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苦交织,听返乡民工吐心声
1月21日,离春节还有一周时间,南京火车站候车大厅里,农民工依然是返乡大军中的主角。春节,为在外漂泊的日子暂时画上句号,此刻,赶快回家与亲人团聚,成为他们最大的心愿。
过去下800米矿
现在爬20层楼
10:00,南京火车站二楼候车厅。吴景德拆开塑料袋:4块面包。他拿一块递给老乡王作良:“先垫一口,下午到家就能喝酒吃肉了。”
去安徽宿州的列车11:10才开,时间尚早。王作良从行李包里摸出最后一碗方便面,冲着吴景德摇摇:“我还是泡面吧,耐饿!”
绿色冲锋衣已褪色,那是儿子穿旧的。55岁的王作良来自安徽宿州市埇桥区芦岭镇王岭村,是位钢管工。2016年,他辗转于湖北、浙江建筑工地,南京是最后一站。
“2010年儿子结婚,22万元盖楼,其中15万元是借的,到现在还差5万元没还上。”端着泡面,王作良说,就想趁自己还没到60岁,出来多挣点,把债还了。
出来打工3年,王作良挣到的并不多。“一年也就两三万元,农忙时还要回去。钢管工要爬高,我爬过最高的楼是20层,这和以前做矿工下800米矿井是颠倒的。”今昔对比,王作良有点后悔,“过去在淮南朱集煤矿,一年最多能挣八九万元。当了13年的矿工,最后还是没扛得住辛苦,加上井下危险,可是出来了又没技术,年纪太大,收入太少。”
让王作良欣慰的是,儿子儿媳已不再像他那样打工了。打开手机,翻了半天,王作良找到一张品牌化妆品的图片给记者看:“儿子他们做微商,这个牌子不错,但我看不懂。”
“老王是大工,一天能挣200多块,我是小工,才150块,但我满足了,在老家找不到这样的活儿。”采访王作良时,68岁的吴景德一直站着听,不时地插上一两句。行李袋里有只电热锅,吴景德不好意思地笑了:“晚上饿了下点面条,十天半月烧次肉,大伙都指着这口锅开小灶,改善生活。”
王作良听了也很感慨:“在家多好,什么都方便。最难受的就是没办法洗澡,如果去外面浴室,从工地打车就得花10块钱,所以大家就打点开水,抹几下就算。不怕你记者笑话,从国庆节来这里,我们已经三个半月没洗澡了。”
一家六口四人打工
三年未能团聚
“一家六口,四个在外打工。整整3年,这个家就没团聚过!”说这句话时,56岁的詹广东哭了,泪珠滑落,他抹都来不及。
“儿子儿媳在郑州,姑娘在北京,我全国各地跑,只有老伴在家照顾孙子。”说起自己的打工家庭,詹广东一脸无奈。“儿子他们一年挣四五万元,我挣3万元,女儿挣钱自己存。有了这几万元,生活好点,但这3年春节,不是这个加班,就是那个走不开,过年过得冷清。”
与詹广东同行的詹德国穿着老婆做的新棉鞋。20日下午,他俩就从南京仙林工地赶到火车站,却没买到当天的车票,为省钱,就在二楼候车厅坐了一夜。“一楼水饺16元一碗,挺贵,想想还是到小超市买了10袋方便面。”
从南京返乡,詹广东只给孙子带了20元钱核桃:“想家,想孩子们。一年就回家两趟,实在想了就看照片。”詹广东右手无名指指甲明显突起,那是打工留下的伤痕,“指甲盖是新长的。几年前在石灰窑干活,手碰到机器,这个指甲盖全被掀掉了,钻心地疼!”
受了伤,只要工地老板接受,痛也能忍。詹德国卷起左腿裤管,膝盖之下布满淤青,左侧还有明显的刀口。“2014年在武汉打工时,从台阶上跌下来,腿断了,花10多万元,休息一年。” 顺着他手指方向,记者按了按那硬邦邦的小腿,钢板还在。
新的一年,詹德国决定留在家乡,“我和妻子商量过,打工也不是长久之计,今年我们就在大别山脚下承包几十亩地,种果树,不离家。”
打工不出省
想妻儿了就回家
“马上就能见到儿子了,上次回家是两个月前。”比起王作良、詹德国,在南京秦淮区一处写字楼工地上的卞华国选择了另一种打工人生。出来5年,全跑江苏境内,想老婆孩子就回家。与他一起出来的6位老乡,每年都会回家六七趟,偶尔照顾一下家庭。
“在外漂泊没有不想家的。打工挣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但如果生活只剩下挣钱,一年到头见不到家人的面,那也没意思了。”卞华国家住盐城市亭湖区便仓镇北李村,在工地上负责安装消防报警器材、消防管道,也算一门技术活。“我们是在室内做工,一年能做300多天,挣6万多元;而且年前老板就把工资付清了,就连回家的车票都答应报销。”
6位老乡,都与36岁的卞华国年龄相仿,穿着整洁。说起打工生活的酸甜苦辣,便仓镇盐东村的陈东停止手机刷屏:“伙食有点差,有时候就是大白菜烧百叶。我们这年纪,就一个菜,哪吃得消?还是想念老婆的手艺,过年时就想家里的腊肉和香肠。”
13:20,开往盐城方向的列车开始检票。卞华国有一个大行李包、一只牛仔背包和一个大塑料袋。记者提了提行李包,足有八九十斤。“里面都是我的工具,很沉。”虽然消瘦,但卞华国还是把它扛上了肩。其实,全家人生活的重担又何尝不是这样的行囊,压在他的肩头?不过,妻儿在家,家就是最幸福的地方。 本报记者 卞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