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长江学者

　　●学问要有史学和经典之“根”。

　　●学者要有瓶颈意识。

　　●学问之美在于精致。

　　●学者的最高境界是成为大家。

　　●学者的“家”,既是学术家园,也是精神家园。

　　学者简介

　　樊和平,笔名樊浩。全国伦理学界第一批、江苏人文科学第一个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7),江苏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东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主任,东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东南大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副主任、资深研究员。主要学术成就有:出版个人独立专著14部,作为第一带头人合著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等独立发表论文260多篇。成果获全国、教育部、江苏省优秀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4项,二等奖8项。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国家重大招标项目2项,国家和省部级重大、重点和一般项目20多项。

　　记者:您在江苏社科名家文库《樊浩卷》中,曾用“四个三部曲”来概括自己30多年的学术进程,请您简要回顾自己的学术研究历程。

　　樊和平:回眸自己30多年学术进程中的轨迹,从硕士学位论文提出“伦理精神”的概念开始,都在追寻一个共同的主题:“走向伦理精神”。迄今为止,可以作为代表作的,是已经和正在完成的四个三部曲,每个三部曲都是3本书,共12部著作。

　　第一个三部曲 ——“中国伦理精神三部曲”。“疏浚生命银河”,聚力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传统及其现代转化。《中国伦理的精神》是关于中国伦理精神的逻辑结构;《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是中国伦理精神历史建构的生命呈现;《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建构》是关于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转化和现代建构。三部书前后花了八年左右时间完成,形成关于中国伦理精神的“逻辑—历史—现实”的诠释系统。

　　第二个三部曲 —— “道德形而上学三部曲”。“叩问形上世界”,是关于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建构的三部曲,这也是我第一次重要学术转型。第一个三部曲完成后,我开始从历史走向理论,进行道德形而上学的理论建构。《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为伦理道德寻找形而上学“理念”,《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精神哲学基础》为伦理道德确立精神哲学“基础”,而《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为伦理道德寻找精神哲学“形态”。理念、基础、形态,构成道德形而上学三部曲的学术主题和理论重心。

　　第三个三部曲——“道德国情三部曲”。“回到事实本身”,致力伦理道德中国国情的调查与研究。这是我学术进程中的第二次转型,它包括率领团队完成的2010年出版的两大调查报告,即《中国伦理道德报告》《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我独立研究报告《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哲学规律》;还有正在完成的团队成果《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报告》《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数据库》。这个三部曲有两个特点:一是“很现实”,它们是全国性大调查的成果;二是“很团队”,调查研究都是在我带领下的大团队攻关。在此过程中,东大建立了“道德国情研究基地”,2015年建立了“道德发展高端智库”。

　　第四个三部曲——“道德哲学讲习录三部曲”。“演奏文明交响”,是关于中西方道德哲学经典的跨文化对话。这是第三次学术转型,其要义有三:一是回到经典;二是教学和科研良性循环;三是文明对话。自1988年以来,我就开始给研究生讲授中国伦理史课程,至今从未间断。2004年起,给博士生分别开设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两门学位课。在讲授中,不仅本校其他学院学生经常来蹭课,还有外校学生赶来旁听。我欣赏老北大教授们的课堂风范:来者不拒、去者不究。我一开讲,学生们就将录音设备放在桌上,由此给我启发,将它们做成精品,形成《中国伦理精神讲习录》《黑格尔道德现象学讲习录》《黑格尔法哲学讲习录》。

　　在四个三部曲基础上,正着力建立伦理道德或以“伦理精神”为核心的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已有蓝图的是专著《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体系》,带领团队完成了近百万字的专著《现代伦理学理论形态》。

　　记者:这四个三部曲,呈现的是“走向伦理精神”的学术历程,也是一次“精神”的生命旅程。您是如何突破自我,不断向前推进的?

　　樊和平:我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抱负,是做沉潜学问,成一家之言。在学术推进中不断自我超越,也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和理论建构。反思自己的学术成长,几个要素很重要。

　　其一,学术要有史学和经典的功底,否则便没有“根”。做一个学者,特别是人文科学的学者,首先要研究历史,至少要精通一门学术史。我从中国传统伦理的元典《四书》开始研究,同时熟读经典,至少要钻透几本中西方经典,作为自己学术上的“看家本领”。中国传统伦理,以及《四书》和黑格尔道德哲学经典,是我的学术功底所在。

　　其二,学者要有瓶颈意识。学科是相通的,囿于狭窄的“学科”意识,无异自我禁锢。在学术研究的重要转型中,我每每自觉到自己前行的瓶颈,便努力消除。我曾发现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知识缺场成为自己推进伦理学研究的瓶颈之一。当时我找到了图书馆所有较权威的经济学与管理学著作认真研读,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一本专著《中国人文管理》,进行伦理、文化、管理与经济的交叉研究,然后拿着这本书投奔著名管理学家周三多先生门下,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我也打通了伦理学与教育学,又学习社会学的调查与研究方法等等。

　　其三,学问之美在于精致。先圣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如何“乐之”?我觉得就是体验并追求学问与学术之美。我因为出道较早,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不少“全国最年轻的纪录”。我总认为自己很年轻,成长的时空很充裕,因而先把思想迸发和表达出来。进入21世纪之后有了新的觉悟,学问不光要有思想,还要精致。我常常跟学生说,学问做到一定境界,是有美感的,可以玩赏。

　　其四,跋涉晦涩所获得的灵性启示,是治疗病痛最好的药方。我们七七、七八级的大学生,对学习机会有种虔诚般的珍惜,大学期间学习之刻苦,完全可以用“疯狂”二字表述。沙塘园食堂就在教学区对面100米,但中午不回去吃饭,面包放在书包里,饿了就吃一些,为的是节约排队时间。我们赶上了好时代,机会多,担子也重。我长期是教学、科研、行政“三肩挑”,平时工作忙,晚上和假期集中写作,因而心能体能透支较大。我的身体曾出过两次较大状况,一次是1994年暑期。南京的夏天素有“火炉”之称,没有空调,又住“水帘居”的筒子楼,潮湿闷热,连续20多天写作后,倒在桌子底下,既站不起来,眼睛也看不清,恢复了几年时间。第二次是2002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期间,再次倒在办公室。回国治疗期间,我开始啃读哲学界的“天书”: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和《精神现象学》。“我给自己开了一副虽不能治病但却可以捱过如年之日的药方:暖阳下啃‘天书’……极端的痛苦与极端的晦涩,居然奇妙地中和着,让病痛和时光一同流逝。”

　　记者:您曾说过,“在世界的断裂带上,我们来了!”这一“断裂带”指什么?您认为,当前伦理学的学术前沿在哪里?

　　樊和平:现代中国学界对西方理论的简单移植,导致很多学术弊端,所谓“欧风美雨”,西方学界刮什么风,中国学界就下什么雨。2010年,在英国的伦理国王学院做访问教授时,为了解西方前沿到底是什么,我将大英图书馆所有伦理学的藏书做了一次彻底检索,试图以此发现和描绘西方学术演进的轨迹。我发现上个世纪后期,西方发生经济危机,高校经费严重不足,学者需要到企业、政府去找课题和研究经费,于是就得为社会、政府、企业服务,转向应用学研究。紧接着的问题便是,宏大高远理论建构的藏书逐年下降,至本世纪初进入拐点。如果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文化传承就会遭遇危机。我认为,西方学术至少在伦理学领域一个断裂带已经形成,我们应该站在这个断裂带上制定自己的学术与学科发展的战略,以自己的艰苦努力,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来了!于是,我们东南大学伦理团队确立了道德哲学与重大应用一体的“顶天立地”的发展战略,后来我们所做的道德发展智库,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中国问题”,并通过独立的理论研究探讨和解决这些前沿问题,建立中国理论和中国气派。

　　记者:著名学者王国维曾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您认为,如何做一个学问人?

　　樊和平:我认为当下要成为一位好学者,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

　　学会孤独是学者必要的坚韧和坚守。当今之世,在繁荣的时代,喧闹的社会,学会孤独,忍耐孤独,享受孤独,可能是思想创造和学术发展的重要气质要素和品质构造。害怕孤独,不会孤独,当下已经漫延为学者的“恐惧症”,可是学者不能忍受寂寞和孤独怎么能“酿”出好学问呢?

　　思想要有责任感。贡献有创造性的思想是学者的天职,也是学者的特权。可是思想不能变成“拍脑袋”,只有经过学术反思、学术论证、学术批判的思想才具有生命力。特别是在智库时代,每提出一个重要建议时,我们都应当自问:如果建议被采纳,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能不能对后果负责?学者要有境界,有情怀,以恪尽自己的本职为国家、为民族做出自己的贡献。

　　由“专家”而“大家”。学问的第一种境界是成为专家。什么是专家?专家是用大家都不懂的话讲出大家都不懂的道理;学问的最高境界是成为大家。什么是“大家”?“大家”是用大家都懂的话讲出大家都不懂的道理。因而学者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学术境界和人生境界,最后由“专家”而“大家”。有抱负的学者一般都有志于成“名”成“家”,这当然没什么不好。然而学者的最大悲哀,是有了“名”而没了“家”。对现实的社会责任感,对文化传承的贡献,就是学者的“家”,既是学术家园,也是精神家园。

　　记者:您作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也是我们《思想周刊》的作者与读者,对《思想周刊》有何建议。

　　樊和平:“让思想体现为现实,让现实趋向于思想”,希望《思想周刊》办成思想的园地、学术的殿堂。

　　记者 杨丽 魏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