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江苏网讯 1914年2月19日，江苏省民政厅长、爱国名士韩国钧有感于金陵为历代帝都，文物遗存较多，倡议创办南京古物保存所，并于1915年6月在明故宫内五龙桥北侧的明代大儒方孝孺祠（左宗棠于1882年建造）旧址处开始建立。
南京古物保存所为一幢坐北朝南的二层五楹小楼，两侧另建有一层厢房，建筑样式属于西式风格，四周环以围墙；内部设有古物、图书、民族史料搜集和总务等部门，共有6个陈列室。其中一楼为统室，“内陈列巨大难移物品”，二楼则分为数个陈列室，此外还有职员寝室等。该所典藏文物包括书画、字帖、拓片、碑幢、金器、石器、玉器、陶器、瓷器、杂件和典籍等，早先基本上以南京地区的文物遗存为主。在该所负责人、文物专家杨复明早年整理编辑的《南京古物保存所古物说明书》中，人们尚可对当时状况有所了解：譬如典藏六朝宫禁狮凤石础、南梁萧秀石阙顶盘天禄兽、明代乾清门石兽、金陵四松庵横石额等文物，均堪称弥足珍贵，有些还十分难得。而为了保护该所的文物安全，严防盗窃、受损等，政府特地派有警卫专门看守。
南京古物保存所面向社会陈列展览后，很快便成为普及民众教育的公共场所。1917年马元烈游览金陵时，在《南都揽胜记》中对此有过一番描述：“（该）所之门南向通（明故宫）午门之中，门横虹形小额，曰：‘南京古物保存所’，作大篆，笔势挺劲，不知何人所作。门内东偏有屋，警察居之，守卫者也。路铺石条，两旁树竹篱，杂植草花，有小亭，亦饶雅意。距门十数武（步），即楼，楼下正门左悬南京古物保存所直牌，右悬游览规则，盖所为省立，游览故不取资，惟星期一休息不开放耳。楼下数间通连，中植旧陛石，其上红丝缕缕，相传为靖难之变方正学先生就义沥血所溅……此外尚有六棱碑幢、寺碑、墓志、墓砖、宫瓦、报恩寺砖……”
1922年4月23日，学者陈训慈踏访该所后，在当年《史地学报》上发表的《南京古物保存所访问记》中记述：该所早先编制5人，其中设有“正保管员1人，保管兼招待1人，编辑兼文牍1人，采集员2人”，负责人依然是杨复明，每月办公经费大约在200元；所藏“金类三十余件，石类（玉附）四十余件，陶器类七十余件，杂器数件”，此外还保存包括经、史、子、集类文献计691部、碑拓407部，每天参观者2至22人。尽管当时古物保存数量不是很多，但在清末民初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此举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1925年夏天，执教于燕京大学的历史学家王桐龄应国立东南大学、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单位之邀，前往古都南京讲学。他在1928年出版的《江浙旅行记》中，记述了那年8月18日下午游览这里时的情形：明故宫五龙桥北侧的古物保存所，搜集有历代文物陈列，其中“有明太祖画像二张，徐武宁王（达）画像、方正学画像，御史大夫景清画像各一张，大明宝钞铜版二块”，最有趣的是这里古水井栏有10余种，“皆以石凿成，口内有深裂纹，为年久磨擦损伤之处”。
1928年顾容展的《实用首都指南》中记述：该所“外绕竹篱，内有亭圃”，楼下陈列“墓砖、宫瓦、碑幢、井栏等，多为千百年前之古物”，其中“最足观瞻者”当数相传为明代方正学因拒绝给明成祖篡位草诏而被杀害时的血廕石；二楼则“陈列书画、金石、泉布（币）及古代兵器等物，足堪考古之资”。该所除星期一不开放外，其余时间均任人参观，“惟须入门签字，方准游览”；而由雨花社1932年编辑出版的《旅京必携》中亦载，该所“楼上分东西两部，陈列画像、古器等历代古物”。
1926年，南京报人张慧剑实地专访该所，随后撰写成《金陵古物保存所调查记》，分别发表在当年3月19日及21日《申报》上。由于民国初期政局动荡不稳，社会民生凋敝，南京古物保存所又因为面临官方经费投入有限、时常不能及时到位，开展工作举步维艰。而广大百姓忙于糊口谋生，哪能抽出多少精力到此一游呢？因此该所平日参观者十分有限，难以发挥较大作用。
1928年归属国民政府教育部管理
1927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之后，相继颁布了《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1928年）、《古物保存法》（1930年）及其施行细则（1931年）、《暂定古物范围及种类大纲》（1935年）、《采掘古物规则》（1935年）、《古物奖励规则》（1936年）和《非常时期保管古物办法》（1936年）等一系列相关保护法规，在建设新首都的同时对当地文物保护亦较重视。1928年归教育部管辖，还兼事负责各地文物保护与征集、史料收集、整理陈列、学术研究等任务，藉以发扬光大中华文化。
1928年，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卫聚贤开始主事国立南京古物保存所，1929年1月17日正式出任该所主任一职，该所当年即组织开展针对南京明故宫遗址的考古工作，发掘出“长木条百余件及琉璃瓦、瓷器、铁叉，并有木质的腰牌”等。次年又组织开展对金陵栖霞山六朝墓葬、新石器时期遗址考古发掘工作，获得了“石斧数件、几何形花纹数十块”等文物。所有这些均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卫聚贤主事该所期间，典藏古物“较旧增三分之二”，但“外来之物多伪”。也就是在1930年，卫聚贤因为与上级主管部门意见不合，彼此之间产生了矛盾，一度还捅到报界，故而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卫聚贤后来便辞职，该所主任遂由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科员的舒楚石接任。1936年，该所又划归南京特别市政府管辖。
由于当时国民政府逐步加大投入力量，该所开始元气复生，自身状况得到不断改善。譬如1935年该所经费预算就为3960元。每天参观人数也由1922年的一二十人，增加到抗战爆发前的数百人之多。除了各地游人参观之外，还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前来驻足流连、接受相关教育。该所因此为提高当时国民的综合素质，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国立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之前身）建成之前，该所堪称是当时南京首屈一指的公共博物馆了，尽管其馆舍面积十分有限。
朱自清1934年在其散文名篇《南京》中认为：“南京是值得的留连的地方，虽然我只是来来去去……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遗痕”，只是对该所现状并不甚满意：“可惜规模太小，陈列得也无甚次序。”此外，陆衣言1929年编撰的《南京游览指南》、陈廼勋等1932年辑纂的《新京备乘》、南京市政府秘书处1933年编辑的《新南京》等民国书籍中，也有类似的文字记载……可见该所在当时已经成为首都南京一处较有影响的人文观览胜地了。今人还可以从现存的民国老照片中，一窥其昔日景象。
古物保存所重要文物随故宫文物南迁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侵华日军疯狂进攻上海，让首都南京的情势安危变得愈加吃紧起来。国民政府提前下令将包括南京古物保存所在内的一些重要文物、典籍等，随着北平（今北京）故宫的南迁文物，一同辗转迁徙西南内地。
1937年底南京沦陷，而包括该所在内的一些暂时没有来得及转运走的文物等，很快就落入日本人的手中或在战乱中散佚。该所房屋被日军战火轰炸。据日本历史协会委员长松本信广在由三田史学会1941年出版的《江南踏查》中记载：他本人曾在1938年率领日本所谓的“学术考察队”，对这批文物进行过收集整理。另据1939年“维新政府南京市政公署秘书处”编印的《南京市政概况》记载：该所藏品此时“亦荡然矣”。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该所却因种种缘故未能重新得以恢复。不过在近代中国博物馆史上，南京古物保存所在保护文化遗产、启迪民智等方面，确实发挥过比较积极的职能作用，应该讲还是占有一席重要位置的。
周安庆（南京地方志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