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时代，一方面，键盘逐渐代替毛笔，让书法面临被边缘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国家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书法走进中小学课堂。除了专业书法家之外，我们身边业余的书法爱好者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又出现了所谓的“吼书”“射墨”等类似行为艺术的书写方法。
书法的当代价值究竟在哪里？如何建立正确的书法审美观呢？《文艺周刊》请来了我省第三届“紫金文化奖章”获得者——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导徐利明先生，请他结合自身的从艺经历分享观点。
转益多师， 自小浸淫传统文化
■ 文艺周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是文化复兴的年代，文学热，书法也热。您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哪些时代的印记？
徐利明：很多人不理解，我一个搞书法的，画也画得不错，其实在上大学的时候，南艺还没有书法专业的本科，所以我考上的是工艺绘画专业，到了大二那年又进一步细分，我的专业是工笔花鸟画。
在上大学之前，我做过8年的设计员。当时我们单位的设计室位于广州路拐角的一幢房子里，二楼是工作室，一楼就是裱画店，我一有空就下楼去看，慢慢就和装裱师傅混熟了。那时，市面上买不到什么字帖，我就总盯着裱画店里来的好东西。有一次，文物商店送来了汉代《封龙山颂》的完整拓片，我问装裱店师傅：“能不能借给我带回去勾一下”。老师傅借给了我，但是一再告诫我要小心，不要把墨搞到上面。我把拓片拿回家，怕墨沾上去不敢用毛笔，就蒙上拷贝纸用铅笔一点点小心地勾。第二天早上7点半我就把拓片还了回去。老师傅们看我很守信，也很好学，以后有什么好东西都会主动招呼我去看。
■ 文艺周刊：您获了几次大奖，代表中国书法艺术最高奖的“兰亭奖”，您拿了两次，能谈谈让您印象最深刻的获奖经历吗？
徐利明：我的第一个书法奖其实是在小学四年级拿的。六一儿童节，我拿到了书法比赛的一等奖，校长亲自给我颁奖，奖品是一支毛笔，可能也就值几分钱，但是我那天特别高兴，比我后来得兰亭奖还高兴。我60多岁了，当时的情形仍然记得清清楚楚。
我写字受我舅舅的影响。我的外祖父、曾祖父都是晚清秀才，我的舅舅身为中医，却精通诗文，爱好京剧，写得一手好字。小时候每年寒暑假都去舅舅家度过，看他用毛笔给病人开药方，听他说古论今，看他作诗写字，潜移默化，养成了我对古典文学、传统艺术的爱好。人一旦有了这方面的熏陶，你接收到了，那它一辈子都会跟着你。
■ 文艺周刊：您的成长过程中和书法界很多名人有过交往，他们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徐利明：我最幸运的事就是从我打基础开始，就得到高手的指点。1972年在裱画店里，我认识了我的启蒙老师田原先生。田原先生是新华日报的老报人，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文艺家。听到我在自学书法，并且临习了很多唐朝柳公权的字帖后，他立刻说，柳公权的字很刻板，起笔、收笔，包括顿挫转折的地方，都有很多自然用笔以外的成分，不能一笔写出来，包括颜真卿的字也是这样。他说颜柳的字写多了，想转行书就比较难了，建议我临褚遂良的字。听了他的建议，我的字变化很大，书写性加强了，装饰性减少了。
因田先生的举荐，我得以常向启功先生请教。我用恭恭敬敬的小楷给启功先生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我的习作，包括临习的启功先生的字。启功先生收到信后当即给我回信，足足写了三张稿纸。信中他让我不要再临摹他的字了。他给我的建议是：不学今人，学古代高手。后来，启功先生又来了第二封信旧话重提，再次强调说，他这样讲并不是客气，反而是绝不客气。他说他在教初学者时，也会拿自己的字让学生临，但学生一旦有点感觉了，就让他们立即停止，直接学古人。究其原因就是学现代人最容易像，但一像了，一辈子脱不掉他的习气（无论是好习气还是坏习气）。
向启功先生请教，只有通过书信往来和晋京面聆教诲，在南京我更多的是去林散之先生家里。林散之先生要求严格，每过一段时间，我师法碑帖和创作的书趣追求无明显变化时，他便提醒我“应该变一变了”。
毛笔写字，
是中国思想传承的载体
■ 文艺周刊：电脑时代，我们还需要书法吗？这曾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当键盘代替毛笔、屏幕代替纸张的时候，书法的当代价值到底体现在什么方面？
徐利明：书法是中国思想传承的载体。我们不能因为书写工具的改变，就认为当代不需要书法。当实用文字以硬笔与电脑输入为手段后，毛笔书写基本退出日常实用领域，毛笔书写的实用功能渐渐让位于艺术性的表达。
在全世界的文字中，中国汉字形态、结构的变化最丰富；它能表情达意，有很多可以想象的空间，有美学价值。翻翻古代的书论，你会发现唐以前的书，经常有天地万物、雷电、风雨、树木、水流等，实际上古人正是从自然万物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比如农耕的场景、狩猎的场景中，悟到了字的结构组合。汉字的形成过程充分表现出中华民族先民的伟大智慧，这种智慧表现在汉字及其书法中，即为高度的抽象审美能力。
以“永”这个字为例，你把它的象形文字和狂草单独拿出来比较，好像两种写法完全不相干似的，但是如果你还原它从最早的古文字，如仰韶、大汶口、二里头等发现的刻划符号、象形文字，到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再经过篆、隶、楷、行、草最后演变到狂草的过程放在一起，你会恍然大悟，原来它是这么来的，文字演变的过程环环相扣，线路一点都不乱，这就是中国汉字的伟大之处。它为我们发展书法艺术，享受其形式美和意韵，提供了无穷的表现可能和想象空间。
■ 文艺周刊：2012年初，教育部公布最新的课程大纲，将毛笔书法作为一门全新的课程，但是时至今日，效果似乎并不理想，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徐利明：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书法入手是一条捷径。书法本身就是一门“规矩学”，学习之初，老师就会要求你“正手脚”。现在很多人坐没坐相，不是跷二郎腿，就是弯腰弓背，但是写书法的时候这样的姿势是不允许的，它会影响到你的运笔，里面有很多讲究。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这些都会潜移默化影响你的言行举止。我们说书法就是人生，里面蕴含着许多做人的道理。比如我们知道毛笔字是有变化的，它讲究个“度”，我们平时做事也要有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庸之道。每个字有它的姿态、虚实，一笔一划中有轻重、有缓急，有重点，有辅助，跟我们平时处理工作是一样的道理。
非书法专业的普通人为什么要练习书法？因为它能提高人的修养，这是书法最大的社会功能。而对于从事艺术工作的人来说，书法是画的基础，也是篆刻的基础。现在很多画家画的线条不行，就是因为书法不行。
所谓的书法行为艺术，
是内修不足
■ 文艺周刊：当代书坛有很多值得研究的现象，比如所谓的实验书法、先锋书法以及书法中的行为艺术等等，您怎么看待这些现象？
徐利明：书法风格的演进是正常的，但是那种江湖杂耍般的行为，它不是真正书法之道，不过是哗众取宠，是内修不足的表现。我还反感所谓的“竞技书法”，书法一旦沦落到以“竞技”为目的，那么就会过分地夸大书法的形式表现和技巧的卖弄，从而忽视其中做人的道德准则和人品高尚这方面的修养。无论怎么创新，技巧表现能力和深厚学养是书法创作的一对翅膀，缺一不可。
1973年春节前后，在玄武湖举办过的一场迎春茶话会让我印象深刻。当时我通过观察，发现几个大家写字的状态完全不一样。林散之先生写字稳健，速度不快也不慢，比较平和。他用笔是前后平移的，正因为上下提按的幅度小，字的线条粗细变化也不大。高二适先生气势很大，行笔干净利落，速度很快，绝不拖泥带水。轮到萧娴先生，别看老太太又瘦又小，手上都是筋，但是当她抓上大号的京楂笔，沾了水沾了墨落纸时，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她的一招一式就像舞台上的京剧演员，很有韵味。她不是刷地一下写过去，而是分段推进，字的线条涩而有力，粗的地方像锯齿一样，写走之旁最后一笔甩上去，浑身那个动作真是精彩。钱瘦竹的个子瘦瘦长长，戴个帽子，走到桌子面前来写字的时候一点儿声音都没有。他写的是篆书，整个书写过程悠哉悠哉的，好像漫不经心一样，和前面几位反差很大，又是另外一种味道。老师们作书状态十分投入让我领悟到，情感才是艺术创造的驱动力。
■ 文艺周刊：现在热爱书法的人特别多，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您从艺数十年的心得体会，学书法究竟最重要是什么？
徐利明：我初次向田原先生求教时，他就在我笔记本的扉页上题下了“不要知难而退，而要知难而进”的励志语，这成为激励我数十年来的座右铭。
我20多岁的时候，曾取法黄宾虹的积墨法创作了一幅山水画，当我拿给林散之先生看的时候，他说：“黄先生的积墨法，要一笔一笔加上去又能一笔一笔拆开来。”一笔一笔加上去好理解，但什么叫一笔一笔拆开来，我想了几年怎么也想不明白。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扬州一个玉器厂见到了“牙雕套球”，通过高超的镂空技艺在整块球形象牙上雕出层层相套、厚薄均匀、并为一体的象牙球，且每层可以灵活转动。我突然联想到，黄宾虹先生笔下的“树木葱茏”虽然是用墨一层一层贴上去来表现的，但是一层与另一层之间不是累积得死死的，其中有浓淡变化，角度也不同，反复皴擦点染许多次后，仍能感受到画面的立体感和质感。
现在，我不用每天都练字，因为我手上的功夫已形成了肌肉记忆，想写出败笔都难。所以我一个特别大的体会，就是学书法一定要打好基础，基础打得好一下手就有，根本都不要在头脑去想这笔应该怎么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字写得如何取决于写书法的人自身的情怀和修养。如果心有杂念，下笔写的时候就总感觉疙疙瘩瘩放不开，因为你没有进入坦然、心无挂碍的境界。
记者 陈洁
文艺档案
徐利明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书法创作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致公画院副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草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印社社长。
荣获中宣部、人事部、中国文联表彰的首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荣誉称号（2004），中宣部确定的“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2005），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7），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紫金文化奖章”（2018）。获第一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金奖（2001）、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艺术奖（2015），第五届全国书法篆刻展“全国奖”（1992），《书法》杂志举办的全国篆刻评比一等奖（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