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两个孩子确实不容易，但我总安慰自己苦一苦就过去了。两个孩子的生活还是幸福大过烦恼，尤其等我们自己老了、去世了，如果只有一个孩子，他在这世上就没有至亲了。”二胎妈妈薛青说起家里的两个宝贝虽有“吐槽”，而脸上却洋溢着掩饰不住的爱与满足。
2+2模式，正悄然改变中国家庭的生活方式。全面二孩政策实施5年来，许多家庭开启“二孩时代”，但其中滋味也是喜忧参半。
要二孩，是希望两个孩子能相互陪伴
早上7点半出门上班、下午5点多下班，每两周还有至少两天夜班不能回家……尽管工作忙碌，但对从事护士工作13年的余荣玲来说，生二胎是未曾犹豫、早在计划中的事。
因深感自身成长过程中手足相伴的重要与幸福，余荣玲很早便想生二孩了。2015年，29岁的她生下大女儿。一年后，得知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余荣玲和丈夫在对工作、年龄、身体等因素综合考虑后，决定尽早要二孩。三年后，余荣玲顺利生下二女儿。“我们希望孩子有个伴，可以相互陪伴、分享、鼓励，遇到问题也能共同面对、解决。”余荣玲说，两边家人也都很支持他们生二孩的决定。不过，为生养二孩而做了全职妈妈的姐姐提前给余荣玲打“预防针”：“你工作忙，对可能面临的问题要做好心理准备。”
90后二孩妈妈曹小燕说，每天清晨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看到未满4岁的大女儿从睡梦中醒来，凑到弟弟面前，学着妈妈的模样，在弟弟额角轻轻地印下一个吻。这样的场景让曹小燕的心都像是浸在蜜罐里，说不出的甜，“我们都喜欢小孩，结婚前就约好生两个宝宝。”
和余荣玲、曹小燕提早做好计划不同，在南京从事媒体工作的马静原本不打算要二孩，但意外怀孕后，她犹豫一番还是决定走上生养二孩之路。“我和老公都是独生子女，从外地来到南京，在这边没有亲戚。在老家我们还有一起长大的表兄弟、表姐妹，但孩子不怎么回去，和老家亲戚不熟。有个兄弟或姐妹对小孩肯定是好事，我们也幸福，所以考虑一番还是决定生下来。”
“怀孕后我问过有二孩的同学，她说满足三个条件可以生：第一要有经济条件，第二夫妻关系要好，第三要有老人帮带。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我觉得她概括得挺对。”马静说，他们居住的小区是学区房，有孩子的家庭绝大部分是老人帮带孩子，全职妈妈少，也没听说哪家没有老人帮、直接由育儿嫂或保姆带孩，“老人帮助是很重要的”。
为生二孩，45岁的田静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由于是高龄产妇，整个孕期田静的血糖一直超标，进食后必须散步1小时才能勉强平稳血糖。“我怀孕快9个月时，已经是隆冬，我每天晚上睡前10点多还挺着大肚子在院子里散步。由于肚子太大，顶得耻骨一直疼，但也必须咬牙坚持。”
在月子中心，兄妹俩第一次见面的场景牢牢刻在田静心里。“儿子第一次来看妹妹，当时育儿嫂正好抱着妹妹，哥哥走过去牵起妹妹的小手，哥哥笑了，妹妹也笑了。”田静说，那一刻她只有一个感觉，真的很幸福。
对于二孩，很多家庭有一个共同的心声：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带着两个孩子出去玩的时候，看着他俩撒欢儿、傻笑。
幸福中的烦恼，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养育二孩对于一个家庭而言，远不是“加一双筷子”这样简单。
老大处于幼小衔接的学习关键期，要做好学习辅导；老二白天要抱着睡，像“长”在身上一样……尽管生第一个孩子后，马静便将浙江老家的父母接来南京帮忙。但如今，年过花甲的父母要帮着接送老大上学、去各种培训班，还要照看老二，精力也很难跟上。于是，月嫂结束工作后，马静决定再请个阿姨，分担照看孩子的压力。但找一个合适阿姨并非易事。从2020年10月底开始找，直到12月14日第六个阿姨到家，才“双选”成功。“请一个满意阿姨太难了，和我们同事聊天，有的请到第九个、甚至第十几个，才遇到满意的。”马静略显无奈地说。
赵强和妻子都在南京一家事业单位工作。近几年，夫妻收入的三分之二都用于请保姆了。“教育成本更是个无底洞。”他说，老大3个月就接受早教了，老二现在快2岁了，但因为家里财力吃紧什么早教班也没报。“价格都太贵了，什么亲子阅读、亲子游泳，随便一节课都是300元起。我也很纠结，要不要全家再紧紧，让老二也上早教课呢？”
第一批二孩家庭，夫妻大多是70后或80后，正是年富力强干事创业的年纪，可是来了二孩，上有四老下有俩小，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或多或少受到影响。在孩子呱呱坠地、一天天长大的过程中，余荣玲发现问题远比自己想象的更多。比如，与老人在教育小孩方面的分歧、两个小孩之间的差异如何妥善对待等。一旦遇上老人或孩子生病，生活节奏更是很容易被打乱。“我定期会带公公婆婆体检，老人和孩子身体都很重要。”余荣玲回忆，有段时间，孩子爷爷生病做了手术，孩子奶奶去照顾，自己只能专门休息了一段时间，在家带孩子。
如何挤出时间照顾好、陪伴好两个孩子，是余荣玲很担忧的问题。“老人年龄大了，基本每天晚上8点他们就休息了。有一次下班回家，帮小女儿洗完澡，我因为太累不小心睡着了，那时孩子爸爸加班还未到家，爷爷奶奶也睡了。因为水龙头热水没打开，大女儿只好自己洗了个冷水澡、爬上床去睡觉，事后还发烧了。孩子懂事得让人心疼，总感觉陪伴他们的时间不够。”余荣玲难掩愧疚地说。
怎样平衡好两娃之间的关系，是不少二孩家庭会面对的问题。洪桢的大儿子12岁，小儿子即将满4岁。为了能给孩子良好的成长环境，洪桢和丈夫买了学区房，平时夫妻二人和大儿子一起，小儿子则暂时和爷爷奶奶住在邻近小区，等到上小学再接回一起住。让洪桢没想到的是，只有周末才能相聚的兄弟俩，一见面就是“脸红脖子粗”。不过，在洪桢看来，这只是孩子间的小打小闹，眼前的矛盾会随着兄弟俩的成长消解。真正让她感到心力交瘁的，是小儿子同自己的生疏。
“精力有限，两个孩子的事只能哪个要紧先顾哪个。”大儿子马上就要小升初，洪桢夫妻把精力都投在了他的学习上。“我工作忙，晚上九、十点回家是常态，平时都是爸爸接送老大上下学，我晚上回去再盯一下。”因此，尽管和小儿子住的小区直线距离不到1000米，但洪桢最长有近2个月没和他见面。直到有次小儿子住院，她第二天赶到医院，不论怎么逗儿子只换来沉默时，她才后知后觉缺少陪伴对孩子的影响。“他的头就一直背过去，不想交流，小孩子真的很敏感。”
不只是小家庭的事，更是社会的事
“虽然我国仍然处于人口增加期，但人口结构失衡压力大于人口总量压力。”南京邮电大学人口研究院副院长周建芳表示。
来自权威部门数据显示，近年来我省新出生人口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2017年江苏新出生人口86万，2018年降为75万，2019年只有68万。“2020年全年新出生人口数量还没有完全统计出来，但从去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2020年出生人口数量比上一年减少15%以上，全年出生总人口可能不足60万。”相关人士告诉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但与此同时，二孩及以上人口占比在逐年增长：全省“小二子”“小三子”占新出生人口比例，2016年是44.5%，2017年上升至51.6%，2019年是52.6%，2020年的比例可能要达到53%。
但这些数字，远没有达到政策设计之初时的预想。全面二孩政策刚出台时，不少专家认为二孩家庭可能会出现“井喷”现象，许多地方妇保院也都未雨绸缪，纷纷扩大产科门诊和病房的规模。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当年还专门成立了“二孩咨询门诊”，应对可能出现的二孩生育高潮。“目前看来，还用不着到这一步，近几年出生的孩子并不比全面二孩政策出台时多。”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相关负责人告诉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说，2019年全年该院只接生了2.3万个宝宝，与高峰年头接生3万个宝宝相比，相差好几千人。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人口学专家陈友华表示，2016-2017年全省生育出现了一个小高峰，那是因为全面二孩刚刚放开，过去想生而政策不允许生的夫妇出现“政策补偿性生育”，而最近两年开始回归正常生育规律，总生育率还在下降，不想生、不敢生将成为较长时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生育率并没有预期那么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周建芳认为，一方面是因为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不高，另一方面是就业压力大、教育成本高、家庭养育人力资本不足、养老压力大等使育龄人群面临高养育压力，所以有生育意愿却不能实现。另外，我国当前处于生育年龄旺盛期的人数减少、一孩生育年龄推迟等也是重要原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就达到高峰1786万人，接着持续走低。”长期关注人口问题的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表示，这背后的原因包括3个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养老保障水平的提高，生育观念的改变在全球范围内成为普遍现象；显性压力包括教育、医疗等支付能力，甚至还有孩子未来的就业压力等；生育所带来隐性负面影响，包括未婚未育女性的就业不平等情况依然存在。
“生个孩子不仅仅是小家庭的事，更是涉及到社会大家庭的事。要让百姓敢生、愿意生、生得出、生得好，需要社会多方支持。”江苏省妇幼保健研究会秘书长林朝镇认为，卫生保健部门要为高龄孕妇提供好的服务措施，让她们放心生、实现优生优育；国家也要出台相关政策，解决育龄人群抚养、教育孩子的后顾之忧。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张国英说，完善家庭福利政策体系是国家和地方政府一直在努力的方向。近年来，不少相关福利政策接连出台，相关社会服务也不断拓面提质，但是这些政策及所对应的各类福利，更多起到的是营造生育友好生育支持的社会环境作用，但还很难真正影响到家庭的生育决策，“今后还要在教育、就业、住房、税收等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家庭的支持，在提升社会托幼托育服务能力上也需要更多努力。”
记者 白雪 仲崇山 王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