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认为，中国大运河就是自然河流与人工河道混合而成的一项水利工程。但考察运河的发生及其演变的过程，就会发现大运河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大运河本质就是中华民族的动脉，是古代中国道路的主干所在，它所呈现出来的“道”的意义要甚于其“河”本身的价值。

　　无论是从具象还是抽象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中很难找到一条能够与大运河作用相匹敌的“道”。随着运河位置的方向移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也发生变化。在隋炀帝贯通大运河之前，中国政治经济的重心基本上是顺着黄河流域呈东西走向，隋炀帝开凿通济渠与江南运河连接，到隋唐乃至宋代，中国经济政治的中心逐渐发生着西北——东南方向的移动。而随着元朝郭守敬对大运河截弯取直，中国的战略轴线从东西向完全转换为南北向，这条大运河成为南方资源滋养北方的生命线。所以，只有从“道路”的意义上认识大运河，才能真正地理解它。

　　但凡大运河的研究者都认为，运河的漕运功能无与伦比，“漕运线就是生命线”。这是自秦汉有运河开始，特别是隋唐之后历代王朝统治者的共同认知。漕运是大运河的实在担当。不过，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舟船载着源源不断的物流与人流，又实实在在开辟了中国社会变化发展的一系列新路，中国古代城市的发生发展、不同文化的交流相融、社会形态的变迁转型等等，都深深留下了运河流淌过后的印迹。

　　大运河是城市兴盛之路。大运河的贯通缔造了无数运河城镇生命的新生。刘士林先生曾言运河城市与运河是“一体同胞，唇齿相依”。他在其著作《中国脐带大运河城市群叙事》中列举了从南到北一共18个城市为叙事对象，这其中的任何一个城市若离开了大运河，就难以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城市。

　　大运河是文化交融之路。大运河的开凿和贯通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文化形态，改变了中国文化沿展的空间，从而使整个华夏文化呈现出了多元的、丰富的、混杂的、交融的格局，南北文化、东西文化在大运河的流波中聚汇融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首先，大运河孕育、滋养了文化的新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春秋诸子百家、文学、艺术、科学和技术，都能在运河的流波里找到一些深深的印记。其次，大运河促进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从本土文化来看，中原文化、北方文化、齐鲁文化、江南文化、荆楚文化乃至巴蜀文化和岭南文化等都随大运河的流波在不断地交融；从与异域文化的关系来看，大运河链接着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异域文化与华夏文明的交流有了方便之途。

　　大运河是社会转型之路。大运河最大的特点就是“流通”，“通”则促成了变化，带来了开放、碰撞、交流。因此，自隋唐运河贯通，沿运河经济带与城市群的形成，中国古代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态、封闭的农耕经济生产方式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依附在土地上从一而终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人口由乡村向城镇聚集，产业结构逐渐呈现多样化，社会群体趋向复杂多元化。

　　行走运河，可激发跨越时空的想象，也能滋润文化家园的根苗。中国道路的根本在于“中国特色”，大运河作为独具特色的衔接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文化通道，我们必须“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作者为《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 谢光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