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是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公祭从市到省再到国家层面，走了21年，成为国家和民族记忆的共同锚点。但这一二战重大惨案的影响目前主要仍在国内，让严重反人类罪行真正成为全人类共同记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何拓宽南京大屠杀研究国际视野，提升历史解读国际话语权，让这段历史产生更加深远的国际影响力？公祭日前后，部分长期参与发掘、研究和宣传大屠杀史实的专家学者谈了各自的探索和思考。

　　厘清史实提升说服力

　　第三方视角价值独特

　　从1980年代至今，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无论资料搜集、话语权建立、论述体系形成还是多学科介入，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为让史实更完整，一些学者开始拓宽视野，将目光投射到国外资料上。

　　“在南京大屠杀各方资料中，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中国人民自己的记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认为，第三方资料地位仍是独特的。基于此，张生等人赴美、德、英、法、丹麦、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多方搜集能够找到的资料，形成了一条关于南京大屠杀第三方资料的系统性链条。“特别是德日等国侨民的所见所闻，是大屠杀作为国际事件的必然要件，他们对事件的判断可能较少受到主观情绪影响，从证据角度较有说服力。”如“东京审判”法庭按照英美法庭规则组成，控方和被告方法律地位平等，控方要组织各种资料将战犯绳之以法，被告和辩护律师则要千方百计摆脱控诉或减轻罪责，“这种情况下，第三方资料有不可替代的证明力。”

　　在张生的力作《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增订版）中，引入了中美德日等国史料相互对照的视角，在同一时空再现场景，构建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集体记忆。“当前中日两国就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问题始终无法达成共识，且日本右翼还不断挑起事端，双方矛盾仍未缓和。这就非常需要中立者和第三方的观察者，让这段历史更加直观全面。”

　　日方视角也得到了历史研究者的重视。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王卫星曾多次赴日搜集史料，参与暴行的日军部队战斗详报、官兵日记等原始资料，证明大屠杀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日军官方命令。“光有受害方一方资料不完整，加害方一定要有资料。”王卫星说，虽然日本投降时官方大量销毁档案，但仍能发现一些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这些加害方的记述，从某种意义上比受害方的资料更具有说服力。”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曾独辟蹊径，从新闻传媒入手，系统研究了中日及其他国家媒体对大屠杀如何知晓、怎样报道、持何种态度、产生了什么样的舆论影响。“最早报道大屠杀的是英美法这些当时的中立国家媒体，《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等在屠杀发生几天后就有报道，有力驳斥了日本右翼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的谬论。”

　　第三方史料迄今仍是“富矿”。今年公祭日前夕，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胡卓然公布了从1943年《中央日报》上发现的一则新闻，该报道系转引自美媒报道。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在报道中明确表达了对南京大屠杀的愤慨，盟国对惩治惨案元凶的决心，并将大屠杀与纳粹屠犹相提并论。这证明南京大屠杀早在抗战时就已是被盟国公认的事实，驳斥了日本右翼声称南京大屠杀当时没什么人知道，系后来编造的谬论。“这一史料意义突出，也表明外文史料还有探索新空间，今后应加大对这种第一手资料的发掘力度。”胡卓然说。

　　争夺国际话语权

　　有进展但还需更多努力

　　2015年10月，《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成功。但毋庸讳言，我国在南京大屠杀史的国际话语权的争夺上仍不容乐观。

　　一个标志是，南京大屠杀作为二战“三大惨案”之一，在西方知晓度不高。“与纳粹屠犹相比，西方世界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认识还不够。”王卫星说，我国在大屠杀史对内宣传教育上做了不少工作，但在国际传播方面还有很多欠缺。张生前不久参与接待了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来访，让他惊讶的是，这家专门的纪念战争与和平博物馆的研究者，对南京大屠杀也所知不多。

　　张生坦言，当前南京大屠杀史实接受范围主要是中国人民、海外华侨及少数一部分关心中国历史、关心人类灾难的专业人士，“虽然不少西方人已经摆脱了对南京大屠杀一无所知的状态，但仍处于知之甚少的状态。”

　　日本右翼也并没有闲着。尽管近年来我国研究者更为频繁赴国外讲学，到英美俄等大国举办图片展，并带动一些国家自发办图片展，加拿大还竖立了慰安妇铜像，但这远远不够。“比如慰安妇档案落选世界记忆遗产，我们做工作，日本也在做，这实际就是对我们话语权的压制。”经盛鸿说。

　　如何让我们的历史发出更响亮的声音？学者们认为应当“请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今年公祭日，曾受纳粹野蛮轰炸的英国考文垂市市长、大屠杀期间救助中国人的国际人道人士后裔都应邀参加公祭仪式。张生认为，应当继续广泛团结二战受害国、有类似经历的城市、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等不断前来，“他们必然会与我们形成历史共鸣。”

　　对于“走出去”，本月11日《南京大屠杀全史》韩文版出版，但经盛鸿认为这还不够，应当不断出版各语言版的史料集，并主动到美国、日本等国刊发文章，发出我们的声音。张生指出，日本右翼近年来利用雄厚财力，把歪曲事实的著作免费推介给各国研究机构和学者，我方也必须采取针对性措施，更多更快地将研究成果翻译为各种文本，并通过多种途径推介给世界学术界。

　　要搞好国际传播，“打铁还需自身硬”。王卫星认为，要完整真实再现一段历史，必须站在严谨客观理性的角度来叙事，让研究符合国际学术界的共同标准。“有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才能够在国际上，至少在学术界具有公信力，才能掌握话语权。”

　　“我们的路径很多，有关部门应当牵头集思广益，有效地把这段史实向全世界更好地进行宣传。”经盛鸿说。

　　上升到全人类高度

　　让全世界汲取教训

　　今年公祭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重申。专家们也不约而同提出，应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落脚点提升南京大屠杀这段记忆的国际影响力。

　　“应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向全世界介绍南京大屠杀史实。”张生认为，南京大屠杀不仅是中日之间的问题，中国坚持14年抗战也不仅是为中国独立自由，而是为反对法西斯侵略。“应让世界人民认识到，今天的国际秩序是世界各国共同奋斗的结果，所以中国人捍卫南京大屠杀这段记忆，不是狭隘民族主义导向下的，而是为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共同利益。”

　　“只有上升到人类共识的高度，我们才能最大程度避免悲剧重演。”王卫星认为，时至今日，回首这段历史，不仅是一国一族的悲剧，也是整个人类的悲剧，光靠一国一族铭记远远不够。“随着国际交往不断增强，人类是个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深入人心。一国一族的伤痛也是全人类的伤痛，应站在这个高度向世界传播这段历史，让整个人类汲取其中的教训。”

　　为此，张生提出，在向国际社会推介有关史实时，应使用全世界都能听得懂的语言，弘扬人类共同的价值。“让世界理解，我们捍卫南京大屠杀的史实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王卫星说，习总书记在首次国家公祭仪式上提出，铭记历史不是要延续仇恨，这值得深思。“时隔80年，我们既要捍卫民族情感，又要超越民族情感——这不代表放弃民族情感，而要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待这段历史、展现这段历史，追问为何会发生战争、为何部分人类会如此残暴，这样才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 本报记者 陈月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