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七年，占据江东一隅的吴主孙权于楚金陵邑地营建城池，名“石头”，并改秣陵为建业，取意“建立帝王之大业”。自孙权称帝始，至隋灭陈统一中国止，此间300余年，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王朝先后在南京建都，史称“六朝”。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六朝，立于天下大乱，民族融合前所未有，思想文化碰撞交流，它承先启后、继汉开唐，也是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过渡阶段，为后世留下丰富思想文化遗产。“六朝烟雨”也成为绵远悠久的江苏文脉中最灵动的基因。

“睡”在繁华都市下的倾斜都城

金陵城郭，肇于越楚，广于六朝。孙吴时期，建业城内实行多宫制，直到东晋成帝时在孙吴苑城旧址之上营建新宫城——台城，才让它作为皇权象征并被南朝各代沿用，又在朝代更迭中渐成规模。

东晋建康宫城东环平冈以为固，西城石头以为重，带玄武湖以为险，拥秦淮、青溪以为阻。在宫城、都城、外郭篱墙外，还有石头城、西州城、东府城等大小城垒，以固城防。但因隋灭陈后对建康城的“平荡耕垦”，加之南京为典型的“叠压型”古都，建康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一度进展缓慢。

21世纪初，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对建康城遗址所涉的成贤街、大行宫及其他地区的30多个建设工地进行了一系列大面积抢救性考古发掘。台城城墙、城壕及道路、桥梁、水闸等文物遗迹的相继发现，让沉睡于繁华街市下近1800年历史的六朝都城真容渐显。

“经考古挖掘确认，今天大行宫一带是六朝宫城的核心区。在那里发现了多条高等级道路、城墙、城壕、木桥及各类砖构房址等建筑遗迹，出土的砖铭也可证明这些遗存与台城有关。”南京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王志高曾作为建康城遗址发掘项目领头人，亲历城址核心位置确认、宫城边界及道路布局探寻等考古全过程。“2002年年初，我们在利济巷西侧长发大厦建设工地发现了一段保存十分完好的城墙基址，经考证，正是台城东侧城墙。”

确认台城东界后，考古队在游府西街小学发现南界线索，又在邓府巷东侧工地发现南北走向的夯筑城垣遗迹，由此确认西界位置。前后历经6年，锁定台城三界。“有线索证明北界应该在长江后街南侧一线，但尚未开展发掘工作。”

王志高表示，古代帝都常采用正南北向，但建康城却是座“倾斜的都城”。不论是自东吴至南朝相叠压的高等级道路，还是南北向壕沟、排水沟，多为北偏东25度。“建康城的倾斜与南京山川自然形势密切相关，也受长江流向影响。这种充分利用地形优势的建城方式在中国都城建设中别具一格。”

除城市布局外，道路交通和引排水也是衡量城市建设好坏的重要指标。建康地形岗阜连绵，城内外道路成网，既有平直宽敞的通衢，也有逶迤曲折的街巷。“城内还发现了多处排水沟遗迹，主要分布在道路两侧和密集房址之间，有明沟和暗沟之分。”

六朝交通，更为兴盛的是水路。在长江、秦淮河、金川河及青溪等天然河道的基础上，陆续开凿了潮沟、运渎、城北渠等人工河道。河道彼此贯通，连成四通八达的水路系统，成了建康不同于其他都城的标志性特征。

拾起历史碎片，从残垣断壁中回望千年前的都城，其繁华之景一如《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所云，“盖舟车便利则无艰阻之虞，田野沃饶则有转输之藉。”而建康宫城的建城模式，不仅直接影响北朝和隋唐的都城，还进而影响到日本京都、奈良及朝鲜半岛的百济等都城，并影响了后世宫室建设的形制。

衣冠南渡，南北文化熔铸灿烂六朝艺术

回溯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演变，处“天下之中”的中原因其区位优势，长期居于文化核心地位。直到西晋永嘉五年，北方游牧民族攻下洛阳，乱事纷起，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许多士族大姓携宗族、部曲、宾客及同乡同里纷纷南逃，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迁移高潮由此形成。中原文化的传统精华也在新的地理空间和历史条件下得到充分延续和发展。

“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在江南相互吸纳交融，变革更新，让六朝文化与艺术得到了迅速发展。”谈及六朝艺术典型，王志高提起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的六朝青瓷，其上承汉代瓷器创造成就，下为隋唐青釉瓷器鼎盛期奠定基础，以雅静、明洁、质朴之态开启了瓷器新时代。

1983年，南京市雨花台区长岗村5号墓出土了一件保存非常完好的带盖青瓷釉下彩羽人纹瓷盘口壶。器盖顶部塑有一只回首鸾鸟，壶身通体绘褐彩纹饰，辅以羽人、仙草、神禽等各类神异奇特的艺术形象。纹饰线条活泼宛转，贴塑图案繁而不乱，交融成一派缥缈虚幻的天界风光。它的出现让包括王志高在内的考古学者们为之一振。

“这是一处三国吴晚期墓葬，证明我国早在三国时期就具备烧制成熟釉下彩瓷器的先进工艺。”很长一段时间里，陶瓷研究界都认为成熟釉下彩绘瓷器的烧制始于唐代长沙窑，而这件盘口壶的出土让釉下彩绘工艺出现的时间提前了近500年。

六朝青瓷以莹润釉色及生动造型深受世人青睐。这一时期，青瓷釉色经历着从偏黄到青绿的演变过程，从此青色成为中国瓷器的主色调，流传近两千年。与此同时，大量仿动物形器开始出现，瑞兽祥禽与花鸟鱼虫跃然于灯盏、水盂、器座之上，或仰首静伏，或怒目圆睁，将魏晋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潇洒不群展现得淋漓尽致。“六朝青瓷也是各类思想潮流和社会风俗的载体，比如青釉堆塑人物楼阙瓷魂瓶等，就是作为祭祀器物，意在沟通生死。”王志高说。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自东汉始，帝王陵园为便于群臣朝拜，在陵前开筑一条如同宫殿门前大道的神道，两侧置以石料雕刻成的“像生”。进入南朝后，“石像生”脱出汉代石雕古朴粗略的作法，变成了神态趑悍、腾跃欲奔的灵异瑞兽。

这些石兽统称为六朝陵墓石刻，与同时代北方佛教石刻堪称南箕北斗，为中国帝王陵墓石刻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亦是中国雕塑史上承前启后的经典之作。

“因历史原因，六朝文物遗存存世不多,这些六朝陵墓石刻是为数不多的可见遗存，也是被南京市民熟知的六朝代表，历经千年风雨，仍能窥其雄浑之姿。”据现有调查及以往著录，六朝陵墓石刻共32处，主要分布在南京与丹阳两地。“石刻基本是成对出现，为石兽、石柱、石碑三种六件制。”王志高介绍，帝陵前的有角石兽统称“麒麟”“天禄”，王侯墓前的无角石兽称为“辟邪”，皆是传说中的有翼神兽形象。

南朝陵墓石刻一方面继承汉代石刻艺术传统，以力量、运动、速度体现宏伟庞大的气势之美；另一方面，在造型设计、雕刻技法等领域达到了新境界。

“石兽用整块巨石雕刻而成，在立体圆雕的基础上辅以浮雕、线雕等技法，放在今天也算赫赫巨制。”王志高曾多次带队对石兽造型纹饰、墓主身份做详细考察，麒麟昂首挺胸而凹腰，两胛生羽翼，满身披麟翎，具有轻盈腾跃的气质。辟邪造型则普遍作小头蓬鬣、短颈肥胸壮体，张口伸舌、卷须垂尾，前肢生翼，至尊神秘与沉浑博大各有侧重。“目前这些石刻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残损，纹饰风化也很严重，但它展现出来的磅礴气势与复杂且成熟的雕刻技艺，足以让后人惊叹。”

“同于华夏”，海上丝绸之路连通中外

东晋立国之际，中原士族南迁促成了规模巨大的中原文化南播；南北朝时期，南朝文化又回流中原，直至隋唐也未尝消歇。而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六朝也是一个活跃时期。中华文明对朝鲜半岛、日本及越南诸国影响较大，比之秦汉，文化交流的广度与深度都有明显发展。

“诸文化的交融体现在青瓷、石刻等艺术制造上，也能从建筑中表现出来。”在建康城址考古过程中，王志高等人发现了大量六朝瓦当，目前已成为东亚地区多个国家考古学者关注的话题。

瓦当为我国传统土木结构建筑屋顶上最接近屋檐的筒瓦头部下垂部分，既能保护木质椽头免遭风雨侵蚀，也有装饰美化功能。根据当面图案的不同，南京地区六朝瓦当可分为云纹、人面纹、兽面纹、莲花纹四大类。纹饰更替演变及数量多寡也与文化融合息息相关。

“相比其他三类，约产生于南朝早期的莲花纹瓦当是南京地区六朝瓦当中出土数量和品类最多、分布地点最为密集的瓦当类型。”南朝莲花纹瓦当为简洁素雅的单瓣莲花造型，瓣间有分隔线，莲花中央为凸起的莲房和有规律分布的莲子，明显区别于约北魏中期开始在洛阳出现的复瓣宝装莲花纹瓦当。“到了北魏都洛的中后期以至北齐，它的单瓣莲花图样更接近南朝风格，证明了南朝对北方地区的影响。”

与此同时，建康作为当时东亚地区重要的文化中心城市，其莲花纹瓦当风格包括其制作技术也影响到朝鲜半岛。“1979年，韩国发掘了扶余定林寺遗址，遗址中最常见的‘单瓣八叶莲花纹’瓦当与南京所获的同类南朝莲花纹瓦当别无二致，可见六朝文化对百济影响至深至广。”王志高说。

为何“东亚文明圈”会在此时愈发紧密？

“当时中国北部、西部少数民族不断兴起并相继内进，成为中原统治者。六朝偏安江南，因此失去了向西直接交往的陆路通道。”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李天石表示，六朝为打破封闭，转而拓展海上交通线，才加深了与东亚诸国及东南亚、印度、波斯、东罗马等国家和地区的联系。

频繁的使节往来和密切的政治联系带来了更加深入的文化交流。“百济与高句丽引进汉字，学习中国典籍。前者在婚丧嫁娶等礼俗上多‘同于华俗’，后者服制也‘同于华夏’。”日本更是直接或间接地学习、接受中国文化，除有制陶、雕刻、缝衣等工匠进入日本外，日本还曾在两晋之际特邀百济儒者王仁讲学、教授中文，他带去的《论语》《千字文》等典籍是汉字传入日本的最早记载。

在李天石看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有更早的历史，但臻于繁荣，并对世界文明交流史产生巨大影响，则无疑肇始于六朝时期。“正是因为六朝时代中国文化的自我发展性，以及与异域文明的交流，才使当时的中国文化在国际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誉为与同时代罗马文化并峙的东、西方文明高峰。”

六朝风流，席卷英豪天下来

从孙权坐断东南到谢安镇安朝野，从“二王”书风里超游物外的精神意趣到“永明”诗韵弹出我国律诗之前奏，六朝是个剑与火的时代，亦是诗与酒的时代。彼时风云际会，学术领域流派纷呈，文化艺术广收博采，科学技术开拓创新，多少文人雅士立于秦淮水畔清谈歌啸，把酒临风，将一身才情与个性写成了不朽传奇。

“六朝是我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时期后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李天石表示，当时受儒玄佛道诸思潮兼容发展的影响，文化学术氛围也愈发浓厚。

“六朝文学中，诗歌是成就最高的文体，五言古诗的发展尤其突出，七言诗也是这一时期确立下来的。”东晋后期，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陶渊明开山水田园审美趣味之先河；刘宋“元嘉体”盛行，谢灵运、颜延之、鲍照各成其风；齐梁“永明”讲究声律，交相辉映的骈文俳赋反映诗人对声韵美感的自觉追求……“所有诗歌成就都为唐诗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充分基础。”

文气如酒，弥久愈烈。中国最早的启蒙读物《千字文》、中国最早的诗文总集《昭明文选》、中国第一部文学理论和批评专著《文心雕龙》、中国最早的文言志人小说《世说新语》等传世著作的相继诞生，无不证明此为文化渊薮之地，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而凤毛麟角、流芳百世、多难兴邦、衣锦还乡、东山再起、画龙点睛、入木三分……这些诞生于南京、与六朝人物有关的成语，也早已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六朝时期，南北融合、中外交流，加之士大夫文人阶层的广泛参与，给书法、绘画、雕塑等艺术注入了新的营养和活力。”“画圣”顾恺之在南京名刹瓦官寺“开光点眼”，“书圣”王羲之以笔为刀矟备尽八法之妙，“雕圣”戴逵以生漆夹纻开佛像民族化、人性化之风格……都成了这个时代最为绚烂的注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新江苏·中国江苏网记者 柏丽娟 胡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