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要论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这一论断,旗帜鲜明地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强调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之后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所以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支柱与政治灵魂。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而党的领导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凝心聚力、指引方向等作用的根本保障和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所得出的经验总结。新时代我们面临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才能不断战胜意识形态领域的诸多错误思潮,才能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思想统一和力量凝聚已经成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当前,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力前行,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主要还是得益于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深刻把握,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深入人心,并成为人们现实实践的理论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领导下意识形态工作取得了巨大进步和丰硕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讲话已经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工作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方面,并且基本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意识形态工作格局。

　　意识形态工作虽取得巨大进步,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矛盾依旧错综复杂,尤其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主要矛盾,在此背景之下所衍生的各种社会思潮以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消极影响,不利于团结人心,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改革发展稳定复杂局面和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为此,新时代背景下不仅要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身建设,更要牢牢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首先是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绝对领导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及复杂问题的解决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才能不失方向、不失阵地。坚持党性原则首要是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大是大非问题、政治原则问题上一定要有鲜明的态度、坚定的立场,敢于站在风口浪尖上进行斗争。坚持党性原则还要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教育群众。坚持实事求是、正本清源,旗帜鲜明地批驳各种错误思想意识,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价值观。其次,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做好做强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特别是要在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要把坚定“四个自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我们必须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对各种不良思想最有力最有效的抵制和驳斥。只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了天然的解释力及主动的引领力,各种诋毁和反对言论才能不攻自破。党的领导是抓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力量和遵循,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走改旗易帜邪路的根本保障。再次,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必须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压实压紧各级党委(党组)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责任,做到任务落实不马虎、阵地管理不懈怠、责任追究不含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工作已经成为各级党委必须担负起的职责和使命,宣传思想在新时代所承担的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不能脱离党的领导,更不能脱离各级党委的严格部署和具体执行。通过建立并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可以有效地确立各级党委所要肩负的意识形态工作具体执行和落实职责任务。这就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提升对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能力,推动重大决策部署及重要任务的落实。要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阵地意识,严格贯彻主管主办和属地管理原则,切实做到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守护的统一,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使意识形态各阵地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真正成为弘扬核心价值观、传播正能量的坚强阵地,成为防卫各种错误思潮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侵蚀的重要堡垒。此外还应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各级党委要起到引领方向的作用,既要旗帜鲜明地驳斥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也要确保不能把一般的学术观点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当作政治原则问题来对待,或是把政治原则问题忽略为一般的学术观点问题和思想认识问题,要增强责任担当、站稳政治立场,做好思想引领的表率和引导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学习漫笔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高度,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要求,我国扶贫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得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下。伴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化与推进,法治已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然在法治框架下得以实现。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内在地蕴涵着平等、公平、正义等法治价值的核心要素。

　　平等是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的法治基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将持续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现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3亿多中国人,一个都不能少!”不让一个人掉队,这是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法治平等价值观的基本内涵。一方面,精准扶贫战略充分承认并尊重我国贫困地区及其贫困状态的客观差异性,基于贫困线以下的群体的利益,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国家总体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精准扶贫的战略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面”也包涵着“权利、自由、机会”等平等性法治要素。

　　公平是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的法治准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这一精准扶贫理念深刻揭示了共同富裕的价值观,既要让有能力、有条件、有机会的人能够充分发展,也要让能力弱、条件差、机会少的人得到重视,以弱有所扶的方式实现公平性要求,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在民生领域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社会公平体现于多层次和多方面,但收入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最直接、最具体的体现。从法治意义上考量精准扶贫的公平问题,主要是指精准扶贫政策与规则的目的合理性,它必须符合人们公认的价值准则。也正是缘于这一目的合理性,政策与规则才能被人民群众深度认同或自愿服从。精准扶贫充分体现并尊重了这种“目的合理性”,特别注意到地域、收入不平等可能引发的社会不公平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鲜明提出,要“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凝聚社会公平价值观的政治导向与法治准则。这是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法治公平价值观的基本要求。

　　正义是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的法治基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让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广大人民现实生活中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这一精准扶贫理念高度概括了扶贫领域的全方位性,并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精准扶贫是以消除物质层面贫困为目标的传统扶贫模式为基础,同时拓展与体现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与自由的法治价值。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征程中,精准扶贫战略以正义原则优先的价值逻辑,以切实保障贫困者在生活权利、社会权利、政治权利等方面的实质平等与自由为举措,体现出法治正义价值观的基本导向。

　　(作者为江苏大学法学院院长)

　　名家文萃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面对这样的世界形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大场合反复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产生日益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深具中国智慧的解答方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理念与方案的统一,在目标、途径等各个方面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持久和平是基石,普遍安全是保障,共同繁荣是核心,开放包容是特征,清洁美丽是底色。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着眼于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历史呼唤着人类文明同放异彩,不同文明应该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发展提供精神力量。“求同”是客观现实的要求。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各国相互交流日益频繁。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形成了事实上的地球村,使得各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全球的重大问题、重大挑战,需要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共同解决人类发展的难题,共享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存异”最重要的是包容,让不同的文明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都得到繁荣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顺应世界发展的要求,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只要彼此理解,求同存异,人类一定能够共同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壁垒,共同打破阻碍人类交往的精神隔阂,让各种文明和谐共存。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和谐理念。近代以来的战争给人类带来的苦难刻骨铭心,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珍视和平。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无论发展到哪一步,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我们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地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为全球发展作出新贡献。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声音

　　省委作出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决定,充分体现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快“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为高质量做好发展改革各项工作提供了指引和遵循。

　　以思想大解放促职能再聚焦,明确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发改路径。发改委作为综合经济部门,承担着推动发展、助力改革的重任,在解放思想上必须先人一步,摆脱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进一步聚焦核心职能,担负起发改部门的职责使命。一是在研究推动大战略上再聚焦。省发改委将以落实国家战略为契机,积极构筑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在“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上,充分发挥国际产能合作上的比较优势,探索“重资产投资运营”和“轻资产管理输出”境外园区建设新路径新模式。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上,抓住窗口机遇期,协同推进专项整治工程;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加强规划对接、战略协同、专题合作、市场统一、机制完善等方面合作。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上,加快编制《大运河江苏段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为江苏段打造大运河文化带的先导段、示范段、样板段提供政策支撑。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方面,进一步加强对农村产业布局等关键问题研究,加快编制出台乡村振兴发展规划,推动江苏乡村实现根本性脱贫。二是在谋划出台大政策上再聚焦。作为省委省政府的参谋助手,省发改委将更加积极围绕全省发展大局,对重大战略规划、重大问题开展战略研究,推动研究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政策。通过前瞻性战略研究和政策性制度储备,增加工作预见性,把握发展主动权。三是在精准研判大趋势上再聚焦。经济形势分析研判既是发改委的重要职能,也是明确经济工作思路、制定年度指标体系的重要依据。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对未来经济走势、区域经济发展、企业生存等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我们将准确掌握发展的态势、趋势、形势,把握宏观形势的风险、机遇、红利,提出符合江苏高质量发展的应对举措。四是在组织推进大项目上再聚焦。新常态下,重大项目推进不能再单纯求快、求多、求大,而要看项目是否符合产业布局、能否带动产业链培育、是否具有较好的质量效益。省发改委将进一步健全完善重大项目遴选、储备、推进的体制机制,围绕各地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将技术先进、投入产出高、绿色低碳的高质量项目选出来、落下去,充分发挥重大项目支撑性作用。

　　以思想大解放促重点再突出,凸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发改担当。发改工作面广量大、千头万绪,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中有所作为、创优业绩,必须突出重点、纲举目张。为此,我们研究制定了《省发展改革委2018年度重点工作》《省发展改革委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工作方案》,推动工作再聚焦、重点再突出、成效更彰显。一是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上实现新突破。省发改委将聚焦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产业布局偏乱等问题,研究制定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规划,围绕打通产业链和创新链、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互动发展、产业布局优化调整等重要方面,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推动江苏经济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二是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上实现新突破。省发改委将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围绕创新链研究政策链,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积极实施高技术发展计划,支持原始创新和技术源头创新,着力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同时按照省委“四个一”的明确要求,深入研究高标准推进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具体举措,努力将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旗帜举得更高、品牌擦得更亮。三是在区域协调发展上实现新突破。一体化是区域发展的显著特征,我们将着力区域一体化重大问题研究,聚焦南京首位度提升、苏南城市群增强辐射带动功能、苏中地区主动对接苏南、苏北地区提高城乡一体化发展质量和水平等重点问题,完善规划体系、健全协同机制、加强政策引导,充分发挥不同区域的禀赋特色和比较优势,谋划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生产力布局。四是在打造政府和市场双强引擎上实现新突破。着力深化“放管服”改革,既真放、放实、放到位,又加强监管做好服务,切实做到放出获得感、管出公平来、服务出品质。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启动实施全省第一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混改经验,为高质量发展增添活力。

　　以思想大解放促工作再提升,打造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发改品质。省委书记娄勤俭强调,要牢固树立强烈的答卷意识。在新时代大背景下答好发展改革的答卷,必须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高标准的工作、高素质的队伍、高精准的监督,实现工作质量再提升、能力素质再提高、干事创业积极性再提振。一是更加树牢“四个意识”。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更加着力提升工作标准。主动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新变化新要求,聚焦主责主业,不断强化执行力,提升工作专注度,加强上下左右协同,落细落实省委、省政府每一项工作,让每一项成果都经得起实践检验。三是更加到位落实“三项机制”。深入实施省委“三项机制”,建立科学完善的选人用人体系,严把“三个区分开来”标准,把政治坚定作为首要标准,把工作业绩作为重要判断,把群众公认作为重要标尺,旗帜鲜明地为创新实干者、担当作为者鼓劲撑腰,提振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四是更加严格执纪守纪。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扛起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改进作风,强化监督严肃执纪,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作者为省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

　　学习贯彻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笔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总揽全局、视野高远、内涵丰富、思想精深,是指导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纲领性文献。作为基层宣传部门,我们必须服务发展大局,聚焦聚力宣传思想工作新使命新任务,主动创新,为走在苏北苏中前列营造浓厚舆论氛围。

　　认清新时代坐标。首先,认清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国际形势。面对“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形势,信息革命催生“鸡犬之声相闻”的新机遇,基层要加强对外发声,让世界正确认识中国,让传媒同步感知世界。其次,认清实现中国梦征程上需要什么样的舆论。改革发展需要一个昂扬向上的舆论环境,基层要坚定不移地高举旗帜,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深入推进核心价值观传播,持续深入开展基层改革创新生动实践传播,让主旋律更响亮、正能量更强劲。再次,认清基层群众需要什么样的产品。当前,信息获取分众化加剧,“聚民心”要求我们努力创作有力度、有温度、有深度的产品,用贴近的视角、平实的语言、鲜活的镜头,展示城乡巨大变化,展示人民巨大力量。

　　聚焦新任务目标。首先,以核心价值观为统领,从强势发声到强大回声。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各新闻单位应实现传媒联动发展、内容互动传播,让3300只“农村大喇叭”实现五级新闻联播进村入户,“静静听吧”广播直播间开到市民公园,200个党报党刊公共阅读点同步开通二维码,从而守好主阵地,融合新媒体,拓展新阵地。其次,以弘扬主旋律为核心,从上下结合到文质并举。重视“上下对接”,更要善于“天地融合”,用普通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富有感染力的表述来重构话语体系,接上天线做宣传,打通地气聚人气。再次,以人民满意为标准,从大水漫灌到精准供给。改变“我说你听”大水漫灌,实现对象化、定制化、精准化传播。我们以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为抓手,广播、手机报突出分众化,电视突出现场感,报纸突出深度+背景,微信、微博、APP突出快捷互动,网站突出全面,形成传播共振效应。

　　构建新机制对标。首先,对标导向工程,构建融合发展机制。射阳县委宣传部制定出台媒体融合发展实施意见,指导新闻媒体加强内容创新融合。射阳日报和射阳广播电视台稳步推进“中央厨房”建设,把阵地建到群众手中,把内容推到群众身边。其次,对标民心工程,构建精品创作机制。杜绝把鼠标当脚板,破除键对键、深耕面对面,县委宣传部牵头制定新闻采访路线图,每月开展一次新闻深入基层的采风活动。建立选题项目库,制定重大主题宣传新闻策划联系会议制度,每周召开策划会。树立用户理念,切实提高新闻传播的实效性和用户满意度。再次,对标品牌工程,构建外引内联机制。购买服务借外智,与中央、省、市主流媒体建立战略合作机制,主动接轨上海主流媒体,牵手《澎湃新闻》直播射阳大米《丰收》新闻,签约上海电视台外文中心制作推出英文版《印象射阳》。打造品牌强内脑,牵头新闻单位、镇区部门,协调社会组织、相关企业,强化品牌宣传,打造地方名片。文化识别展形象,射阳把文化外宣作为对外宣传重点,连续4年开展城市形象识别系统项目建设,创塑特色外宣品牌。

　　打造新体系立标。首先,主力军三级抓队伍。建立完善县镇村三级450人的新闻从业人员队伍,实现村级通讯员队伍全覆盖。发挥老新闻工作者传帮带作用,实施青蓝结对工程,重点引导从单一型到全媒型、从杂家型到专家型转变。尝试在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内部和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之间开展新闻人才创作交流机制,整体吸收进县新闻工作者协会。建立互联网协会党支部,全面加强新媒体从业人员管理。其次,主阵地融合抓生产。县级新闻媒体坚持内容建设为根本,射阳广播电视台推出县镇村广播新闻大联播,射阳日报推出科普、历史、文化等特色专刊。放大优势内容传播,适应分众化的特点,内容生产全面向新媒体延伸。主战场“四力”抓指标。为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成立新闻质量考核协调办公室,并引入社会评价体系,设立新闻质量奖和政府新闻奖,将新闻报道工作和通讯员绩效纳入基层单位年度综合考评,激发新闻从业人员内生动力。

　　(作者为射阳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学思用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提升高职教育国际化水平,提升中国教育在世界的影响力,是高职教育工作者新时期的责任与义务。走进新时代,展现新作为。职业教育需要以全球视野规划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推动职业教育走向世界,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职业院校,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应用型人才。

　　首先,问计国际先进职教机构,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产教融合应用型高校。推动国际合作,高职院校需要不断调整学科专业与人才培养结构,着力优化紧缺人才培养方式,主动布局培养国内外未来技术和产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提高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我们引进澳大利亚著名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启思蒙学院的优质教育资源,将澳大利亚 TAFE模式本土化,创新中外合作项目人才培养模式,塑造特色鲜明的实践技能训练体系,实现学分互认、国际接轨。为了打造特色人才培养国际化高地,学校与德国陆科思德中国有限公司合作共建中德汽车职业资格培训与认证中心。该中心引进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和标准,结合本地区实际需求,采取优势互补、因地制宜的本地化发展理念,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汽车职业实践实训教学体系,在中心建设、师资培训、国际认证、国际交流等各方面展开探索实践。并且,以“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下的新发展空间为鼓舞,承担起职业教育走出去的责任和义务,立足以往的国际援外、对外办学的经验,为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而努力探索。双方努力把中心打造成国内国际一流的汽车培训与认证中心,为本校学生、社会、企业技术人员、“一带一路”沿线国际人士提供国际职业资格认证培训。

　　其次,构建校企合作国际化格局,找到国际人才培养的通路。“一带一路”倡议带来了新一轮的全方位开放,让大国工匠精神辐射更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应用型人才提供支持,这是高职院校应有的责任与担当。增强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需要构建国际校企合作机制,与跨国企业、国际商会等进一步深度合作。高职院校为走出去企业培育所需人才,企业为院校提供实训基地、工作岗位等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优质条件,这样的良性循环,使得职业教育能更好地服务企业走出去。学校与苏州市光电缆业商会共建苏州市光电缆行业大学,在人才培养、企业培训、社会服务等方面创新合作思维与模式,定向资助优秀学子出国深造,定向引进国际工匠精英,组织行业国际间的互访互动交流等行业工匠精英人才服务。同时,与亨通集团合作在境外办学,通过海外分校的企业订单班等形式,培养对中国有感情、理解中国文化、熟悉中国设备和技术标准的技术技能人才。

　　再次,提升师资队伍国际化水平,疏通国际交流合作的瓶颈。让中国故事传遍世界,需要更多讲故事的人。高职院校需要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为提高学校国际化水平提供人力资源保障。这就要求,提升教师国际化视野,确保合作办学项目、国际学生项目的师资质量。我们对照“一带一路”产业布局需求,加强对教师进行专业教学能力、外语授课能力、国际理解教育等方面的课程培训。近年来,学校组织了100多名专任教师赴澳大利亚参加TAE培训,均获得国际教师资格证书;组织60多名骨干教师赴德国、加拿大、日本、新西兰参加暑期专业研修。同时,组织国际注册汉语教师培训,邀请资深国际汉语教师为10名参训教师进行培训,帮助他们获得IPA国际注册汉语教师资格证书。

　　(作者为苏州市职业大学副校长)

　　三做谈

　　在全省组织工作会议上,省委书记娄勤俭对组织系统提出了明确要求:努力成为绝对忠诚、绝对可靠的模范,甘为人梯、公道正派的模范,求真务实、敢于担当的模范,刚正不阿、自律自守的模范。

　　牢记绝对忠诚是组工干部之魂,做讲政治的表率。首先,要锤炼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组工干部要有铁一般的忠诚,任何时候都不失格、不丢魂、不迷向,当政治上的明白人,带头严守党的纪律规矩,在做到“十个必须”上放样子、当标杆,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做爱党、信党、护党、跟党走的表率。其次,要树牢服务大局的政治意识,超越一般性的支撑,跳出被动性的跟进,切实做到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组织工作就跟进到哪里。再次,要发扬导向鲜明的政治担当。始终保持昼无为夜难寐的激情,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用心谋事干事。始终坚持对且好的标准,善于发现和推广基层新经验,以探索性创新性引领性实践推动组织工作走在前列。始终锚定争一流的目标,做到敢讲担当之话、善选担当之人、勇做担当之事,敢于对负责者负责、为担当者担当。

　　牢记公道正派是组工干部之本,做重公道的表率。公道才有威望,正派方可服人。首先,要秉承公道之心。公道,就是要对己清正、对人公正、对内严格、对外平等。组工干部要真正学出公道正派悟初心、学出公道正派践初心、学出公道正派守初心,心底无私,不带偏见。其次,要实践正派之行。正派,就是要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抵制不正之风,心正、言正、身正。正派之行,就要坚持有原则、有底线,做到常而守清、近而有制。要勤修公正之德。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再次,勤修公正之德,就是要始终保持公仆之心、平常之心、质朴之心,就是不以私情废公事,不拿原则做交易,公道对待干部,公平评价干部,公正使用干部,用好的作风选作风好的人,用公道的办法选公道的人。

　　牢记精湛过硬是组工干部之基,做业务精的表率。工贵其久,业贵其专。首先,要勤当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做熟悉业务的政策通,当涉猎广泛的多面手,着力提高把握大局能力、知人善任能力、分析研究能力、改革创新能力。其次,要勇当工匠。强化组织工作无小事工作理念,把“100-1=0”作为工作标准,下足绣花功夫,把平凡事情干到极致,把简单工作做到最好。再次,要乐当人梯。人梯精神,就是甘愿吃苦、甘于吃亏、甘守寂寞、甘作奉献的精神。组工干部要涵养平静、平实、平和的心态,淡泊名利、任劳任怨,乐当绿叶、乐做嫁衣、乐当铺路石;把名利想得少、看得淡,工作想得多、看得重,努力做优秀的干部,不做自我感觉优越的干部。

　　牢记清正廉洁是组工干部之要,做作风好的表率。善治人者,能自治也。组工干部要树立“三线” 意识,实现纪律全面过硬。首先,要筑牢防线。坚持时刻保持高度警觉,眼中有标杆、行动有标尺,时刻以共产党员标准和好干部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以小节无碍放松自己,不以他人不知放纵自己,不以下不为例开脱自己,努力做到邪不可侵、腐不可扰。其次,要不碰红线。模范遵守党章党规党纪,带头贯彻《准则》《条例》,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踩红线、不碰高压线,做到坚持原则不动摇,落实政策不变通,执行法规不走样。再次,要守住底线,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廉正身有定力,常思白袍点墨、终不可湔,慎微慎独慎初,学会限制自己,善于克制自己,重视小事、留心小处。坚持原则有界限,常思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保持健康的人际关系,防止闯红灯、踩地雷、被围猎。躬身自省有举措,常思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一日三省吾身,多想自己为组织做了什么,少盘算组织给了自己什么,多想自己应该怎么样,不攀比别人怎么样,做人知不足,做事不知足,努力树立组工干部的良好形象。

　　(作者为南通市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

　　低碳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类产业,更是一种行动。除了倡导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通过空间资源的合理配置,节省能源并实现系统层面的低碳发展,需要得到更大的关注。

　　城市与低碳发展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一是城市空间利用模式与低碳发展。城市空间的利用模式主要包括空间的密度和功能混合度。密度是最为常见和重要的指标,可以呈现为人口密度或就业密度。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密度与人均碳排放之间均表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当城市密度提高的时候,人均能耗和碳排放就会降低。城市密度的增加能有效降低人均汽车使用率,从而减少燃料消耗和相应温室气体的排放。因此,需通过鼓励近距离的就业、购物、休闲设施混合配置,才能显著降低机动出行需求,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二是城市空间形态与低碳发展。城市空间形态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城市空间的连续度和中心离散度上。连续的城市空间有助于提高各种城市活动之间的可达性,从而降低出行距离并控制碳排放。如果城市用地的开发建设呈现分散式蔓延趋势,甚至是蛙跳式或飞地式的形态,则不利于低碳目标的实现。国内很多新城新区采取的跨越式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很多本不必要的交通出行,增加了额外的碳排放。而多中心的城市形态不仅能够降低出行距离,还可以使出行更加均衡,减少向中心过度集聚所造成的交通拥堵。同时还能缓解单中心模式过度集聚所造成的强热岛效应,减少制冷所需的能源消耗。

　　三是城市交通模式与低碳发展。低碳城市目标下的交通模式应以步行导向发展,优于自行车导向发展,优于公共交通导向发展,优于小汽车导向发展。区域层面上应采用“轨道或区域公共交通导向的走廊式发展模式”,且强调区域公交网络与区域空间布局模式相适应。在市区层面上应考虑步行系统的可达性,步行范围内能够获取便利的公共交通、就业和服务机会的居民或者社区的比例,将直接影响该地区居民对于小汽车的依赖程度。在社区道路体系中,也应当遵循步行友好的原则,鼓励非机动车出行,尽可能避免大马路和大街区的开发模式,提倡小街区和步行道为主的路网格局。

　　四是城市智慧管理与低碳发展。智能化信息技术与低碳技术和城市科学管理相结合,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促进智慧能源管理、智慧交通、建筑节能、循环经济等技术与管理体系的发展和融合,对于城市整合资源配置、推动低碳技术的优化利用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为处理好以上关系,需在以下四项行动上做出努力:

　　加强土地混合利用和多样化开发。中国城市发展通常是较高密度的,因此土地的混合利用问题显得更为关键。很多城市都建设了工业园区或新城,这些园区和新城往往功能单一,在职住平衡方面表现不佳,部分地区甚至出现衰退。应改变基于单一功能的分区,提倡混合用地的详细规划;加强棕地和低效用地再开发以及空置建筑的修缮再利用,通过多样化的开发推动产城融合,加强就业和服务的可达性,减少单一功能所造成的长距离机动出行。

　　提倡连续多中心的开发模式,控制城市蔓延。合理规划和引导紧凑连续的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加强城市增长边界的控制作用,实现均衡和高效的城市空间布局。一方面引导城市功能的分类分级集聚,减少交通压力造成的污染与碳排放;一方面也要确保多中心之间的紧密联系,避免城市蔓延造成的交通能耗和能源低效供应。

　　交通规划与智慧城市相结合,引导低碳出行。鼓励步行、自行车、公交等低碳出行方式是促进城市碳减排的重要路径。这一方面需要抑制机动车出行,一方面也需要向居民提供便利舒适的替代出行方式,这两者都需要借助智慧化的手段实现。在抑制机动车出行方面,斯德哥尔摩则是智慧交通的标杆城市,通过RFID(射频识别)技术等自动识别进入市中心的车辆并收取“道路堵塞税”,这一举措使交通拥堵降低了25%,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了40%。在替代出行方式方面,则可以通过智慧手段,引导公交先行,设计最优换乘方案等方式,缩短公交出行时间提高公交出行效率,增强公交出行的吸引力。

　　编制智慧能源规划,建立优化高效的能源供给系统。目前我国和能源发展利用有关的规划主要是两类:一是宏观的能源发展规划,强调能源的总体供需关系和发展方向;二是微观的能源工程规划,包括供电、燃气和供热三项。能源工程规划与能源发展规划联系不强,专项之间也缺乏协调,因此难以通过优化供给减少能源使用和降低碳排放。随着能源的利用规模和方式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影响的逐步加深,能源规划不再是某一专业的问题,而是涉及全局发展的战略问题。需要将能源发展规划和能源工程规划整合并扩展成为综合性的城市能源规划,一方面基于经济、社会、生态的目标,从整体和系统上为城市规划提供用能支撑。另一方面,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对城市能源利用方式、产业发展、交通政策、布局形态和土地开发提出优化建议,将节能和减排贯彻到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

　　经济社会转型期,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经济作为变革传统工业化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抉择而备受关注。

　　生态经济的增长方式基本要义,可以归纳为“三低”的门槛:一是低密度开发。保存和增加自然资本,首先要维护重要生态功能区,维持更多的绿色开敞生态空间。要通过限制和控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空间,保有更多开敞绿色生态空间,不能出现城镇群空间的“水泥森林”蔓延态势。二是低资源消耗。生态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利用自然资源而较少消耗自然资源,特别是要通过生态经济技术进步和制度优化,不断减少和降低土地、水、能源资源等消耗规模和比率,保持自然资本的存量甚至有增量。三是低环境污染。生态经济发展,必须是低环境排放,对周边水土气生的污染和破坏是比较小的,这样才能够保持地区较好的重要生态价值、环境质量及其他自然资本的生产功能,保有经济价值化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优势。

　　以“三低”的门槛为基础,通过生态经济的思维转变、技术支持和制度保障,生态经济区将有可能呈现“三高”的表现特征:一是高生态环境质量。生态经济地区的基础在于自然资本,在于生态功能,在于环境质量。通过“三低”的生态经济生产生活方式,使区域内的自然资源资产必须得到保护、生态环境必须得到修复、“生态欠账”必须得到偿还,使更多区域拥有碧水、蓝天、净土和生物多样性。二是高绿色财富积累。生态经济地区高绿色财富体现在,一是自然资源资产总量不能减少,还要有增加;二是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原则下,将自然资源资产转化为经济价值;三是以健康、环保为重点,引导自然和生态资源经济化和产业绿色化的产业链,将有可能创造生态经济累积财富的新增长点。三是高向往宜居空间。作为生态环境优良地区、加上生态经济累积财富的特色产业链、带动经济发展和百姓富裕的“双赢”机制,生态经济地区就有可能成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宜居幸福指数高的地区,成为理想的养生休闲场所。而且很多环境偏好型产业及高技术产业也将趋之若鹜,使之成为更受高技术产业和服务经济欢迎的区域。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对发展生态经济的疑虑和徘徊,在于生态经济的产业形态不能够快速累积财富。科学认知生态经济产业形态及效益,也是深化生态经济方式认知、使生态经济道路不偏离的重要方面。

　　首先,生态经济是一个降工业化的过程和形态,要突出以自然资源资产价值为重点推动生态经济化,利用资源又较少损耗资源。农业、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等更容易满足低消耗、低污染的生态品需求。作为生态资源最为丰富、生态服务功能最强的地区,生态经济区的产业定位一般是生态产品供给的核心区,优质农产品供给基地,生态田园风光旅游目的地等。同时东部地区的生态经济地区,往往已经发展了较多工业,更需要以绿色、循环、低碳为方向改造现有工业,促进产业绿色化的生产方式。

　　其次,提高生态经济创造财富能力,则必须以健康、智慧、环保为主题,依靠产业融合延伸生态经济产业链来提高附加值。比如农业,可以构建“从田园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有效串联绿色有机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分拣、加工、物流、销售等环节,形成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农业发展模式。生态经济地区,要为更大范围的区域提供洁净水源、空气和土壤以及生物多样性,虽然这样的生态品无法通过市场去交换,但可以通过政府代表百姓进行购买,即通过生态补偿方式维护水土气生的生态品的供给。

　　选择以生态经济为发展战略的地区,一般是生态重要且敏感的区域,更多体现为点状开发,开敞保护的地景格局,以保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经济发展需要按照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多规合一”的要求,基于空间开发程度与本底条件,科学划定生态、农业、城镇三类空间,强化空间用途管控,保护并适度增加生态空间,稳定农业空间,严控并调减城镇建设空间,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空间管控“底线”,确保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

　　国土空间是美丽中国建设的载体。十九大报告提出“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的要求,因此,美丽中国这一人与自然和谐的空间图景,需要通过协调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关系,实施更严格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加以实现。

　　构建以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为基本特征的自然资源管理体系。从世界自然资源管理来看,统一立法、综合管理正成为一个趋势。我国也需要结合国情,探索形成以土地为载体的自然资源综合管理:形成统一的自然资源分类及认定标准,避免在分类管理体制下,同一自然资源有不同的类型认同问题,从而更为科学地揭示自然资源基本国情,提升自然资源管理绩效;突破土地、林业、水、矿产、海洋等各类自然资源要素分别立法、各自管理的现状,在现行法律法规体系基础上,结合山水林田湖这一生命共同体建设的要求,制订《自然资源法》,从法律上保障自然资源管理的协同性、统一性和有序性;依托土地资源这一有形、可分割的空间载体,完善自然资源综合信息,为自然资源统一管理提供基础与支持。同时,重要自然资源区域可实行类似于自然保护区的统一管理制度。

　　构建以资源环境可持续承载为科学根基的国土空间融合机制。资源环境超载不仅是区域人与自然冲突的表征,也将导致区域自然生态系统的退化。以资源环境可持续承载为基础,确定不同区域的国土空间容量,促进农业生产空间、生态保护空间以及建设用地发展空间的协同有序。以资源环境可持续承载的国土空间容量为基础协同要素关系,通过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态容量的空间协同,更有效地支撑“五位一体”战略的有效实施。基于国土空间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容量,尤其是关注历史文化所形成的生态伦理观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以及社会发展政策对于资源环境占有的影响,建设以国土空间容量为表征的秩序国土监测预警机制。

　　构筑以秩序国土为发展导向的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国土空间治理过程,是国土空间要素配置不断优化从而逐步科学、适度、有序的过程。要围绕“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以及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布局,制订相应的国土空间治理政策,从而进一步提升国土空间对于重大战略实施的支撑功能。基于秩序国土,区分重大战略区以及省、市等不同尺度的国土空间,塑造新型经济空间、战略通道、资源基地和安全屏障,从而提升国土空间对于经济转型发展、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保障功能。关注秩序国土构建中的重大或关键问题,尤其是在大国全球化战略中,更加需要注重海外区域开发模式的地缘政治问题。

　　构架以资源环境权益为主要依托的绿色发展共享机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而要使属于不同产权主体的“绿水青山”共创“金山银山”,就需要创新自然资源及环境要素的权益实现机制。要界定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产权体系,实现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资产的人格化,为构建支撑绿色发展的资源环境权益机制提供支撑。以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权益为依托,构架包容性、共享型的绿色发展机制,打破政府或企业“包打天下”的状况,使得资源环境产权能够持续分享绿色发展或生态补偿“红利”。以“三块地”改革为抓手,探索绿色发展的农户福利改善机制,这不仅是保障并实现农户土地权益的需要,也有利于乡村脱贫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构建自然资本增值的生态富民机制。如何构建有利于自然资本增值的人类财富体系,尤其是探索出生态富民的自然资本增值机制,不仅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根本要求,更是“绿水青山”发挥“金山银山”效应的重要路径。以生态资本核算为抓手,量化生态资本价值,完善自然资源负债表评估制度。以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为契机,赋予农户或市民以生态资产产权,实现自然资源权益在国家、集体、农户以及企业之间的合理分享。以自然生态空间管制为红线,构建符合区域主体功能特征的生态补偿区域体系,以便引导发展权的合理转移与优化配置,并为资源环境产权价值实现提供市场环境与制度保障。以创新自然保护区保护为方式,构架融入社区参与的生态养民新机制,为改善居民生态福利、促进生态富民提供积极支撑。

　　(作者为长江学者、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

　　推进江苏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牢固确立系统性思维,加强整合性谋划和有机组合型实践,将生态环境问题与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保护、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生态文化教育、生态合作治理、公众生态参与、生态信息公开透明、生态治理过程论等紧密联系起来。

　　从近期主题看,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各地要从讲政治的高度,进一步加深对当前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思想认识。压实工作责任,按照分级负责、全面负责、责任到人的要求,把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压力和责任不折不扣地落实好。深入摸排整治,确保不留下死角和盲区。严格整治措施,确保全面提升整治标准和成效。加强动态监管和媒体曝光,形成舆论氛围和高压态势,以实际行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从根本目的看,要打好环境权益保卫战。保障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实质上是保障人民群众在安全、舒适、健康、干净、美好的环境中生存、发展和享受的权利。它体现了党政部门对人民群众基本权益的重视以及对人民群众生命价值的尊重,体现了江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根本价值取向。推进江苏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不仅关系到代内的环境权益,而且还关系到代际的环境权益。

　　从本质特征看,要打好深化改革的体制战。进一步健全环境治理的科学决策和责任制度,细化绿色考评体系。加快建立和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生态资源价格制度、用途管制制度,严格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以立法形式确定生态环境红线以及管理制度,科学划定生态环境红线。将生态公正原则与社会公正原则紧密地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市场化和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

　　从深刻蕴涵看,要打好提升文明素质的文化战。只有看到环境危机体现了人的危机和文化的危机,才能充分地认识生态文化对于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要大力倡导生态文化,提升全民族的文明素质,在全社会牢固地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以此夯实生态文化软实力,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促进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在全社会广为流行。

　　从协同攻关看,要打好统筹协调的整体战。大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环境治理多元主体构成的共同体,推动形成党政部门联动以及与企业、公众组成联盟的大环境保护和大环境治理格局。大力构建区域生态合作共治的共同体,构建跨区域的生态合作共治联盟,改变各个区域“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状况。理顺职能部门的条块分割关系,构建与生态环境治理相适合的职能配置科学、组织机构合理、运行高效顺畅的生态环境治理体制。

　　从依靠力量看,要打好公众参与的人民战。江苏推进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群众路线,确立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动员社会各界公众广泛参与,通过开展创建绿色党政部门、绿色企业、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绿色家庭,通过培育壮大绿色民间组织,推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成为一场意义深远的人民战争。

　　从基本原则看,要打好全程公开的透明战。要及时准确披露各类环境信息,扩大公开范围,保障公众知情权。坚信信息公开是一种强有力的力量,信任来自信息透明。通过运用智能化手段和通过信息公开的各种平台,切实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信息开放程度,使重大环境信息及时为人民群众知道,重大环境问题要经过人民群众广泛深入讨论,保障人民群众对于环境治理的知情权、话语权、表达权、监督权和决策权。

　　从发展过程看,要打好久久为功的持久战。无论是党政部门,还是专业部门或非专业部门,都应确立以自然为师的思想,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提高能力水平,促进环境治理主体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从外行变为内行,促进环境治理主体在遵循客观规律基础上,始终保持定力、持续精准发力,通过久久为功的艰苦努力,不断谱写建设美丽江苏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光辉篇章。

　　(作者为苏州大学东吴智库首席专家)

　　学者简介 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迄今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20多篇,出版著作10多部(含译著及合著),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等研究课题10多项,获得各类学术奖励20多项。

　　走近长江学者

　　记者:您是如何走上哲学研究之路的,取得了哪些成果?

　　唐正东:1983年,我进入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当时选择哲学专业,有一点随机性。进入大学,在哲学系老师的熏陶之下,才真正喜欢哲学这一专业。大约从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开始,便没有再对哲学犹豫过。也许是个人的先在兴趣所致,也许是专业学习过程中所培养的习惯所致,我比较倾向于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思考个人存在方式的问题。因此,长期驻足于哲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便成了我近30年来的工作状态。我认为,对任何观点都提供逻辑上强劲的阐释,恰恰是哲学的特点。

　　分析近30年的教学研究历程,大致分为两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是去研究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从原始文献的角度,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通常来说,在研究的角度、研究的方法上,总会受到主客观因素的限制。现在国际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始文献正在不断出版,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条件。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我发表了《马克思对历史经验论的超越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生产关系概念的内涵演变及其哲学意义》《从世界观层面深化经典著作研读》等一系列文章。

　　第二个领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深化对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和当代资本主义新现象的研究。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国外学界往往是从某个单一的角度譬如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出发,这会受到各自研究视域的限制。这几年,我承担了教育部的重大委托项目,对资本主义新变化进行批判性解读,以认识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出版著作《经济哲学视域中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批判性解读》。

　　记者:说起“哲学”,这个相当有分量的语词,在今天被很多人认为是“无用之用”。如何判断哲学之“用”?当代人应该如何学哲学、用哲学?

　　唐正东:我理解的“无用之用”,第一个“用”是指直接功利性的作用。在这一意义上,哲学往往很难直接解决某个具体的、实际的问题。第二个“用”是指在个人的自由发展以及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意义上的“用”。哲学推动社会认识的发展,指导着社会发展的方向,这是比功利之用更加有意义的大写的“用”。我们一定要把这两个“用”的内容理解好,才能够理解哲学为什么需要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进入国家理论意识形态层面,才能够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学哲学、用哲学。

　　我们通常说,学一门技术,是学一种挣钱的本领。哲学是干什么的呢?哲学是用来培养使用这种本领的人。让人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理解做工作的意义,以更积极的心态去做事情,这就是哲学的意义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个人的意义之外,我们要更加深入地去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之于社会的意义。此时,更需要哲学这样一种理论,去建构、深化每个人对自己所做事情的内涵及意义的理解,包括对于国家、社会的意义,推动人们义无反顾地去干工作。

　　哲学不是书斋中的纯理论,它跟现实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当代人怎样学哲学、用哲学?具体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在具体的工作中,解决具体问题时,要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习惯从联系、发展的角度来看问题、解决问题。第二个层面,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定要把握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把这一精神实质运用到具体工作中去。不管是整个社会层面,还是具体工作领域中,我们都要从探究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层面出发。在国家发展层面,我们要积极探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从个人层面,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时,不能只是就事论事去解决,而要琢磨这一问题从出现到发展,它到底有什么规律。如果我们都能够有这样一种自觉的意识,我们对于国家所推行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意义,就会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如果社会公众在哲学理论的影响之下,能够丰富其视野,深刻其思想,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是哲学对于社会的最大功用。

　　记者:近期您最关注的理论热点是什么?

　　唐正东:第一个方向是用批判的眼光去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经济过程、劳动过程、消费过程、意识形态等领域。对此,我们要持续跟踪研究,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本质矛盾的新发展。比如,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新变化。在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主导性的劳动形式被称为“非物质劳动”,它所生产的产品不是具象的机器、桌椅、面包,而是诸如知识、信息、情感等非物质性的东西。知识产品越多人分享,就越有价值,跟过去的物质产品是不完全一样的。再如,生产关系形式的新变化。现在许多物品的生产都是一个全球化的历程,像一台笔记本电脑也许会有五六个国家的工人在生产。生产关系的新形式,也会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产生影响。再来看消费过程,过去我们总把消费理解为是一个辅助形式,古典经济学家讲消费时,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方面。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消费在经济过程中的地位愈发重要,整个生产过程似乎决定于人们是否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和如何消费。现在的消费并不仅仅是直接解决生存的消费,随着广告、传媒的介入,使日常生活消费成了一个文化意识形态主导的领域,消费变成了符号价值的消费。如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讲的,消费已成为反映等级性社会秩序的东西。消费从第二级的经济过程,已经变成第一级的核心经济过程之一。总之,通过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以及通过批判性地分析西方学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引导中国的读者能够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以及它的本质特征,从而使我们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第二个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进行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我们要推进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阐释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等进行研究。

　　记者:您曾说过,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要“上天入地”,这句话应该如何理解?对青年学者如何治学,有什么建议?

　　唐正东:“上天”要做鹰。从研究视域的角度来说,我们一定要站得高,要像鹰一样,对学术、所做工作的社会意义等有全面了解。比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之间相互分离的情况,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这就是因为研究视域没有打开。基础性工作一定要全面铺陈开,这样学术研究才不会走进死胡同,才能真正融入思想的深处。

　　“入地”要做鸬鹚。像鹰一样审视全局后,选中你研究的领域,像鸬鹚一样一头扎下去,不要轻飘飘地浮在上面。过去的老先生都说板凳要坐十年冷,脚踏实地做学问。有些学者追求短平快,急着出成果,但长远来看,短平快是不可持续的,一定会阻碍学术的推进。

　　青年学者做学问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有外语优势,能够敏锐获得学术信息。有一点需要铭记的是,学术研究要有深厚的积累。人文学术是研究社会发展的,有一些问题是延续的,有前人思考过,有无数个聪明的脑袋思考的成果积累下来。人文学术需要通过不断的阅读,不断的积累,最大限度把学术思想史的精华部分装在青年学者的头脑中,就等于让过去历史上无数个思想家陪伴他们一起思考。所谓厚积而薄发。青年学者一定要沉下心来,把整个思想史的精华和脉络浓缩在自己的学术思考中,这样提出来的观点才真正具有高水准。

　　记者:身为长江学者,同时您也是《思想周刊》的读者和作者,您对《思想周刊》有什么建议?

　　唐正东:希望《思想周刊》能够在学者群和普通读者群中间架起桥梁,让学者们的思考能够通过这一平台,去影响社会公众。同时,读者的关注也能使得学者们选择更加贴近社会发展的研究方向,以自己的思想更好服务社会。

　　本报记者 杨丽 魏晓敏 文/摄

　　学术回响

　　“现在有些年轻人很任性:爱一行,干一行;干一行,换一行。”近日,我省一位著名长江学者在接受本报《思想周刊》采访时对目前流行的教育理念提出了质疑:兴趣真的是最好的老师吗?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爱因斯坦的名言。孔子曾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做学问也如此,从“知”到“好”到“乐”,兴趣是学术研究的动力,是人生的催化剂。青年学者如果对所从事的研究产生兴趣,便会迸发出惊人的热情,更容易在学术上有所成就。

　　但正如俗话所说,“没有框的玻璃容易碎”。这位长江学者所担心的是,仅凭兴趣似乎难成大事。原因很简单,兴趣通常是很主观的,很容易分散或转移。选择岗位职业、研究方向,如果完全由着兴趣,可能会流于放任或过于任性。如果有了兴趣,没有坚持和执着,没有一种责任和使命感,学者的涉猎可能很“广泛”,人生可能很“多彩”,但最终也可能是“一事无成”。现实生活中,少数“由着兴趣”的成功人士背后往往有浩荡的失败大军作为分母。

　　无独有偶,另一位长江学者的学术研究经历带给我们更深刻的启示。他偶然踏上马克思主义研究“这艘船”, 起初对它并不了解。随着系统学习,领悟“船”的精髓,慢慢激发了兴趣,更坚定了“乘学术之船驶向远方”的信心与决心。正如这位长江学者一样,许多人与其说是选择职业,不如说是被职业所选择。兴趣不是他们成功的前提,而是慢慢摸索、默默努力的结果。学问之兴趣,不是说学问本身如何有趣,而是要寻得着、尝得着学问的趣味。如此,才能“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成一行”。

　　如果说,“爱一行干一行”是兴趣所致,那么,“干一行爱一行”则是一种人生境界。抵达“干一行爱一行”的境界,不能唯兴趣,必须学会约束自己,限制兴趣的“任性”生长。限制“兴趣”,其一是要有责任心,选择有“意义”的兴趣。兴趣也有好坏之分。相比于于敏、王承书等老一辈科技工作者为了国家而转变研究方向,甚至隐姓埋名数十载,当下,一些年轻学者将大量的时间、心力耗在名、权、利的执着上,兴趣偏轨,实属憾事。梁启超说,他的人生观拿两样事情做基础:“责任心”和“兴味”。“‘责任心’强迫把大担子放在肩上,是很苦的,‘兴味’是很有趣的,二者在表面上恰恰相反,但我常把它调和起来。”要通过调和,将兴趣变成志向与担当——追求“有意思”的生活,更要过“有意义”的人生,把最宝贵的精力配置到有价值的工作与研究中。

　　限制“兴趣”,其二是要有毅力。兴趣并不等同于愉悦,相反,兴趣有时也表现为痛苦与磨难。如同翻越一座山峰,兴趣只是让人们找到了需要付诸努力的方向,而接下来的路则要靠毅力来完成。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方成鸿篇巨制《红楼梦》;王泽山60多年坚守在冷门的火炸药专业上,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最终走出“火花四射”的人生……古人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要设定一个方向,并抵住诱惑,熬过痛苦与寂寞的日子,坚定走下去,形成自己的长远优势,而不是不断切换研究主题。要有一种“学术割据”的理念,在中国学术版图中努力占有一块“根据地”,建构属于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阳光普照,可以滋养万物,而激光却能聚焦成一束而攻无不克,做学问必须找到自己的“聚焦点”——从发散状态过渡到专注状态,然后沉潜其中、咬住不放,这样的兴趣才会日渐稳固,才会变为事业,变为生活,变为人生。

　　过度旅游

　　当旅游变得越来越普及,人们开始担心过度旅游会让景点或目的地变得拥挤不堪或是被太多的到访者破坏。

　　指标扶贫

　　一些地方在扶贫资金使用、扶贫小额信贷、产业项目选择等方面,没有从贫困地区发展和贫困群众脱贫的实际需求出发,而是为了完成扶贫工作简单下任务、定指标,导致扶贫资金打水漂,扶贫项目难落地,帮扶举措难见效。

　　微信加班

　　最怕老板、同事成为你的微信好友,因为自此貌似不存在8小时工作制。顺手给你一份文件、一条语音,完全不管已到深夜,因为沟通的便捷导致我们的工作时间被动延长。

　　人设经济

　　“人设”,是“人物设定”的简称,为了角色设立了合理化的大前提。此后,在其他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些明星“人设”打造现象,甚至成为一种可供消费的产品制作流程,各类明星都有相应的粉丝群体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