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新华日报》80岁，我93岁。我们携手走过了80年，跨越了两个世纪。我与《新华日报》结下的不解缘可谓打不散、剪不断。

　　1937年夏，抗战全面爆发，十二岁的我随姑母由南京溯江而上，经武汉转粤汉铁路抵长沙。翌年初，我第一次读到了刚在武汉创刊的《新华日报》。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我从长沙撤退到贵阳，就读于贵州省立贵阳中学。刚到贵阳，我便惊喜地读到了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犹如他乡遇故知。后来才知道，在武汉失守、日军进城的当天早晨，《新华日报》仍在坚持战斗，而“重庆版”的《新华日报》也在同一天（10月25日）奇迹般出现在山城街头。《新华日报》在重庆的神速出版，令全民鼓舞、令国民党当局震惊、令日本军国主义胆寒。

　　一年多后，我由贵阳转学到重庆复旦中学。学校在郊区化龙桥，正巧与《新华日报》为咫尺近邻。同学们几乎皆为《新华日报》的忠实小读者，竞相以自己有限的零用钱订阅这份报纸。每天清晨，大家尚在漱洗，报童便进了校园，我们手是湿的，会张开胳膊，将油墨未干的报纸搂在怀里。当时的国民党当局碍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未敢公开阻挠报纸的出版发行，但拨给《新华日报》的印刷用纸，则是极其粗糙的劣质纸，纸张呈暗绿色，字迹难辨。而我们这些满腔热血的少年，却深爱其绿色的“战袍”，视其为不可一日须臾缺之的精神食粮。

　　我们最爱读她的抗战报道、重要社论及文学副刊。当时《百团大战》、《台儿庄大捷》等令人振奋的战地新闻与前线捷报，都是从中获悉的。她的社论旗帜鲜明、犀利有力，充满说服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新华日报》不仅发表毛泽东、周恩来等诸多我党领导人的文章，对国民党高层人士的言论，只要不违背团结抗日前提，也都予以发表。对于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如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等，更是提供充足的版面。她开辟的《青年生活》《读者园地》《妇女之路》《友声》《国际述评》等专栏，经常发表重要而富于文采的文章，吸引了大量读者。每逢“五·四”、“一二·九”等重大纪念日，《新华日报》都会通过社论和专稿号召广大青年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新华日报》的副刊内容丰富，版面生动，我就是从副刊上认识了郭沫若、茅盾、夏衍、阳翰笙、丁玲、宋之的、曹禺、陈白尘、吴祖光等著名的作家和导演。少年时的我之所以酷爱文艺，《新华日报》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

　　抗战时期，重庆大、中学校的学生运动和文艺活动十分活跃，我时任复旦中学学生社团“叱咤社”负责人，排演大型抗日话剧的过程中，有幸结识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及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在他们的指引下，我进一步密切了与《新华日报》的联系，经常到民生路《新华日报》营业部购买《大众哲学》《甲申三百年祭》《窃国大盗袁世凯》《文艺问题》等进步书刊。每当踏上那木质楼梯，登上并不宽敞的二楼时，总是怀着一种朝圣的心情。对于公开以社领导身份战斗在第一线的社长潘梓年，总编辑华岗、吴克坚、章汉夫，总经理熊瑾玎，采访部主任石西民等，我都怀着崇高的敬意。其实，我们都知道，《新华日报》社是“中统”、“军统”监视的重点，昼夜都有乔装特务在门口盯梢、记录、拍照，我们对此都不屑一顾，无所畏惧。而许多受国民党当局迫害的人民群众，也把《新华日报》当作伸张正义的地方，经常有人在那里申诉冤屈，要求公道。

　　在日本侵略者对重庆的狂轰滥炸中，坚持抗战立场的《新华日报》无疑为其轰炸重点。一次大规模的空袭中，《新华日报》差点被夷为平地，而与之毗邻的复旦中学不幸中弹，校舍毁于一旦。我的家在空袭中几经迁徙，但无论在南岸南坪场，还是在巴县渔洞溪，我都能及时地从报童手里获得《新华日报》。其实送《新华日报》是一项很危险的工作，经常有报童被国民党特务跟踪、寻衅殴打，甚至莫名不知去向。当报社向国民党方面报失和查询，答复结果总是“自行失踪”。于是，“自行失踪”成了当时极具讽刺意味的遁词。正因为如此，我的报童朋友每次前来送报，都是举止警觉、来去匆匆。他们不愧是《新华日报》培养出来的红色小战士。

　　1941年1月，《新华日报》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社论被国民党当局扣发，周恩来同志愤然写下了：“为江南死难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和挽诗。当天，报社全体人员和报童一道上街卖报，痛斥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破坏抗战的血腥罪行，整个山城为之震撼。其时正值寒假，我专程从南岸过江，到民生路目睹了这一悲愤场面，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记。

　　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党抢先派出各路大员到沦陷区“接收”，群众将其穷凶极恶的行径称之为“劫收”，举国愤慨。1946年8月10日，《新华日报》副刊以头条版面发表了我以“洪微”笔名著写的文章，对于“劫收”这一丑行予以抨击和嘲讽。这是我在《新华日报》发表的第一篇署名文章。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当天清晨，我赶往会场，兴奋地看到了《新华日报》迎风飘扬的红旗，还有国立艺专、劳动协会、新出版业总会的鲜艳旗帜。我刚在《新华日报》的流动书摊上买了一本《论联合政府》，会场即开始大乱，国民党特务大打出手，酿成了“二一〇”血案。我亲历了这一反动暴行，并第一次公开与《新华日报》的员工们并肩战斗。事后，我写了长诗《二一〇》发表在《南边草》壁报上，长诗的最后两句是：“较场口，你这肮脏的地方，从今后将变得更肮脏！”

　　1949年4月南京解放的第二天，周恩来同志即在中南海宣布：决定《新华日报》在南京出版。石西民同志随即抵宁接管了《中央日报》。4月30日，作为南京市委机关报的《新华日报》正式出版（建省后改为省委机关报）。当时我在南京市军管会文艺处和南京市文化艺术工作团工作，成为《新华日报》的特约通讯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外著名艺术表演团体访华演出频繁。为了有利于国际文化交流和对观众进行必要的引导，中方的省以上大报必须以最快速度发表在当地演出的评论，赶在对方离境之前见报。当时我在省文化部门工作，并任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副秘书长，因而成为《新华日报》理所当然的特约撰稿人。那时我经常是当晚观看完演出之后，通宵走笔，至凌晨脱稿时，报社取稿的同志已来叩门。

　　这一期间发表过的评论文章，据记忆所及，大抵有：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歌舞团、古巴芭蕾舞团、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云雀”民间舞蹈音乐团、苏联“列兹金卡”舞蹈团、越南民主共和国歌舞团等多家。特别要提及的是日本的松山芭蕾舞团，这个团早在1955年就与中国开始了交流，并于1958年即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冲破阻力，首次将由中国电影《白毛女》改编成的芭蕾舞剧带来中国公演，获得圆满成功。我为此撰写剧评，将主演松山树子称为芭蕾“白毛女”的“祖奶奶”。此外，我还为日本话剧团1960年来宁上演的近代话剧《大年夜》撰写了大篇幅的剧评。

　　频繁地撰稿与合作，我与报社的很多同志都成为了朋友，由于经常直接到编辑部校稿，彼此几乎成为一家人。

　　“文革”时我被关进“牛棚”，被迫搁笔，粉碎“四人帮”后，春回大地，我又恢复了与《新华日报》的联系，继续为她撰稿。

　　从读者到作者，从特约通讯员到特约撰稿人，我与《新华日报》共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见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和改革开放的辉煌。如今，欣逢《新华日报》八十华诞，衷心祝她风华永驻，前程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