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简介 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苏州市文联主席兼作协主席。2018年8月《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一文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

　　走近长江学者

　　记者：请您简述您的学术研究历程，大致分为几个阶段，取得了哪些成果？

　　王尧：1981年7月，我考入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前身）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在大学期间，我喜欢读书写作，也是一名比较活跃的学生干部，担任班长、校学生会主席。本科毕业以后，留校当辅导员，同时也给学生上课、写文章，后来在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最初，我师从范培松教授做散文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陆续出版了《中国当代散文史》《乡关何处——20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询问美文》等著作。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初，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的研究方向拓展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文化。当初在做散文史研究时，我提出一个命题：散文是现代知识分子思想与情感的一种存在方式，已经开始把散文研究、思想文化研究、知识分子研究结合在一起。在学术研究的同时，从2001年开始，我介入当代文学创作前沿，用了比较多的精力做文学批评。主持全国比较有影响的“小说家讲坛”，邀请一批优秀小说家到苏州大学演讲，让学生和一些著名的小说家、作家有一个对话的机会，从而改变文学教育的方式。莫言和李锐首先在讲坛演讲，后来王蒙、铁凝、贾平凹、韩少功、张炜、马原、叶兆言等陆续到校演讲，反响热烈。在此基础上，又派生出了一系列对话录，主编了“新人文对话录”丛书，其中有我与莫言、韩少功、李锐的对话录，还有其他作家与批评家的对话。这一套对话录，我将之称为“思想的旅行”。

　　2005年至今，我比较强调当代文学史的关联性研究，在新文学的内在脉络中讨论当代文学史的重要问题，提出了“过渡状态”“无作者文本”等概念。我不主张将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割裂，文学史研究和写作是建立在文学批评基础上的，文学批评则要以文学史为参照，需要有历史感。这当中也尝试创新文学史研究的形式，做了关于文学口述史的研究，发表过系列论文。这大概也是国内比较早的关于新时期文学的口述史研究。

　　2010年1月至7月，我在哈佛-燕京学社做了半年的访问学者。在那里潜下心来读书，了解西方汉学家的情况，后期我又主持了一个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关于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的问题，在跨文化的对话当中，研究中国文学在世界的位置、影响。

　　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我一直主张传承中国的文学传统，这一方面影响了我的文学批评，另一方面我始终坚持写作散文随笔。曾经在《南方周末》开过一年专栏，后来又在《读书》和《收获》开设专栏，《收获》的专栏文章“沧海文心”不久将结集出版。今年还将在《钟山》发表“日常的弦歌”系列文章。

　　记者：您去年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评委、评论家何向阳评价您的作品《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立论严谨，分析精微，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思考。您如何看待此次获奖？

　　王尧：获奖是衡量一篇文章水平高低的一个参照系，但不是唯一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鲁迅文学奖，而是鲁迅让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有了文化的方向。我要重复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不能放大自己，缩小世界。我时常告诫自己，人要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的渺小，从而不断努力。

　　关于汪曾祺研究有许多优秀的成果，在我的阅读和研究中，我觉得汪曾祺的创作还有很大的阐释空间。我尝试将汪曾祺和汪曾祺的创作置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内在脉络中加以考察。在中国文学的脉络当中，他接受了什么样的影响，他自己又改变了什么？此外，还涉及到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比如什么是小说的散文化，什么是语言的文学性，什么是作家的个人生活，我都做了一些解释和思考。

　　我认为汪曾祺的意义，首先在于以自己的方式衔接了文学的“旧传统”和“新传统”，于“断裂”之处“联系”了“文学遗产”；汪曾祺在语言、文体等方面的建树，与现实语境、文学潮流形成了一定反差，从而和其他当代作家相区别；汪曾祺保留了已经离我们远去的“士大夫”特质，其个人生活方式对创作亦产生重要影响；汪曾祺对传统的理解、选择和转换，对如何建立当代文学的“文化自信”仍然具有启示性。现在我们比较多地强调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对的，但当代文学创作不是简单地回到传统，而是既要传承又要进行创造性转化。

　　记者：“做文学批评，需要重读”，重读已经成为您工作的重要部分。“重读”过程中，您有怎样的思考？

　　王尧：近几年来，我关注的学术问题之一是如何将当代作家作品历史化、经典化，由此重读了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好多书特别是经典文本都可以不断重读，比如《红楼梦》《诗经》《楚辞》。我想做的工作是，在重读过程中，能不能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做出一些新的解释，发现以往的不足，或者发现以往的偏差加以纠正，将研究进一步往前推进。当然，重读也会淘汰一些作品。

　　记者：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的社会，影视、娱乐等占据了人们大量的休闲时间，您觉得文学对现代社会有什么意义？

　　王尧：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或者作为一种知识，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但是有一点，无论怎样变化，怎样挤压，文学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它是构成我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有精神生活就需要文学，需要反思的是，我们怎样创造出好的作品来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

　　记者：这几年，在“走出去”的思潮带动下，文学和出版领域出现一种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站在文学评论家的角度，对讲好中国故事，您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王尧：讲好中国故事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中国故事”。不要狭隘地理解中国故事。中国故事可以是主旋律的、宏大叙事的，也可以是普通的、细微的。只要是关于中国的向上、向善、向好的故事，都要讲好。这其中也包括中国存在的问题，不要把它简单化，简单化的东西很快会被遗忘。另一个是“讲好”。我们现在比较多的是在中国看世界，我不赞成把自己放在一个中心的位置。“讲好”的关键在于对话，在中国而又融入世界。要在与世界的对话中来理解中国的问题，要在中西文学的交流当中来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记者：您对江苏文化高质量发展有何建议？

　　王尧：江苏历来人文荟萃，文脉绵延不绝。据我所知，江苏文脉研究工程正在系统推进，省委、省政府很重视对各种文化项目的扶持和投入。在江苏从文化大省迈向文化强省的进程中，文化建设不仅仅是一个工程，还需要出现文化大家，要出现可以传承后世的文化作品。我认为，在提供较好创作条件的同时，还要鼓励大家自由独立地思考问题，要尊重文学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文化建设是需要累积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要无愧于古人和时代。

　　记者：您觉得做学问最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当下，青年学者做学问有何优势，又存在哪些问题，您对他们有何建议？

　　王尧：青年学者应当有学术理想和抱负，对学术怀有敬畏之心，心里有大格局，关注中国问题，具有国际视野，做好文化对话与传承工作。首先是要超越功利，对学术有信仰，你就会愿意为之付出。有敬畏，就会花功夫并且治学严谨。这一代青年学者大都受过非常好的教育，有新的理论和方法。关键是，要避免外部世界的各种诱惑，潜心读书治学。同时，还要处理好学问和现实的关系，在现实又超越现实。要拥抱现实，但不能完全被现实牵着走，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表达方式。

　　学术研究和写作不是为了压抑人性，恰恰是为了释放人性，为了追求向上、向善、向美。所以我鼓励学生要热爱生活。像我业余时间喜欢写毛笔字和做菜。书法是一种文化，写字是理解世界、表达世界的一种方式。由字体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修养、心境、趣味。做一点家务，包括做菜，本身也是一种生活美学。买什么菜，怎么搭配，色香味等等，是人生的一种乐趣。我觉得生活很重要，我不希望学生读书读成书呆子，而是要自由发展，最大可能地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出来，找到自己的长处。

　　记者：请您用一句话寄语《思想周刊》。

　　王尧：关注中国问题，及时表达不同类型的人文知识分子对于中国问题、世界问题的独特观察与思考。

　　记者 杨丽 魏晓敏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