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江苏网4月10日讯 人们都知道，在我国，香烟、食盐是国家专卖商品，然而人参也是国家专卖品却很少有人知晓。昨天，市档案专家魏怡勤告诉记者：人参专卖就发生在清代，扬州属于四个专卖城市之一，在《清宫扬州御档》一书中，有关扬州售卖人参的奏折共45件，展示了清代数年两淮地区人参销售的一段历史，揭开了人参专卖的历史之谜。

　　顺治初年发“专卖令”

　　扬州成为四座专卖城市之一

　　据相关史料记载，清宫廷对人参钟爱有加，从人参的种植开采、分配、使用到出售，几乎都由皇室统管。人参作为皇家独享的宫廷用品，还是朝廷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魏怡勤说，对于人参的销售，清廷控制得相当严格。从清初开始，朝廷对人参实行了类似于今天的“专卖”政策。顺治元年（1644）八月，清廷出台了“专卖令”，对人参销售进行严格管理，全国只允许四个城市销售，其中含扬州，还有南京、济宁和临清。

　　谕旨称：……但小民恃贸易为生，未便禁止，惟当设立科条，使之遵守。以后人参只许于南京、扬州、济宁、临清四处开肆贸易，一应满汉人民或商或贾各听其便。倘市易不平致行抢夺以及亏直勒买等项，地方官即执送京师治罪。

　　这件清朝初年档案，虽仅一百余字，却清晰记载了清初朝廷实行人参销售管理的情况：

　　一是开诚布公，阐明清廷在人参销售上采取的疏堵结合政策，提出“未便禁止，惟当设立科条”。二是在加强管理的前提下，确定开放南京、扬州、济宁、临清四地为公开贸易之域，不论是商（行商），还是贾（坐商），也不分满人、汉人，都允许销售人参。三是强化市场管理，严厉打击地方不法之人欺行霸市等行为。四是明确地方官员的职责，对违犯“科条”之人，“即执送京师治罪”。

　　乾隆年间变动大

　　1斤参最贵时涨到1440两银

　　乾隆朝，扬州地方官员经常向朝廷呈报人参定价销售等相关事宜。如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四月《奏报领到参斤已经估值变价事》一折中，两淮盐政尤拔世向朝廷详细呈报了人参变价销售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到，清廷对于人参发往地方销售各环节管理的相当严格、地方官员和商人对此事的重视以及人参不菲的“身价”。

　　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与三十四年（1769）相比，人参价格上升的幅度较大，同样的四等参，从每斤800两银涨到1440两银，上涨了近一倍。根据现有奏折可以推断出，朝廷奉发扬州售卖的人参，每年至少一次。尽管各地上缴的人参变价银在朝廷年收入中不占主要份额，但作为内务府的一项固定收入，其数量还是很可观的。

　　1两参卖400两银

　　嘉庆中期人参售价陡升

　　魏怡勤分析多份奏折发现，清廷奉发各地变价售卖的人参，总体价格相对稳定。从乾隆朝到同治朝，涉及五朝的近百年里，仅见乾隆和嘉庆二朝，人参价格有所上涨。人参的价格能在数十年里不变，甚至一代又一代仍保持着相对稳定，其本身就反映出朝廷“内殿”对它的依赖程度。

　　人参售价陡升现象出现在嘉庆中期。嘉庆十二年（1807）正月，人参销售价格，朝廷奉发的四等参已从此前的每斤1440两银，陡升为每两400两银。另外，人参的计量单位，从过去的以斤计算，改为以两计算。

　　清末地方拖欠参银严重

　　摊派银两每年为4000两

　　自顺治初年到嘉庆、道光时期，朝廷人参销售政策受经济形势的影响而摇摆，但仍一直延续着专卖制度。

　　随着康乾盛世的渐行渐远，到了道光末年（1850），由于清政府镇压农民起义，还要抵抗外国军事侵略，消耗了巨额军饷，加之战败赔款等，财政支出形成了入不敷出的窘困局面。而作为奢侈品的人参，销售势必受到影响，地方官员以及商总们即使想讨好皇帝，无奈也拿不出银子。道光朝的多份奏折中就提到了地方拖欠上缴朝廷人参销售银情况。

　　让魏怡勤感慨万分的是，清朝的盛衰转折，居然也反映到了小小人参上。从咸丰五年（1855）起，每年摊缴人参款项，已从关税内拨解了。

　　到了同治年间，清王朝内忧外患，其摊派银两的额度由嘉庆、道光时期的每年20万两左右，锐减至每年四千两。上缴人参销售银的由盛转衰的状况，正是清代朝廷财政状况匮乏，乃至整个社会走向没落的一个缩影。

　　通讯员 扬档轩 记者 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