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高知女性是媒体报道热衷的话题，一些报道秉持客观、理性，但也有一些报道把高知女性塑造成了“第三性”，严重影响了高知女性群体的日常生活乃至人生发展。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曹珊在《传媒观察》2019年第7期发表《高知女性群体的媒介形象与社会性别秩序建构研究》一文，探讨大众媒体中的话语生产、运作对高知女性形象的建构。研究发现，“受难”“另类”话语是大众媒体生产的主要话语，推动着高知女性与社会群体的分化，重塑了“第三性”的社会性别秩序。大众媒体应担负起其自身的“社会协调”职能，避免报道的模式化、框架化及市场消费主义的价值判断，从而保障高知女性群体在媒介建构中获得应有的话语地位与权利。

媒体应如何建构高知女性形象

曹珊

高知女性群体形象的建构，原本属于高学历、高素质的知识女性，却在大众心中烙下“第三性”的负面形象；作为社会形象中介的大众媒体在这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所建构的媒介形象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社会权力关系？本文选择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大众媒体关于高知女性相关议题的新闻报道，基于惠科新闻搜索研究数据库，以“女博士”作为检索关键词，最终选择发行量、报道数量靠前的两家党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两家都市报（《南方都市报》《楚天都市报》），两家对象性报纸（《中国妇女报》《中国青年报》），最终得到269篇新闻报道，从而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高知女性是媒体报道热点

通过对样本中高知女性新闻报道的分析，从整体上看有如下几点发现：其一，报道总量与时间规律。在选取的时间段内，六家媒体都发布了高知女性相关的新闻报道。其中，《人民日报》发布了28篇，《解放日报》17篇，《南方都市报》45篇，《楚天都市报》32篇，《中国妇女报》85篇，《中国青年报》62篇。统计发现党报的报道占比16.7%，都市报占比28.6%，对象性报纸占比54.7%，表明各级媒体在对于高知女性相关议题报道中存在显著的差异，对象性报纸较之党报、都市报更为关注这一群体的相关信息，亦或更多进行这一群体相关议程的设置。从年份统计来看，2015年共有71篇，2016年58篇，2017年68篇，2018年72篇，年均报道量为67篇；逐年分析报道文本发现，因2016年社会中所出现的高知女性相关议题/事件较少，所以2016年的报道量少于年均报道量。其二，报道体裁。从总体上来看，六家媒体关于高知女性报道的体裁可分为消息、通讯、新闻特写、新闻评论、深度报道五大类。统计发现报道中以通讯（30.5%）、新闻特写（23.6%）、新闻评论（23.6%）居多，消息（18.4%）、深度报道（3.9%）较少。通讯类的报道主要是从多重视角、多层次对高知女性相关新闻事实进行解析，如《北大女博士抄袭门争议》（《南方都市报》，2015.4.10）。新闻特写类的报道通过对某个典型性的新闻场景的叙述来对高知女性做出形象化的报道，如《杭婧：探索生命奥秘的女博士》（《中国青年报》，2016.3.29）。新闻评论类报道主要对男女两性关系的不平等、社会对高知女性群体偏见歧视等发表言论，如《女博士被骗不能怪她太单纯》（《楚天都市报》，2018.1.16）。其三，报道主题内容。大体可分为三大类：正面报道、中性报道、负面报道，各占27.9%、36.9%、35.2%。其中，中性类报道占比最多，报道主题集中于表现高知女性的工作事迹、日常生活实践等，但报道的部分内容中包含社会对于高知女性偏见歧视的描述。负面类报道位居其次，主要表现高知女性的受难行为（被骗、婚恋就业难、被性骚扰等）与另类行为（论文抄袭、打人、代考等）等。正面类报道相较少一些，主要关注高知女性的科研成就、创新创业及下基层锻炼等内容。

猎奇式报道塑造“刻板印象”

通过文本分析发现，在正面报道（27.9%）中，典型的高知女性群体叙事表现为，其从事正面价值意义的工作，或做出了突破性、创新性的成果/行为，亦或具有某种正面品性等。在这其中所生产的话语主要有“人才”“工匠”，再现的形象有智慧/进取、敬业/奉献等。

首先，“人才”话语的生产主要体现在高知女性群体的科研成就、创新创业两类报道中。在科研成就的报道中，聚焦于高知女性群体的日常科研实践、主动承担科研重任，及对比呈现其他同事群体科研中的知难而退等，来表现高知女性成才、取得科研成就背后的智慧与担当。在创新创业的报道中，高知女性群体往往是弃高薪、远离科研岗位而去自主创业。

其次，“工匠”话语的生产主要体现在高知女性群体的基层工作事迹的报道中。此类报道重在呈现高知女性深入基层、坚守岗位，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服务于当地群众，或献身于当地科研事业的事迹。分析发现，在高知女性群体的正面报道中，多数新闻的社会背景均与科技创新、基层建设、扶贫创收等主流价值观念相关联，均采用通讯或新闻特写的形式进行报道，这样一种技巧策略进一步促进了“人才”“工匠”话语的生产，从而强化高知女性群体智慧/进取、敬业/奉献的正面形象。

在中性报道（36.9%）、负面报道（35.2%）中，则是展现高知女性群体作为“受难群体”遭受社会公共生活或其他社会群体的排斥、伤害等，或作为“另类群体”做出种种带有负面意义的行为、带有某些负面品性等，这其中所生产的话语是“受难”“另类”。

就“受难”话语的生产而言，受难是新闻叙事的主要情节，具体体现在婚恋就业难、遭遇社会诈骗、校园性骚扰三类报道中。

首先，是高知女性群体婚恋难、就业难。在婚恋难的报道中，婚恋难问题有着不同的因果关系建构，一类归因为高知女性群体因20余年的求学经历与长期的科研专注，年纪大、交友面窄使其被迫成为大龄剩女；另一类则归因于高知女性“男高女低”的传统求偶观，其按照学历来进行配偶的选择，使得许多男性群体对其望而却步。此类新闻叙事中为了凸显高知女性婚恋的“难”，将其与其他知识女性（女大学生、女硕士）婚恋的“易”进行对比，以及展现一些高知女性“自带论文/课题做嫁妆”“白天愁论文晚上愁嫁人”的戏剧化行为。在就业难的报道中，新闻报道常展现高知女性难以协调好工作与家庭间关系的一面。尤其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高知女性作为晚婚晚育群体在就业工作中常被问到婚育计划、二孩计划，并因此遭受用人单位的就业工作歧视。有报道甚至直接援引高知女性自述“女博士的竞争力不如某些名校男本科生”，来表现高知女性就业难的问题。

其次，是高知女性群体遭遇社会诈骗，典型的例子有，高知女性遭受电信诈骗、网恋被骗、中介发文被骗、保险被骗等。此类新闻报道中重在展现高知女性因缺乏生活常识与防骗经验，而被他人骗取大量钱财；一些报道中甚至将骗子的低学历与高知女性的高学历进行对比呈现，无形之中表现出高知女性群体愚昧无知的一面。但实际上社会群体中老年人是遭遇社会诈骗最多的群体，在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中高知女性也成为这样一类人群，实则将高知女性中的个案特例泛化为群体的普遍问题。

再次，是高知女性群体遭遇校园性骚扰。报道通过聚焦于高知女性遭受校园性骚扰的细节，来强化其作为弱势群体所遭受的伤害。概而言之，负面报道中“受难”话语的生产，是将高知女性群体再现为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弱势群体，与其高学历的精英身份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建构其弱势/愚昧的群体形象。

就“另类”话语的生产而言，另类是新闻报道中的主要情节，相关报道可分为：违规犯错、患病率高两类。首先，在违规犯错的报道中，聚焦于高知女性群体论文抄袭、代人考试、违规打人等负面行为。其次，在患病率高的报道中，癌症等疾病似乎经常光顾高知女性群体，相关报道高达12篇之多，远高于高知男性群体的患病率。媒体的议程设置与新闻价值选择，使得高知女性患病也成为了新闻卖点之一，无形之中放大了高知女性群体的患病概率。

媒体应担负“社会协调”职能

高知女性群体的媒介形象一经媒介定型，也就成为了社会关系维系、社会价值判断的标准之一。在“受难”“另类”的媒介形象中，高知女性群体既不同于男博士的德才兼备，也不同于一般女性群体的温柔贤惠，呈现出群体分化的趋势，影响其与社会群体间的交往。而这对于社会性别秩序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斯科特（Joan Scott）提出社会性别是基于性别差异的社会关系构成要素，也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方式。自原始社会、封建社会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遵循着一条基本准则：一切的行为标准和价值规范均以男性经验为来源动机。通过习俗、道德、法律等的制定，来进行男性、女性群体特征的区分，逐渐形成“男尊女卑”的性别差异意识，如：家庭环境中的男主外女主内、“三从四德”，社会环境中的“三纲五常”“女子无才便是德”等。新中国成立后，妇女解放运动的展开使得女性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获得一定的权利，家庭中卑微地位有所改善，但男女两性的差异依然存在。然而，有这样一类群体在教育领域冲出重围，越过“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约束，成为高知女性。在博士身份的光环下，高知女性的睿智、进取颠覆了传统观念中“女卑”的固有形象。随着高知女性群体不断进入职业领域、社会领域，其从中获得的政治经济资本与话语权力开始对男性产生压力与挑战，构成对父权世界的威胁。

在媒介建构中，敢于同男性争取平等的教育、职业的高知女性却成为了非男非女的“第三性”，即有别于男性、女性的第三种性别。本来作为“第二性”的女性就已经处在男权社会的弱势地位，而“第三性”的建构则直接取消了高知女性的女人属性，成为他者中的他者。“第三性”实则暗藏着“女性威胁论”，是一种话语运作中的符号暴力。布迪厄认为符号暴力是在一个社会行动者本身合谋的基础上，施加在他人身上的暴力。而对于这样的暴力，人们恰恰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暴力，反而认可了这种暴力，隐藏在意识的深处。在媒介建构的高知女性群体形象中，弱势/愚昧、另类/犯错形象通过呈现高知女性负面的行为模式、性格品性，来对高知女性群体进行污名与排斥，引导公众对其身份地位、职业角色的“第三性”认知，进而使高知女性被社会孤立，丧失与父权社会中的男性相抗争的合法地位。其实“第三性”符号暴力本身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通过对性别内涵再生产来重塑社会性别秩序，以此制衡高知女性群体对父权社会的冲击。

实际上，“第三性”问题并不是高知女性群体所独有，“女处长/厅长”“女企业家”“女明星”等女强人均在不同程度上遭受“第三性”问题，所以这不单单是某一群体的问题，而是社会结构问题的折射。随着社会现代化、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市场资本的运作带来社会阶层的分化，大量男性群体沦为社会中/底层，而“第三性”便成为男性阶层分化中减缓压力与焦虑的突破口。再加上市场经济中消费主义逻辑，使得这些女强人的外形、品性、行为等均成为媒体消费主义的牺牲品。在父权结构性张力与媒体市场消费逻辑中，第三性所重塑的社会性别秩序实则是对女强人社会性别身份、角色的歧视。此外，符号暴力还会对施暴对象产生支配性影响，通过自我异化与权力关系达成合谋来进行。在“第三性”社会性别秩序下，媒介对高知女性群体形象弱势/愚昧、另类/犯错的建构，是将高知女性群体视为城市社会的“麻烦”。而公众长期在这样一种媒介营造的拟态环境中，则会将部分高知女性所“可能存在的问题”等同于高知女性群体“自身实际的问题”，形成关于高知女性的负面刻板印象。刻板印象一旦形成，便会阻碍主流社会对高知女性群体的接受和认可，成为其恋爱结婚、就业工作、职业发展等方面的阻力。

大众媒体应担负起其自身的“社会协调”职能。在高知女性相关报道中，尽可能地还原该群体真实而典型的工作生活的经验/行为，多从高知女性群体的视角、立场来编辑诠释新闻内容，避免报道的模式化、框架化及市场消费主义的价值判断，从而保障高知女性群体在媒介建构中获得应有的话语地位与权利。此外，高知女性群体要敢于、勇于同“第三性”的社会性别歧视做抗争，在社会各领域与各大媒介平台中积极展现建构自身独立、睿智、进取的形象，通过话语表达与实际行动来改变社会对于高知女性群体的偏见乃至性别歧视的观念。

（载《传媒观察》2019年07月号，有删节，原文约10000字，标题为：高知女性群体的媒介形象与社会性别秩序建构研究。图表、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曹珊，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