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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观察丨影片《长津湖》:历史记忆书写新尝试
2021-12-02 09:00:00  来源:传媒观察  作者:张健 曹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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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影片《长津湖》自上映以来票房一路走高,刷新多项国内影史纪录,在票房、口碑双丰收的同时也使得“长津湖”成为“上甘岭”之外最知名的“抗美援朝”关键词,成为2021年值得关注的现象级媒介事件。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张健和博士生曹云龙在《传媒观察》第11期刊文,分析认为电影《长津湖》以高层决策指挥的宏大叙事线、基层连队战士的微观叙事线、美军视角的对抗叙事线三线并行的叙事结构,全景式讲述了抗美援朝的源起与决策,呈现了长津湖之战从筹划到胜利的全过程,书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战争史诗。三线叙事在艺术真实、类型元素、价值表达等方面对战争历史题材电影的常见规约形成了突破与延展,同时三线叙事的故事推演也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与情感表达的完整度等方面表现出了值得反思的负性征候。

 

一、宏观、微观与对抗视角叙事

叙事线的内涵指向是沿着叙事时间排列的叙事内容,其外延指向是再现或讲述事件的方法与策略。本文所讨论的叙事线概念可以概括为沿着叙事时间推进,以一定的规律或顺序再现或讲述事件的过程。

(一)高层决策指挥的宏大叙事线

高层线的叙事遵循着历史题材作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充分尊重历史事实,还原历史记忆的本来面目。该线以文献性的影像风格对“抗美援朝”决策过程以及“长津湖战役”战略部署、作战指挥全程进行了详细的演绎。高层决策制定的叙事过程与美军线轰炸中国东北边境的画面反复交叉蒙太奇的段落形成了强烈的呼应与对比,在揭示了“抗美援朝”决策的正义性与必要性的同时,也为影片叙事奠定了反抗帝国主义霸权、保家卫国的历史基调。

高层线主要塑造了毛泽东、彭德怀等领袖人物形象,作为高层决策指挥者,他们研判形势,在“不想打”但为了国家的和平发展“又不得不打”的两难境地中权衡谋略。影片在开始部分浓墨重彩地刻画了高层决策指挥的革命启蒙特征,“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突出表现了高层线中的决策者在时代风云的变幻与艰难困境中坚定的原则性,显现出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英勇不屈的顽强品质,凸显了领袖雄才大略、殚精竭虑的崇高气质。高层叙事线在影片中段主体叙事段落中,以穿插的形式将叙事的重心让位于微观叙事线,并在战争叙事段落中与微观线合流成对抗美军的叙事线。这也契合了近年来主旋律电影、新主流电影的微观视角的创作转向。

(二)基层连队战士的微观叙事线

微观叙事线围绕一个任性、叛逆少年伍万里的成长展开,有着极强的代入感,引领着观众一起去发现志愿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志愿军战士为何能以顽强的意志英勇奋战,这支肉体大军为何能战胜钢铁大军。

影片的前部分,微观叙事线以伍万里的体验视角突出表现外部环境对其内心的影响,逐步完成伍万里的成长与蜕变。如:全连战士登车出征时,万里爬上高台,看着战士们扛着枪、背着行囊奔向车厢,这种大部队前赴后继的壮观让人心潮澎湃。火车开动,车厢内外战士互敬军礼,军人的那种庄严与荣耀对片中的伍万里以及银幕前的观众来说是一次极大的触动。面对老兵的“欺负”以及原定授枪仪式取消后内心的不服,伍万里怒吼:“老子不干了!老子走!”然而当万里打开车厢门,映入眼帘的万里长城巍峨矗立,镜头将车厢内排列的战士与绵延的万里长城平行剪辑,视觉上的震撼与富有象征意味的场景在主人公与观众的心中形成了强烈的感染。伍万里在这样的触动与震撼中,也逐渐成长为保家卫国用身体筑成血肉长城的一员。与宏观线不同的是,微观线更加聚焦于战争中的战士们生与死的情感描写。而这种微观视角巧妙地在叙事与观众之间建立了心理投射关系,随着叙事的进展,观众与战士们一起“出生入死”,并有着在战争中活下来的强烈愿望。

(三)美军视角的对抗叙事线

美军线重点塑造了“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以及“北极熊团”群体形象。麦克阿瑟的出场充满仪式感,他在记者和军队面前的宣言表示:“我向你们保证,这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一切顺利的话,感恩节前就能结束。”然而,麦克阿瑟极富自信的宣言在美军士兵们的评价中颇为讽刺。士兵们认为麦克阿瑟的这个“秀”是个“让记者拍照的好时机”“麦克阿瑟要用这种手段来竞选总统”。

美军线也刻画了赫赫有名的王牌部队北极熊团的群体形象。不管是领袖人物还是普通士兵,都带给观众狂妄自喜、得意忘形的“他者”印象。在正面交锋前的叙事段落中,影片以一系列细节描述了美军指挥官与士兵狂妄自大、残酷血腥的场景,为战争的“大逆转”叙事做好铺垫。

二、三线叙事对战争历史题材电影叙事规约的延展

中国电影史不乏对战争历史记忆书写的经典影片,也形成了“传统红色电影”这一历史记忆影像的传统典范。电影《长津湖》则试图超越“传统红色电影”的叙事惯习,以宏大叙事、微观叙事、他者叙事全景式呈现战争历史,可谓新主流电影叙事策略的新尝试。

首先,《长津湖》中的三线叙事依然贯穿着历史战争题材电影的叙事规约,用高层线、美军线、微观线等叙事视角,并在三线交织中展开战争对抗呈现。三线叙事以全景式的手法呈现历史,如高层线与美军线在影片开篇战争决策过程中的“台词皆有文献出处”,力求以符合史实、真实记录的手法延续中国电影关于战争历史的“正史叙事”基调。影片在“轰炸志愿军列车”“乱石滩扫射”“攻占信号塔”“击败北极熊团”等主要战争场面中以暴力冲击的视听体验体现出其战争叙事所沿用“大逆转”与“奇观式”战役想象的表达范式。《长津湖》中“雷公”、伍万里等小人物群像的生动描写,也借鉴了新时期主旋律电影、新主流电影中平民英雄的成长话语叙事层面的成功经验。

其次,《长津湖》中的三线叙事将“虚构”和“非虚构”相互交织,在“历史”底色中,以“艺术真实”手法讲述了鲜活、生动的人物故事。“全景式”和“非虚构”是《长津湖》作为战争历史题材电影的叙事底色,对《长津湖》历史呈现的评价中不乏“文献记录式的全景叙事”之类的表述。影片中“非虚构”的叙事线主要集中在高层线和美军线的这种文献记录式的叙事中,这种带有“历史感”的非虚构叙事以再现的手段呈现了历史记忆,也为电影铺垫了具有真实性的叙事基调。当然,这种真实区别于纯粹自然主义的客观真实,是一种艺术上的真实,是将战争的历史记忆提取后展现为一种典型化的真实。另外,战争历史题材电影往往因历史人物的标准化定格,角色的塑造空间有限,但仅凭战争的宏大叙事又很难突出情感表达。因此,电影《长津湖》在历史战争史实所铺垫的叙事基调上虚构了伍万里、“雷公”等一系列志愿军战士形象,这些接地气的人物情节细节也使得《长津湖》减轻了历史题材电影的负重感。

再者,《长津湖》中的三线叙事实现了战争历史题材电影与军事、青春、喜剧等类型元素的融合,丰富了电影观众的审美品味。从电影类型与市场的角度看,影片三线叙事满足了电影市场票房追求的商业考虑,三条叙事线中群像及个体角色阵容庞大,而微观叙事也使得剧中主要角色的塑造空间饱满,这为电影的票房吸引力提供了保障。宏观线在展现历史战争的过程中突出政治表达诉求,在此基础上,三线叙事有利于融合更多类型元素,以满足更广泛的电影观众需求。如影片中双方对战所呈现出来的高层战略智慧、穿插作战技巧、高度还原的武器装备以及工业化技术的奇观景象,极致的细节追求带来的沉浸式体验,满足了军迷和历史爱好者的观影需求。

三、三线叙事融合中的负性征候

《长津湖》上映后引起广泛反响,在票房成绩的背后其口碑评价也呈现出两极化现象,提示着这部电影在某些方面的不足。

首先,影片中人物塑造缺乏个性特点,群像塑造分散失焦。影片中伍千里、伍万里兄弟人物角色的弧光不够完整。伍千里“好连长”的印象一路到底,个人性格上的展现略显单一。伍万里的角色相对来说具有一定的轨迹变化,但除了提供叙事的视角之外,依然没有能从战士的群像中凸显出来,甚至在影片的后段伍万里的带入视角也逐渐脱离,人物也消失在剧情之中。在战士的群像塑造中,段奕宏、朱亚文、李晨、韩东君他们各自所饰演的角色或许限于时长也都未展开讲述,留给观众的印象更多是职业标签而非个人特质。

另一方面,影片中许多情节设置过于突兀,叙事整体感缺失。影片在单个叙事线中也存在情节突兀的现象,如微观叙事线中的一些看似铺垫的细节并没有与情节前后产生呼应而失去作用。如火车站送别时女孩扔给伍万里的一条红围巾,后续剧情再也没有出现过;张小山的吊坠在后面的情节中也未实现叙事功能;美空军在山间飞行巡逻,降低高度拍摄照片的情节没有叙事用意。这些看似铺垫的情节,在影片中却没有得到呼应,让人有种冗杂多余之感,影响了叙事的流畅度。

其次,影片中战争叙事在战争规模展示、双方作战力量悬殊、志愿军艰苦作战环境的渲染力度不够。《长津湖》与《红海行动》《金刚川》等战争题材电影类似的地方是以小见大的常见手法,截取了战争中小规模的战斗场景,但这种叙事手法也使得电影中的战争场面被限制在一个连排级的小规模之内。尽管影片结尾扩展至杨根思、冰雕连等更具规模的战役之中,但因前后情节没有呼应,致使两个部分叠加在一起产生割裂感,而没能有效扩大战役规模。高层线在战争过程中战略指挥及宏观布局相关的叙事乏力,也致使战争的规模不够宏观,微观线与高层线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

最后,影片的结尾叙事潦草,未能将三线叙事的机制贯穿始终,影片陷入对战争及历史的浅层次说明。《长津湖》在开篇部分,国内高层线与美军线都四平八稳;后续微观线聚焦于七连战士的群像塑造时,不管是护送电台、炸信号塔、阻敌增援,还是打败北极熊团,战争叙事依然集中明确。然而,从中后段开始影片叙事便不断游离于“散”和“乱”,直到影片的最后以近五百字的字幕说明战争的进展和意义,失去三线叙事的落点。可以说,影片在叙事的连贯性与整体性上没把握好主干内容的分配,导致后半段叙事混乱,略显潦草、仓促的结局处理让观众一头雾水,近三个小时的长片似乎是没讲完故事的半成品。

四、结 语

《长津湖》的三线叙事是对丰富的历史战争题材片的综合借鉴,对既有的叙事规约在保持充分敬意的同时又试图有所超越,有所融合,在艺术真实的构建、类型元素的聚合、价值观念的植入等方面形成了有效的叙事合力。然而,纷繁复杂的叙事谱系中人物分散失焦、情节设置突兀、场景氛围细节缺乏以及结尾段落故事推演的断裂使得这部影片的融合与超越姿态一定程度上打了折扣。

“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从新主旋律电影的角度而言,我国电影工业化水平逐渐进步,为战争历史的影像工业实现了充分的技术赋能,具有战争质感、历史质感的影像为战争叙事提供了观众美学感受的技术基础。然而,当影像足以满足感官娱乐需求的时候,观众不会因“这是电影”而放弃对战争历史的崇高要求,电影叙事的不断探索与突破仍然值得期待,战争历史题材电影的美学特质和精神价值仍需要在收获优异市场表现的同时赢得观众更广泛的认同。

(载《传媒观察》2021年11月号,原标题为:战争历史电影的规约延展与负性征候——爱国主义影片《长津湖》的叙事评析。原文约7500字,此为节选。图表、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字时代青年中华民族认同的培育路径研究”(20BXW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 健,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曹云龙,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博士生,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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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迅 崔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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