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文学究竟有怎样的力量?12月21日晚,在“致敬经典 宁聚青春 新华之夜”2019-2020南京跨年诗会“大地的模样”莫言作品朗读会上,我们似乎找到了答案。诗会上,张清华、许钧、何莲珍、刘伟冬、程永新、范小青、毕飞宇、徐则臣、贾梦玮、陶泽如、祖峰等多位作家学者、实力演员接力诵读莫言经典作品片段,文学如灯,照亮前路;诗会外,他们与记者细说文学的今天与未来。
范小青:每个作家身后都有一片土地
“我和莫言是好友,也是他的仰慕者。”在作家范小青的眼里,莫言有着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和充满诗意、幽默的独特文字,而这一切离不开其生活的根源和独特的人生经历,“每个作家的身后都有一片土地,这给了创作丰厚的滋养,而莫言深扎在他所生活的那片沃土当中,所以才会开出文学的奇葩,再加上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因此造就了充满力量的莫言、奇异奇幻的莫言。”
多年来,范小青一直身兼省作协主席和作家双重身份,但她始终笔耕不辍。怎样保持充沛的创作热情?范小青的秘诀是坚持阅读,“我会集中购买一大堆书,在一个星期里读完。年纪大了,总担心自己写一些令人生厌的陈词滥调,而阅读能将我的想象力调动起来,写作的激情也就很容易迸发出来了。”身为江苏文坛的女掌门,最令范小青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是,江苏文坛一直在蓬勃发展,无论文学队伍还是文学作品,都位列全国第一方阵,“人员齐整,整体实力强,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作家持续不断地推出好作品。即便在互联网时代,传统文学的蛋糕越来越小,但江苏作家仍然坚守,并且一直勤奋努力,佳作频出,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毕飞宇:让小切口“抵达”大时代
“我们这一代作家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在作家毕飞宇看来,莫言作品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从文学角度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历程作了回应。“在莫言笔下,人的感观是如此解放,行为是如此勇敢,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身体与灵魂的主人。文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呈现?因为改革开放这一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事件重塑了文学和社会的关系,让作家把笔墨对准人,对准生活,探索中国人在时代变革洪流中如何进行自我认识。”毕飞宇说。
毕飞宇认为,当代文学真正和国家、民族、人民同呼吸,是因为让小切口“抵达”大时代的文学力量。“人的一生当中有许多‘规定动作’,也有许多‘自主动作’,好的作品永远充满了华彩的‘自主动作’,从方方面面让读者感知人的生命力,触摸到现代中国的命运脉搏,体会到作家倾注在笔端的深厚情感。”
“在书香诗韵中迎来新的一年,在我看来特别适合刚刚获评‘世界文学之都’的南京。”毕飞宇认为,用琅琅书声回望历史、拥抱时代,赋予了南京这座文学古城更高的档次、更优质的品位以及更巨大的影响力。
徐则臣:在传统中寻找新的增长点
“后生切莫欺我老,踏山割云挥破刀。割来千丈七彩绸,裁成万件状元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作家徐则臣吟诵起莫言新作《东瀛长歌》。“我个人非常喜欢它,因为它不仅表达了老骥伏枥、雄心不改的慷慨之气,而且体现出这些年莫言一直在倡导的‘向后撤’理念。”
徐则臣举例说,莫言潜心五年完成的长篇力作《檀香刑》就是一部全面“撤退”的作品:向民间回归,向说书人回归,向中国写作传统回归。而《东瀛长歌》跟中国的旧体诗非常接近,“格律长诗这种古典写作方式,把中国的传统跟当下生活结合起来,其实是在续接悠久的文学传统的内容和形式。”徐则臣表示。
莫言的《红高粱》发表的时候,徐则臣还是个刚上小学的孩子,“可以说我们这代作家都是看着他的作品长大的。我们曾经向他学习充分地敞开自我,学习那种雄浑霸气的风格,辉煌卓越的想象,我们也将学习他从自身的文学传统中寻找新的文学生长点的努力。”
文学是曾点燃无数代人的精神火炬,但如今地位有些式微。“通过公共阅读聚集起作家、艺术家,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文学创新。”徐则臣说,“不只是诗歌、散文,也应该包含小说、剧本等各种文体。文学不仅仅是文字,它还可以以更多的艺术样式被人们接受,产生更多的反响。”
张清华:乡村叙事也许会换个“方式”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诺贝尔委员会的颁奖词指出他创造了一种‘世界性的怀旧’。那是他们的表述方式。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莫言写出了世界性的乡村社会解体和消亡的过程。”作为多年深耕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华如是说。
在张清华看来,莫言的写作路径与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几乎就是乡村叙事或者说乡土文学的历史。从鲁迅,到许钦文,到赵树理,他们的作品充满了高度自觉,具有鲜明的批判性和文化启蒙色彩,奠定了中国乡土文学最初的审美基调;而随着废名、沈从文的出现,中国乡土文学又呈现出诗意、温情和理想主义的一面。莫言笔下对乡村的赞美与批判,应该说既具有传承性,又表现了当代作家开拓性的创造和历史的担当。”
农业社会的解体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今后的中国乡土文学将会如何发展?张清华认为,莫言式波澜壮阔、充满诗意甚至神话意味的乡村叙事,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很多60后和70后作家作品中都能看到类似的经验叙述,另一方面,莫言的成功造成了后代作家的“焦虑”,也就是说年轻作者很可能会避开这种地标式的写作方式,绕道而行走自己的路。“从文学表现来说,全景式、总体性地对乡村社会进行描摹已经难以为继了,后代作家的描写也许会转变为更具象的、细节化的表达。”张清华表示。
许钧:好的翻译是一场“历史的奇遇”
《追忆似水年华》《名士风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曾翻译过诸多法语文学著作的翻译家许钧,将自己的人生之路与中国翻译事业紧紧结合在了一起。在他看来,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语言千差万别,而翻译家穿越其间,架起了彼此沟通的桥梁,拉近了世界的距离。
这些年,许钧除翻译法国作家的作品外,还一直关注着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度和影响力。“自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的作品便越来越受到海外读者的欢迎,目前已经被翻译成20多个语种。”许钧认为,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步伐不可阻挡,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外国读者通过中国文学认识了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了解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脉搏,所以说,文学的作用是深刻而全面的,也是不朽的。”
许钧将翻译家与作家之间的关系比作成“历史的奇遇”,一位好的翻译家,要用自己的慧眼去发现优秀的作家。“如果说一位翻译家理解喜爱一部作品,他就会把自己融入到作品中,并由此产生一种共鸣。而这种‘共鸣’恰恰是翻译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翻译家会把作品中深刻的、独特的精神内涵表达出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莫言非常幸运,因为他在英语世界遇到了葛浩文,在法语世界遇到了杜特莱,在瑞典语世界遇到了陈安娜,这些都可谓是历史的奇遇,这些一流的翻译家通过差异的语言,把莫言作品真正的灵魂和精神风貌再现了出来。”
几十年的辛勤耕耘,让许钧得到了国内外文学界的充分肯定,在他的推动之下,200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曾经多次来到中国,与中国作家展开对话。“作为一名翻译家,最根本的目的是能够推动这种交流,让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学习、文明借鉴,并在相互融合中促进彼此的发展。”许钧说。
程永新:文学如水,在生活里慢慢渗透
“好的文学作品,要给读者传达出那种离开地面一点的东西。”在《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看来,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三十余年,作家的艺术转换能力,始终体现在能够从表面的生存提炼出深刻的问题。“我印象很深的是,莫言作品中总有令人过目难忘的想象,让读者感受到那种放大的艺术魅力。比如说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红萝卜’就是一个意象,是一个苦难时期里人对一些美好事物的向往。”程永新说。
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初初见莫言的情形,程永新如今仍历历在目。“那时,莫言在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我们去找他。他话很少,在交流中以‘李编辑’‘肖编辑’等称呼我们,让我们感到惊异,觉得这个年轻人很有才气,又非常内敛。”程永新说,莫言首次在《收获》上发表《球状闪电》就是这一时期,让他一举成名的《透明的红萝卜》也写成于这时,“我们看了他的作品后非常喜欢。之后不久他就进入了创作丰盛期,仅《收获》就发表过他几十篇作品,一次次带给我们惊喜。”在程永新看来,从八九十年代的“文学黄金时代”到网络文学异军突起的今天,“年轻人的知识结构会有不同,但好的作家仍会以丰沛的创作,以对人性、世界的深刻认识取胜。”
“随着社会转型,文学开始降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但它仿佛像水一样,滴落在生活里慢慢渗透。生活、人性、文化、伦理……什么样的作品才能打动读者?作为编辑,这其实是对我们的眼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程永新说。
祖峰:依托文学,影视剧方能触动人心
不论是《潜伏》中的特务头子李涯,还是《北平无战事》中的崔中石,南京籍演员祖峰扮演的“绿叶”形象总能深入人心。而在现实生活中,祖峰热爱文学和阅读,经常与身边的作家和编剧朋友一起讨论“诗和远方”,称得上是个标准的文艺男青年。“如果拍戏的话,每天要挤出一个多小时看书,如果没有拍戏,读书时间就更多了。”
在热闹的娱乐圈,祖峰安静低调,闲时喜欢阅读、写字、篆刻……“练字抄书的过程其实就是读书的过程,而阅读对于演员塑造角色而言,是一种无形中的丰富。”祖峰一直认为,影视是离文学最近的艺术,所以演员在表演之余,需要格外增加对文学的亲近感,“中国影视与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张艺谋、陈凯歌早期的作品都是改编自中国的优秀小说。”在祖峰看来,影视与文学的终极目的都是要触及人类的灵魂深处,“一些普通的偶像剧只能说是娱乐产品,只有依托于文学精品的影视剧才更具有抵达人们内心深处的力量。”
记者 吴雨阳 王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