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在专利维权活动日益活跃的同时，专利恶意诉讼现象也呈现多发态势。部分专利权人及其利害关系人以获取不正当利益为目的，在无权利基础、事实与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故意提起专利诉讼，已成为营商环境领域的突出问题。建议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完善协调联动机制，构建恶意诉讼防控体系，帮助行业组织提升自治能力水平，为企业提供维权指引，有效应对专利恶意诉讼，切实维护创新主体合法权益。

通过调研发现，专利恶意诉讼不仅扭曲了知识产权保护本意，更对市场秩序与创新生态造成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碰瓷式”维权，明知缺乏权利基础仍重复起诉。部分专利权人明知自身专利已终止、无效或是根据现有技术申请注册的情况下，针对同一主体，多次提起侵权诉讼，导致被诉企业长期深限诉讼纠纷，甚至迫使给竞争企业将大量资源从技术研发、产品创新转移至诉讼防御，影响行业整体创新活力。如广东高院2025年1月审结的深圳爱感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骁腾科技有限公司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中，爱感公司于2015年开始使用LUSH产品，并对该产品的外观设计进行公开宣传，骁腾公司明知该产品外观设计为现有设计，仍就该外观设计申请专利，并向爱感公司提起专利侵权诉讼，法院经审理认定该行为构成恶意诉讼。二是“钓鱼式”维权，设置“取证陷阱”制造侵权假象。部分专利权人通过主动提供技术方案、虚构购买需求等方式，诱导被诉方实施生产、销售专利产品等侵权行为并以此取证索要赔偿，导致被诉企业必须耗费大量时间成本和金钱应诉，甚至给企业生产经营造成困难。如江苏高院2023年7月审结的黄某某诉丹阳市界牌镇瑰香芙家居用品厂外观设计专利纠纷一案中，黄某某作为“U盘”外观设计专利权人，委托取证人员向家居用品厂发送产品图片、询问特定产品，诱导该厂在其他平台购买并发送与涉案专利外观构成近似设计的产品。法院查明黄某某多次采用同类诱导方式取证，所举证据无效，最终驳回其诉讼请求。三是“狙击式”维权，瞄准对手重要经营节点集中发难。部分专利权人针对竞争对手核心产品布局专利诉讼，在竞争对手发布关键产品、重大项目投标、上市融资等特定时点提起专利侵权诉讼，涉诉信息的公示不仅会影响被诉企业的商誉和市场地位，引发客户流失、合作中断等连锁反应，甚至导致公司核心资产评估受到影响，使得企业上市受阻，对企业造成难以量化的损害。如无锡中院2023年4月审结的佛山市金银河智能装备公司诉无锡灵鸽机械科技公司侵害实用专利权纠纷一案中，金银河公司明知其实用新型专利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初步评价“全部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在灵鸽公司申请北交所上市审核的关键节点，以2300万元的高额索赔诉讼，导致灵鸽公司被迫暂停上市进程。法院认定金银河公司故意隐瞒不利证据，以诉讼阻碍竞争对手发展，构成恶意诉讼。

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加强监督管理，构建恶意诉讼防控体系。推动构建专利恶意诉讼预警平台，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加强分析研判，一旦发现异常诉讼行为，及时向相关企业、行业协会及司法机关发出预警信号。建立健全司法机关、行政机关、行业协会协调联动机制，实现线索移送、材料获取、民刑衔接、支持起诉、保护弱势权益等工作有效衔接，形成治理合力，从源头上遏制恶意诉讼。二是激发内生动力，提升行业自治能力水平。鼓励相关行业构建专利保护自律体系，帮助行业制定专利使用和诉讼规范，为企业提供维权指引，有效应对恶意诉讼。探索建立企业专利信用记录档案，将人民法院在生效判决中确定的构成恶意诉讼的行为计入企业信用档案，及时报送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并向社会公众发布，发挥信用约束机制作用，引导权利人正当维权。三是强化司法保障，维护创新主体合法权益。进一步明确恶意诉讼的认定标准，包括权利基础瑕疵、诉讼时机异常、索赔金额畸高等“恶意”判断要素，对恶意诉讼的认定提供规范指引。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建立完善包括失信惩戒、行政处罚、刑事追责在内的多层次责任追究机制，让违法成本远超可能获得的收益，形成更有力的震慑。（殷继东 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