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墙不仅是一座有形的文化遗产，也承载着城墙边一代代人的记忆。2017年，由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发起，联合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启动了“南京城墙记忆”口述史项目。历时2年半，采用口述记录的方式，收集了101位受访者珍贵的城墙记忆，整理成采访实录稿58万余字，为所有关心爱护南京城墙的人们献上《心城：南京城墙记忆》一书。9月17日，《心城：南京城墙记忆》新书发布会举行，与此同时，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在中华门举办“有座城：记忆里的南京城墙”展览，分享更多城墙记忆。

口述人：蒋赞初

“应该将明代南京城的四重城垣都保护起来”

1927年5月出生，江苏宜兴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资深教授、南京大学考古专业创办人，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江苏省社会科学名家，并获“江苏省文化遗产保护终身成就奖”。

我曾经考察过拆除以前的明清北京城，也看过西安的明代府城，还有我自己家乡的明清县城。我祖父是搞文化研究的，他曾在东北主编了几部县志。我7岁以前生活在东北，7岁以后才回到宜兴，一直住到抗战开始，大概有5年时间。这5年期间我祖父就带着我看宜兴县城，一个一个城门走了一遍，这些县城的城门还都有小的瓮城，所以“城”的概念我从7岁就有了。后来上海附近的松江府城、江苏的常熟县城，我也都看过。1992年，我去镇江主持发掘铁瓮城，那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亲自考古了，我们发掘到镇江府的明代城墙，城砖上也有与南京城墙内容相同的铭文。明代的都城一级、府城一级、县城一级，我曾经看过好几个。因此我建议研究要扩大，除了都城之外，府城、县城的资料都可以搜集作为比较材料。

我建议应该将明代南京城的四重城垣都保护起来，并且做一些复原的工作。这其中条件比较好的除了中华门城楼外，还包括明故宫。明故宫的午门遗址，基础都还在，石柱础也在，条件比较好。此外，明故宫的东华门保存得也很好，当年东华门修整的时候，我和潘谷西教授都通过脚手架爬上去过。上去后我们两人都很惊叹，城墙上断裂的琉璃栏杆都还在，地砖是小方砖，而且都是明朝的原物。所以除了午朝门以外，东华门可以作为一个重点。

口述人：梁白泉

“明孝陵的陵墙应该不只是‘小红墙’的规模”

1928年出生，重庆合川人，195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原南京博物院院长。现为南京博物院研究员、中国文物学会理事、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江苏省民俗学会会长、南京古都学会副会长，兼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安徽大学教授。

到南京之后，我逐渐认识到南京的历史文化根底非常深厚。我每天都在学习，就是想要更好地认识它。也是在不断的历史学习中，我逐渐认识到南京城墙的重要性。文明的三个标志分别是城墙、文字和矿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说：“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城墙并非无敌：它们的深壕宽堑成了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高耸入文明了。”南京城墙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商周以来的筑城传统，将城墙建成了不规则的形状。当代人对南京城墙的形状有许多推测，如“北斗”形、“葫芦”形，但这些都是推测，没有具体依据。南京城墙当时为什么要建成不规则形，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

关于南京城墙与明孝陵城墙，我有一个设想，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证实。马皇后是郭子兴的养女，她和朱元璋婚后感情一直很好。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下旨开始营建明孝陵，次年马皇后去世，最后他自己也葬进去了。朱元璋当时征调全国工匠修建明孝陵，这样大规模的营造活动，明孝陵的陵墙应该不只是现在“小红墙”的规模。有关“小红墙”的记述皆出自《金陵梵刹志》一类的方志类书籍，我们现在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应该可以找到真正陵墙的遗迹，它的规模等级应该不亚于南京城墙。

口述人：何镜堂

“南京城墙博物馆真正的展品就是城墙”

1938年4月出生于广东东莞，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勘察设计大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名誉院长兼设计院董事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领衔设计南京城墙博物馆建筑。

我们计划在中华门旁边盖一个城墙博物馆，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主体，我们真正的文物是城墙，所有其他放在里面的东西都不如现在看到的城墙。因为我们是在城墙边做博物馆，所以我们的建筑就相当于呈现我们城墙历史文化的一个载体。同时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馆的创作，提升城墙整体的文化价值，以城墙为主题，我们呈现它、强化它、繁衍它，跟它融在一起，也希望这个博物馆能像一个城市公园一样。

我们这个馆的设计跟一般的建筑设计不一样，它看起来好像不太像一个建筑。因为我外墙用的是比较透明、比较虚化的手法，在立面上就看到反射的城墙，进到里面，我就可以不断地通过窗户，通过透明体来看城墙。它真正的展品是城墙，而不是我里面加的什么其他的展品，在看里面展品的时候，跟外面不断地沟通。我们建筑设计不能以今害古，我们的高度卡得很严，靠近城墙的地方，我们不能超过7米，最高不要超过12米，城墙是18米左右吧，这样就很突出原来的城墙。

口述人：海清

“我家住在城墙里”

1977年出生于南京，金陵甘氏后人，著名演员，联合国妇女署亲善大使。

我家住在城墙里。小时候，我住过中山门那一块儿，在我爸爸机电学校的宿舍。大院宿舍里面当时有一个轻工机械厂，和南京机电学校合并为一个大院，我就住在里头。从大院里面走出来五分钟吧，走到一半就有城墙，我每天都能走过城墙，再往下走是中山门城墙，贴着中山门一出城墙左手边是往梅花山那条路，就顺着那条路一直走就能到梅花山，再往前可以到四方城，从中山陵这边绕过来。所以，城墙对我来说就好像家人一样，一点都不陌生。每次回南京，从沪宁高速公路下来，看见中山门的城墙，就真的觉得到家了。

我记得明故宫那边有个午朝门，还有东华门，然后午朝门边上有一个老的城墙，小的时候好像是外面包起来看不见，现在好像是露出来了，很漂亮，包括中华门。小的时候经常会春游秋游，到玄武湖，路过玄武门。

我记得少年时，我跟我闺蜜说我要考电影学院和中戏的时候，就是在城墙。我经常会放学后跟同学到城墙上玩，那个时候中山门的城墙两边是可以直接走上去的，坡有点陡，那个城墙上面非常宽，走在上面，透过垛子可以看到城外边。那个时候应该是城墙后边，左边是前湖，右边有一个公园，当时月牙湖还没有开发，望过去都是一些棚户啊、草啊、田啊什么的，前湖也看不到，都是绿绿的植物，也没有现在的沪宁高速公路，都没有。当时我们站在那个城墙上，好像就是南京的一个边界了，现在这个城市变得很大，可是那时候就是边界。

城墙真的和我关系太密切了，我小的时候在南京城墙上走，就发现每一块砖上好像都有署名。我走了很多地方的城墙，包括故宫、长城，我就发现我们南京的城墙不一样，每一块砖都很精致，建造的时候非常考究。

撰稿南报融媒体记者 邢虹 实习生 邹安琪

记忆，

也是城墙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京城墙是明王朝的都城城墙，也是中国大地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城市城墙，它见证了这座城市横跨650余年的风云历程，凝聚了南京人的血脉记忆，至今依然和现代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随着现代城墙功能转型，南京城墙已成为一座举世闻名的文化遗产，但其遗产价值并不局限于地面存留的文物本体，与之相关的记忆资源更是构成南京城墙沧桑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亟待提取、保护的国家优秀记忆资源。

自2017年11月30日“南京城墙记忆”口述史项目首位受访者梁白泉先生接受采访，到2019年12月5日完成最后一位采访对象曹敦沐先生的访谈，“南京城墙记忆”采访组在两年多的时间中，走遍南京、北京、广州等地，共计采访了101位受访者（含群体），积累了超过80小时的采访视频，采集了大量的视频、音频、照片资料，整理口述采访文稿共计58万余字，形成了《心城：南京城墙记忆》一书的基础。

为将口述史项目成果更好地回馈公众，扩大南京城墙记忆影响，切实推动公众对于南京城墙的保护与关注，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在101位采访者中选取了79位个人（含群体），将他们的城墙记忆集结成书。并将访谈视频进行剪辑，读者可以扫描书中的二维码在线观看现场访谈。

《心城：南京城墙记忆》首次采用口述史学的新型资源收集方法，通过面对面访谈，深度挖掘、提取、保存与南京城墙有关的珍贵个人记忆资源。采访对象既有国内外知名文化遗产学者、考古专家、作家、文艺界明星，也有生活在南京城墙周围，保存珍贵城墙记忆的老南京人、新南京人，采访内容涵盖了南京城墙修缮保护历程、规划与申遗工作、南京民俗、个人生活记忆等多方面，形成全方位、多角度的珍贵记忆资源体系。

物质文化遗产往往最为注重的是其文物本体，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利用中，与文物相关的记忆资源常常被忽视。然而，文化遗产不应只关注文物本身，遗产背后的主体更应予以关注。特别是城墙类文化遗产，与普通人的生活紧密联系，许多人常年生活在城墙周围，他们既是南京城墙这一文化遗产的受众，也是生活在遗产周边、切身感受到南京城墙发展变化，传播南京城墙遗产价值的重要群体。他们的脑海中保存的珍贵城墙记忆，是藏在心底的乡愁和回忆，是遗产地居民对文化遗产的自身理解，是逐渐增强的保护意识，彰显出人与文化遗产之间的积极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