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那年，我还在南京27中学读书。斯时正是文革中期，因父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我在学校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备受歧视。正是这种屈辱环境下，我偷偷读了大量禁书，心底悄悄萌起作家梦。别的同学还在为写作文能不能完成老师规定的500字发愁，我却常常出手就是千字文。记得有一次写兴起来了，洋洋洒洒5000多字，一篇文章就把一本作文簿全写完了。幸亏我的班主任赵光德是个语文老师，且经常在《新华日报》上写一些影评，对我的任性不但宽容，且喜欢，多次将我文章在各班朗读，让我感觉颇有面子。尤其是当那些我暗恋的女生向我投来敬佩的目光时，我更是热血沸腾，写作也格外来劲。其实当时上课时间不多，短短一学期还要去农村“学农”、工厂“学工”、部队“学军”，真正坐在教室学数理化没几天，写作文露脸的机会也就不多。于是，我斗胆将一次学农活动和同学们在城墙根下割草给贫下中农送去沤绿肥的事情，精心编造，创作了一篇5000多字的小说。写完后自觉不错，就投稿到《新华日报》了。

　　当时南京城没有其他报刊，唯一发表阵地就是《新华日报》。我当时胆子也够大的，堂堂省党报，一字千金，我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就敢去投稿，这也叫初生牛犊不怕虎吧？或许潜意识里，也是因为我的老师在上面发表过文章，我也有试一试的冲动。另外，当时没有什么文学刊物，《新华日报》上的副刊我很喜欢，几乎每期必读。读多了就想，自己何不试试？于是就一张邮票寄出去了。

　　记得这是1973年春天的事。稿子寄出后，我惴惴不安，天天到学校传达室看有没有我的信。因为我估计这就是一次投石问路，稿子十有八九会被退回来。退稿不能被别人知道，丢死人！大约两个月后吧，初夏的一天，快要放暑假了，教室外蝉鸣声声，我正上着课，赵老师突然把我喊出教室，一声不吭，领我进办公室，严肃地发问：怎么回事？《新华日报》来外调函，调查你政治面目。你在外面惹了什么事？

　　我当时头脑嗡的一下，脸皮滚烫，额头上汗珠滚滚，眼盯着脚尖，嗫嚅着说，我写了篇小说，投稿……

　　啊？赵老师双手抓住我肩膀，兴奋得连声音都颤抖起来：你说什么？你给报社投稿了？他兴奋地转了一圈，搓着手说，原来这么回事，原来这么回事……好，你回去上课吧！

　　就这样，我的第一篇处女作《送草》，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它让我瞬间成了校园名人，也奠定了我的一生——那年秋天毕业，因为当时全国还没有恢复高考，按区段我应该插队到江宁，江宁县文化馆早早给我预留了一个位置；因为我哥哥姐姐已经插队，按政策我应留城，秦淮区文化馆打听到后，也派人提前和我联络……就这样，一篇文章，决定了我一生的前途，也成就了我今天仍在坚持的新闻理想和文字人生。

　　我后来才知道，实际上政审函来校时，当时主持工作的工宣队长一听说我的文章要在党报上发表，坚决不同意，说怎么能让一个狗崽子的文章在无产阶级新闻阵地上发表呢？是赵老师慷慨陈词，据理力争，据说跟工宣队长一直从办公室吵到操场上。幸亏他曾在报上发表过文章，在区里也算是个文化名人，且懂得党的政策，最后队长才悻悻作罢。我生命中的另一个贵人是当年主持《新华日报》副刊的王劭老师，当年我只知道他的笔名叫高风。我一个籍籍无名的中学生，和他素昧平生，他却如此认真地奖掖后进，提携新人（稿子发表后，我曾认真地和原稿对照，发现修改不下十处。且修改后的词句，的确比原来准确得多），让我深受感动。更让我感动的是，许多年以后，当我也以另一家报社副刊主编的身份和他在省副刊协会共事时，我激动地说起这事，并且虔诚地举酒当面向他道谢，老头儿却呵呵一笑，说，哦，还有这事？然后，这位我尊敬的老前辈、老报人，轻轻端起杯子，淡淡地说，这种事一辈子干得多了，不必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