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云水，经年流波。回溯6000年，聚居在环太湖流域的史前先民砌泥墙筑屋，过上饭稻羹鱼、琢玉磨石的生活。

先民们用几千年光阴历经分化，在太湖北部创下最早的“古国”、聚落的“中心”。由此凝结而成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前后相承，为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写下了一段绵亘不朽的华章。

东山村，最早的“古国”

手铲剥开土层，黄土掩映下的红烧土块露出端倪。随着鲜艳红色裸露的面积扩大，一片印有芦苇痕迹的红烧土堆积显现出来。这里是张家港市区向西18公里的金港镇东山村遗址，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在此处留下了生活痕迹。

2008年至2010年间，南京博物院联合张家港市文管办、张家港博物馆在东山村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工作，揭示了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时期诸多遗存，其中，最具价值的是揭露出一处崧泽文化时期的聚落。

上承马家浜，下继良渚，崧泽文化距今约6000至5300年，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重要的文化阶段。以往在青浦崧泽、吴县草鞋山、江阴南楼、常州新岗、吴兴邱城等多处含崧泽文化的遗址里，诸多迹象表明了作为良渚文化前身的它，虽然也存在分化现象，但总体上显得比较平等，仍尚处于“积蓄”“萌芽”阶段。

崧泽文化时期聚落，Ⅰ区为埋葬小型墓，Ⅱ区为居住区，Ⅲ区是埋葬大型墓

东山村遗址的考古发现，却向世人展现了一幅全然不同的图景。东山村主要发掘的三片区域，自西向东分为大型墓葬区、居住区和小型墓葬区。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所长、东山村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周润垦介绍：“崧泽文化流行氏族公共墓地，即使墓地内部有分组，随葬品也有着多或少或无的区别，但基本还是在同一处墓地里。”而在东山村，同一个聚落内部，富裕权势氏族的墓地和平民氏族墓地两不干涉。二者以居住区为中心，一西一东，泾渭分明。

中间的居住区，包括2处红烧土倒塌堆积的5座房址，其中最大一间红烧土堆积房址及其附属建筑的面积约达97.5平方米。“在当时来看，这很显然不是普通居民能够拥有的居住面积。”周润垦说，房址的面积之大，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分化的情形。

社会分层是文明开启的第一步，东山村遗址的出现，正是中华民族迈向文明的先声。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指出，东山村遗址的发现，“不仅表明距今5800年前长江下游早于其他地区已率先出现社会分级，而且表明军权、王权相结合的初级王权已露端倪”。李伯谦更进一步指出，东山村崧泽文化时期已进入考古学家苏秉琦所说“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的“古国”阶段，也就是他所理解的“酋邦”阶段。这也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文明化进程，从原先考古界研判的距今5500年—4500年，中国古代从相对平等的社会向不平等的分层社会过渡的社会结构重大转型期，提前到距今6000年开始重新审视。

“崧泽王”，5800年前的“大人物”

5800年前的东山村，生活着一位“崧泽王”。

遗址西区的高等级大墓区，共清理出8座贵族墓葬，它们次序井然，呈东西向排列。其中，编号为M90的大墓内随葬品的数量是迄今发现的崧泽文化墓葬中最多的一座，共有65件（套）器物。

崧泽文化其他地区发掘的墓葬最长不超过2.8米，而这里有7座大墓长在3米以上。“这些墓的墓坑规模之大，超过了以往发现的任何一处崧泽文化墓葬。”周润垦说。

“崧泽王”墓中，有一件通体紫红的石锥最引人瞩目。这件石锥出土时放置在墓主人的头部，旁边还散布着一件砺石和许多石英砂。考古队推测，这是一套琢玉工具，而这些文物的出土，也表明“崧泽王”拥有治玉权。在松泽文化时期，这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

石钺

一般来说，钺被认为是军事统帅权的象征。“崧泽王”墓内出土5件大型石钺、1件大型石锛、1件中型石凿。这些发现，将以石钺、石锛和石凿为代表的军权或王权出现时间从崧泽文化中晚期提早到了崧泽文化早期。军权、王权相结合的初级王权开始体现。

东山村遗址发掘出的多座崧泽文化高等级墓葬遗址面积之大、出土文物之多，在江浙皖地区考古史上还是首次，填补了崧泽文化早中期该方面的空白。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龚良曾表示，如果说距今5000年左右，中国整体进入了文明社会的“黎明”，那么东山村遗址好比是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也进一步证明长江下游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

寺墩，太湖北部良渚文化的“中心”

物换星移，东山村之后的一千多年，江南地区的先民经马家浜、崧泽文化，跨入了极致绚烂的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目前公认的“中华文明五千年”实证，距今约5300至4300年，以发达的稻作农业为基础，主要分布在我国长江三角洲太湖平原地区。

在太湖北岸的良渚遗存中，要属常州市天宁区三皇庙村的寺墩遗址最为瞩目。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南京博物院联合当地文保单位开启了对寺墩遗址的发掘工作。历经6次考古发掘，直到现在，这片土地仍在不断“出新”。

寺墩遗址中，常见高节琮，兽面纹刻划较细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车广锦曾撰文推想，寺墩遗址的布局本身就取像于玉琮。遗址中间的寺墩墩体好似玉琮的穿孔，是先民用来沟通天地的祭台，内河外的四处高地好像玉琮的四个角，其中安葬的是“寺墩王国”的统治者阶层。

在寺墩第六次发掘出的文物中，陶器占据重要一席。它们大致分为早晚两期，不少随葬陶器是实用器，炊具、餐具、酒水器等，一应俱全。“在所有出土器物中，陶鬶数量比较多，而且非常有特色。”南京博物院寺墩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于成龙说。

袋足陶鬶

这些陶器里，属袋足陶鬶造型奇特。“良渚人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于成龙介绍，《说文解字》中讲：“鬶，三足釜也”，形状可爱的陶鬶可能是当时人们用来“炖汤或温酒”的器具，它下有三圆锥状袋足，可以直接盛装汤食或酒水。“在陶鬶的外壁放上柴火或者炭火，不用一会，一壶汤、酒就能温好。”

彩陶

寺墩还出土了6件漆彩陶壶，其中的一件陶壶纹饰繁复、构图精巧，非常具有设计感，由黑、黄、红三色构成，均为矿物颜料。“在整个环太湖流域，很少出土如此精致的器物，可以说是一件珍贵的艺术品。”

“从遗址的规模、出土器物的等级来看，目前寺墩遗址应该是太湖北部地区良渚文化的中心遗址。”于成龙说。

“日月山”刻符，独具意蕴的宇宙观

“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在良渚文化出土的各式玉、石、陶器中，玉琮、玉璧等既是神权的象征，也包含着复杂的先民信仰。在那时，对于日月天地，他们已形成了一套独具意蕴的宇宙观。

大口缸上下依序刻有日、月、山符号

2019年出土的一件大口缸上，发现带有“日月山”的刻划符号，第二年又整理出几块有刻划符号的大口缸残片。

另一刻划符号

“这样的刻划符号往往只出现在大口缸这种特定器物上，可能是当时先民部落的族徽或者图腾。”于成龙解释，刻划符号虽然不能称作是成熟文字，但必定具有固定的象征意义。可见，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虽是一脉相承，但良渚文化一改此前军权—王权的模式而转变为了崇尚神权为主的模式。

不仅如此，带有类似刻划符号的大口尊，在山东地区发现最多，皖北、豫东、江汉、环太湖地区也有发现。这种符号出现在寺墩遗址群，无疑是良渚文化时期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不同文化南来北往、交流互动、相互影响的实证。“甚至可以说，这种符号是五千年前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群体中已经形成的一种基本的共同意识符号。”

玉琮

于成龙还提到，寺墩出土的玉琮中，其兽面纹的形制纹饰与浙江余杭良渚一带出土的神人兽面纹存在一定区别，以前常简单地解释这种现象为良渚文化不同遗址间年代早晚导致的差别。在8月18日举办的“区域文明探源的考古学解读”研究生学术创新论坛上，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敏认为，根据礼仪用器出现的差异性推测，距今5000年前后，太湖南部的“良渚遗址群”与太湖北部的“寺墩遗址群”，可能分属同一民族共同体中的不同族群，至少代表了环太湖地区的两个政治中心。

寻找城郭，勾勒“古国”面貌

寺墩乃至太湖北部，在整个良渚文化中是怎样的存在？崧泽到良渚文化又如何历经演变？对于这些尚未揭开的谜题，人们正期待着新的答案。

“早先的发掘工作把重点放在了墩东良渚文化贵族墓葬区，而现在我们开始转换思路，除了要了解高等阶层人们的情况，还要去着重探寻当时平民百姓的生活状态。”于成龙说，良渚时期的阶层如金字塔一般，“文化的整体情况，实际上是靠普通人反映出来的。”

考虑到寺墩遗址周边的水系十分发达，张家浜、草塘浜、窑墩浜、北塘圩和放生池组成一周环形水系，而寺墩墩体恰好位于外围水系的中心位置，环形水系大致围合的面积约150万平方米。于成龙推想，这一周水系可能恰好环绕出了当时“古城”城郭的形状。

接下来，江苏省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团队将围绕太湖北部文明化进程研究这一课题，分别探寻以东山村遗址、寺墩遗址为中心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聚落分布，并以此为起点，逐渐发散到太湖北部区域内的其他遗址，寻找各处之间共性的联系，来厘清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的一千多年之间，每段历史进程的细分发展阶段。

新江苏·中国江苏网记者 童棹凡 胡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