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力创新在一线④

　　在苏南、苏中、苏北七市创新一线，创新因子的生长裂变让人备感振奋，但政府、企业面临的许多亟待突破的“创新之痛”也让人深感忧虑。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波属云委的创新史。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到外向型经济的蓬勃发展，无不肇端于对体制机制“痛点”的突破和创新。而今，江苏正聚力叩开“创新红利”的大门，如何直面并突破当下创新发展的痛点、盲点和难点，决定着“创新红利”的成色，也考量着创新主体和制度设计者的智慧。

　　企业创新“痛点”：失信成本低、税费成本高、体制机制僵

　　实践表明，企业创新痛点在哪里，创新的突破点就在哪里，红利的增长点就在哪里。

　　信用成本高，是许多创新企业的心病。无锡格菲董事长瞿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身穿公司研发的新产品——嵌入了石墨烯薄膜的衣服，并现场展示用手机调控衣服温度。谈起创新创业，他表示更愿意跟国外的企业合作。采访中，多地的创新型企业表达了共同的担忧：跟国内公司做生意回款难。扬州扬杰科技董事长梁勤则传达出另一种忧虑：新产品如果给第三方开模，产品参数可能马上会泄露出去，创新红利瞬间就成了镜花水月。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迫在眉睫。

　　有心创新，无力投入，是很多企业的现实困扰。税费成本高影响了企业增加科技投入的能力。信达生物制药苏州公司的高级总监易博算了一笔细账：公司原材料和设备基本是进口的，17%的关税加上8%的增值税，使国内同样的研发项目，成本要比国外高出四分之一。盖亚科技董事长程功弼曾在美国工作过，他发现美国的税率并不低，但抵扣力度大。如前3年亏损，第四年的盈利还不足以弥补亏损，就不用交所得税，其税制比中国的税制灵活。今年元月12日，中科君达物联网公司董事长刘健收到企业10件专利获批的喜讯，随即他收到一份报销清单：发明专利每件6005元；实用新型专利每件2705元。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从聚力创新到获得红利，需要政府与企业共同投入，彼此分担。进一步降低企业负担，对政府部门而言还有很大空间。

　　对国企来说，体制机制僵化是创新的一大“堵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决策体制机制上有着很大反差。中天科技总裁薛驰介绍了这样一件事： 公司得悉上海交大太阳能所一项先进背板技术正在寻求合作后，当天就赶到上海签下协议，敲定交大技术团队以30%的股权入股。这次合作让中天科技一跃成为特种背板领域的老大。一天内敲定科技创新合作大项目，是民营企业中天科技的决策速度。而体制僵化、决策速度慢，则困扰着很多国企。面对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民企“三一重工”，几年来已从5.1万人精减到1.6万人，而曾有2.3万人的徐工集团只裁了3000人。用人机制、激励机制和薪酬机制方面的制约，让国企在吸引创新资源的竞争中负重前行，其压力自不待言。

　　制度突破难点：科技成果转化不畅、职务发明权益不清、改革整体推进不足

　　体制机制瓶颈，既是创新性驱动发展的最大难点，也是释放创新动能潜在的最大引爆点。

　　实现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的有效对接，对于深化聚力创新显得更为紧迫。南京市与高校签订合作协议，梳理出高校的科研成果“一表清”，2016年“按图索骥”组织与企业的12场对接，促成了1864项成果转化。宿迁组织高校和研究所的专家，与全市2000多家规上企业全面对接，梳理出企业创新需求“一表清”。南京和宿迁分别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两端发力，目的都是促成科研成果和企业需求在空间上的“零距离”。

　　“制度创新释放了科教资源的活力！”南京市科委主任张新年介绍说，南京“科技9条”等制度安排激发了科技创新活力，使南京科教资源优势得以彰显。近年来，科研人员的职务发明成果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但成果转化过程中科研人员所得偏低，很多职务发明成果所有权、收益权与分配权不明晰，客观上束缚了科研人员的创新创业动能。据透露，南京深入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收益权、处置权和分配权的改革即将启动，将最大程度放开高校教职员工个人持股，以释放其创新创业的热情。

　　制度创新点式突破后，“政策孤岛”现象亟待解决。去年宿迁率先向工业类产品生产许可制度“动刀”，破解企业“办照容易办证难”“准入容易准营难”等突出问题，为企业省钱、省时间。江苏龙嫂绿色食品公司董事长朱军领到了我省第一张“先证后核”类产品许可证，公司曾经停产等新产品“准生证”的事不会重演了。但宿迁“地方粮票”到省外不管用，还需要再补办许可证。在宿迁市委常委冯岩看来，这种烦恼带有普遍性。宿迁承担了多项国家和省里改革创新“局部突破”的试点任务，但“局部突破”之后，存在与全局衔接的阵痛期。解决这一困扰，出路在于强化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并加快整体性推进。

　　全球化创新盲点：轻视法律风险、忽视跨文化融合、无视“标准张力”

　　水泥的最佳销售半径是100公里以内，而集成电路的销售半径则是全世界。在产品全球化竞争时代，科技创新更需要全球布局。然而，如何集聚全球资源，企业还有很多盲点。

　　从购买资源性要素到整合高端创新要素，是江苏企业“走出去”的可喜转变。随着企业需要整合的生产要素从不动产变为无形资产和人，风险系数已变得越来越高，政策风险、法律风险、文化融合风险等“陷阱”如影随形。

　　牧羊集团历经的一次官司，给跨境创新型企业规避法律风险以现实警示。牧羊集团在美国和欧洲设立了研究院，极大地提高了研发能力，去年集团有60%的新产品出自欧、美研究院。在行业尖端技术富集的国家和地区建立一流的研发团队，不断生产出世界领先的核心技术，是许多公司加大技术创新力度的路径选择，但是这条路走起来却并非一帆风顺。4年前，美国研究院成立之初的那场官司，让牧羊集团副总裁孙旭清记忆犹新：招聘两位美国专家，却被他们的原雇主告上了法庭，对方以违反“同业禁止”法律条文为由索赔1000万美元。最终，牧羊集团将两位专家改聘至欧洲研究院两年，才平息了这场官司。

　　跨国架构下的创新平台，要对跨文化管理有更清醒的认知。5年前，徐工集团并购德国混凝土机械巨头施维英公司，基本保持了原有的研发与制造团队，徐工集团只派出少数管理人员。一开始，施维英公司的德方员工对徐工的管理并不认同，对中国员工加班加点等工作方式感到不可思议。徐工集团品牌与文化发展部刘刚说，双方的磨合是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是起先没想到的。2016年，施维英公司终于扭亏为盈，徐工集团的“中国式管理”也获得了更多的认同。公司所在的德国北威州工会特地致谢，感谢徐工集团为企业注入了活力，保住了3000多员工的饭碗。

　　参与全球行业标准制定的江苏法尔胜集团，则给出另一个启示：标准可以带来巨大的创新张力。法尔胜负责全球钢丝绳领域标准化管理工作，他们发现中国有些企业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的会议习惯不发言，投弃权票。法尔胜首席质量官朱维军对此痛心疾首。在他看来，国际标准的制定是各个国家领军企业斗争和妥协的过程，江苏企业要学会利用这一机会，在与国际同行交流甚至争吵中，全面透彻地了解世界前沿的技术和市场需求。完成从“模仿”到“创新”的转型，要进一步拥有国际话语权，需要完成从“被标准”、适应标准到制定标准的深刻转变。

　　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走向世界，全方位集聚创新要素资源，考量的既是他们的眼界，也是他们的智慧。

　　本报记者 金伟忻 陈炳山 杭春燕

　　汪晓霞 任松筠 徐明泽 孟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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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应肩负起“大创新”的责任

　　叶南客

　　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但聚力创新的最大责任主体应是各级政府部门。如何通过政府自身改革来增加企业创新的动力、激发社会创新的活力、协同全球创新的潜力，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现实命题，政府应肩负起“大创新”的责任。

　　站在全局性和全球化高度来深刻理解创新发展不难发现，企业创新的痛点、制度突破的难点和全球化创新的盲点，正是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江苏破解创新发展的现实瓶颈。只有切实解决产业、行业和企业在创新实践中所面临的突出问题，进而与探索具有江苏特色的创新之路相结合，才能找准“创新红利期”的增长点，释放创新动能的引爆点。

　　破解制约创新的现实难题，社会各界必须形成合力，应以构建创新生态为着力点和支撑点。当前，江苏在科技创新方面还缺少一些标志性、引领性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应该说江苏拥有经济发展和企业创新的“高原”，但是还缺乏“高峰”。而新的高峰要从“高原”里“长”出来，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创新生态。以构建创新生态推动创新发展，长出创新“高峰”，既是一个可行的思路，也是聚力创新的客观规律。按照“大创新”的要求，将科技创新与经济、文化、法律、制度创新相配合，将思想理念创新的“脑动力创新”、科技创新的“主动力创新”、文化创新的“软实力创新”以及制度创新的“源动力创新”相融合，才能真正趟出一条具有江苏特色的创新之路。

　　（点评者为创新性城市研究院智库首席专家、南京市社科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