法的反面。因此，如果说，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在《资本论》中得到了最为经典的运用，那么，《资本论》的当代意义正在于揭示并切中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并将这一揭示和切中现实的任务保持为辩证法的生命线。这同时也意味着：决不能将《资本论》的方法和论点凝固为抽象的公式，并对之仅仅作外部反思的运用：因为这样的做法只会使通达社会现实的道路重新堵塞，使《资本论》方法的当代意义隐遁消失。

　　马克思和黑格尔是在“现实”本身这个主题上分道扬镳的，不少当代哲学家都明确指正了这一点。但如果《资本论》的方法根本不是单纯形式的方法，那么，在本体论上取代黑格尔“主体-实体”的究竟是什么，而这一取代在方法论上又意味着什么呢？《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在马克思那里，取代黑格尔绝对理念的东西被称为“实在主体”或“主体”。所谓“实在主体”，不仅意味着它具有实体性内容，而且是自我活动者和行为规定者。在这里，取代绝对观念之自我活动的乃是“实在主体”即社会的自我活动，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是由之获得本体论定向的。尤为重要的是，在马克思那里作为实在主体的社会，不是“社会一般”，而是特定的、具有实体性内容的社会，即“既定的”或“既与的”社会。

　　《资本论》的方法首先意味着“实在主体”在本体论上的优先地位，意味着既定社会的自我活动，意味着任何历史科学或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去把捉这样的自我活动过程并将之辩证地叙述出来。

　　对马克思的辩证法来说，深入于既定社会之实体性内容的研究不仅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是通达并揭示其本质性的唯一途径。我们理应就此去理解马克思在英国所开展的《资本论》的大规模研究工作。正是在深入于实在主体之自我活动这个关键之点上，《资本论》的方法展现出这样一种时代意义：它将极大地形成对当今学术整体来说的积极动力；而这种动力之所以会形成，是因为《资本论》的理论方法拒绝时下仍然占主导地位的抽象的外部反思，它要求任何历史科学或社会科学面向既定社会的自我活动，从而使这种自我活动能够得到辩证的把握，并使之在其独特而丰富的社会-历史规定中被具体地再现出来。这种理论方法对于讲中国语的哲学社会科学来说，意义尤为深远。因此，《资本论》方法的当代意义，将在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关乎当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它把真正历史的观点、社会现实的观点，以及实在主体之自我活动的观点启示给我们。当这样的观点作为辩证法的整体被消化吸收之际，我们的学术便会积极地摆脱它的“学徒状态”，并在获得其自我主张的过程中迎来它的繁花盛开。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