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64年的科研事业作为人生支点，撬动我国火炸药事业到达“世界之巅”，在众人眼中，王泽山的人生堪称“完美”。但他从不止步于“完美”，捧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后，83岁的王泽山默默地投入到了新的科研攻关中。

　　“不完美当然常有的，但都是暂时的，是过程。” 王泽山对自己的研究永远充满了自信。

　　守着“过时”专业

　　从未停止“求新”

　　如今的王泽山院士，一个创新接着一个创新，始终站在世界科学技术的前沿，把火炸药事业给做“火”了。可谁知道，当初火炸药事业却是一个“过时、枯燥、一辈子也出不了名”的专业。

　　1954年，王泽山高中毕业，他报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当时空军和海军专业都是时髦专业，他却选择了最冷门的火炸药专业，成了全班唯一主动选择火炸药专业的学生。

　　“火炸药是国防实力的重要体现，离开它，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难以发挥作用。” 王泽山出生于日军侵占下的东北，那段屈辱的记忆让他铭记“强国方能御侮”的道理。“民族复兴，人人有责，国家需要什么，我又能担当什么？这些问题，是一直激励我前进的动力。”在王泽山眼里，专业无所谓冷热，只要被国家需要，就是一种幸福。

　　守着“过时”专业，王泽山却从未停止“求新”的脚步。1962年，从哈军工炮兵工程系独立出来的炮兵工程学院，搬迁至南京。当时国内火炸药的研究和生产都十分落后，时任火炸药实验室主任的王泽山，白手起家，在一排排简陋的营房里开始建实验室，画图、设计电路、和水泥、做水泥台、打洞……他事无巨细，带领同事热火朝天地大干了数月，厨房被改造成了生产火箭原料的实验室，火箭发射台这样先进的装置也都做出来了。来验收的专家都大呼想不到。

　　“文革”爆发后，学校很多工作都停滞不前，王泽山悄悄地“躲”进实验室，钻研电子计算机系统，成为当时全校第一个大量使用计算机解决工程问题的专家。“文革”结束后，王泽山很快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发射药的应用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装药技术和新的设计计算方法，在学术界“流光溢彩”。

　　王泽山的弟子肖忠良，这位从事火炸药研究40多年的南理工教师对恩师敬佩不已，“很长一段时间，现代火药的发展中心都在欧洲。但到我研究火炸药时，读的第一本书就是王老师的著作，这是我国原创的理论著作。”

　　生活可以“将就”

　　科研必须“讲究”

　　在熟悉的人眼里，王泽山不知饥渴寒暑，没有正常的一日三餐，生活的方方面面，什么都可以“将就”。

　　王泽山每次去辽阳375厂，都坚持住在条件简陋的厂招待所，不去市区宾馆。他说，招待所离厂里近，开会实验都方便。早年去外地出差，他还住在附近潮湿阴冷的地下室，有时还特意退掉别人给他预定的单人间，和课题组其他成员挤在一起。

　　上个世纪80年代，为了解决废弃火炸药的安全再利用问题，一年中，王泽山有多半时间辗转于辽宁、内蒙古、青海等地的兵工企事业单位和科研院所试验场，吃饭常常坐在路边解决，“风沙拌饭”是常有的事。一次，王泽山一边吃饭一边思考实验情况，吃完饭才发现自己手里拿的“筷子”竟是两根树枝。

　　通过近10年无数次的反复试验，王泽山带领团队解决了废弃火炸药再利用中的一个又一个关键难题，将废弃火炸药开发成民用产品，成为有重要经济价值的“宝贝疙瘩”。1993年，王泽山凭借这项技术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十年磨一剑。但王泽山在生活上还是向“低标准”看齐。上世纪90年代初，南理工第一批集资建房时候，他自己仍然住在拥挤、狭小的老房子里，却将新房让给课题组的3位年轻人，直到学校最后一批集资建房时，他才搬进新房，选的还是顶楼。“选房子就像当年选专业，别人不要的我要。”他幽默地说。

　　在工作上，王泽山很快向另一个国际难题“含能材料的低温感”发起挑战。冬天，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阿拉善地区，夹杂着砂石和扬尘的大风吹得人睁不开眼，连记录实验的摄像机都“罢工”了，年逾花甲的王泽山在试验场一待就是一整天，晚上还要核对和验证白天取得的各类实验数据，反复查找实验过程有无疏漏之处。

　　夏天，在青藏高原做实验时，地表温度高达60摄氏度，汗水浸透了王泽山的衣裤，每发炮弹实验结束后，王泽山总是抢在前面，不顾发烫的炮管，近前采集实验数据。面对大家的劝阻，他开玩笑地说，“我天生‘低温感’，承受得住。” 如今，“低温感”材料技术已应用于我国武器装备，使武器性能摆脱了环境温度的影响。1996年，时年61岁的王泽山，凭借着低温感技术摘得了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只要国家需要

　　不能袖手旁观

　　成为国家科技奖“双冠王”王泽山，年过花甲，功成名就，可他又瞄准了新的世界难题——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全等式模块装药技术。

　　“获奖只是对我的激励。” 王泽山说，目前各国火炮都是“双模块装药”，即为了满足火炮远近不同的射程要求，装药发射前需要在不同的单元模块间进行更换，如此操作既繁琐又费时，成为困扰世界军械界的一个难题。

　　“只要国家有需要，我不能袖手旁观。”王泽山觉得无论如何，都要再拼一把。而后的很多年里，在出差、会议等间隙，很多人都会看到，王院士拿出随身携带的火炸药研究资料，仔细阅读、反复演算。这也让他闹出了不少“笑话”，走错路，坐错火车铺位，进错酒店，都因为王泽山头脑里无时无刻不在高速运转着科研难题。有几次去北京的科研院出差，王泽山想着实验问题，从院子南门进去，走着走着忘记了出差事宜，径自从北门出去了。

　　与生活中的粗心截然相反，王泽山在试验场上则是异常精细，他经手的实验数据，不管过多久，都能清楚地记得。2013年冬天，年近八旬的王泽山前往阿拉善靶场做实验，实验需要将不同重量的药粒装入不同型号的药筒之中，他怕工人搞错，就一个人早早地来到工房，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蹲在地上，将药粒一份份用大天平称好、装好。等装药工人来到工房时，他已将实验用药全部准备完毕。

　　历经20年的艰辛探索和精确计算，王泽山利用自己独辟蹊径创立的装药新技术和相应的弹道理论，于2016年成功研发出了让中国火炮傲视全球的等模块装药技术。

　　目前这项核心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我国多种武器装备和型号的研制中。通过实际验证，我国火炮在应用该技术后，射程提高了20%以上，最大发射过载有效降低了25%以上。2017年1月9日，82岁的王泽山再次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成为国内科技界罕见的“三冠王”。

　　王泽山在火炸药事业上的不断突破，不仅来自比别人多想一步的创新，更是一场全面、持久的耐力比拼。惟有一颗历经60多年不改的赤子之心，一份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担当，才能一步步将不完美变成完美，书写沉甸甸的科学传奇。 记者 杨频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