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效能是国家制度优势的重要表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在此基础上，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将“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如何更好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新时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国家治理效能提升是事关全局的战略行动，需要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有序推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站在“十四五”时期的新起点上，各级政府、各类组织、各行各业应该协同联动、形成合力，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国家治理效能提升到新境界。

价值同向，凝聚思想共识。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历史的产物。”我们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下一个发展阶段进行布局谋篇，就要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胸怀“两个大局”，着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重点提升社会治理弱项。要充分理解和融汇运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更加充分地融入规划之中，为全面推进“中国之治”提供政治保证和组织保障。要始终坚持人民中心地位，不仅要在规划谋划中问计于民，还要注重规划实践的人民主体性，更要强调发展效果的人民获得感，切实把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

规划同构，集聚改革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实践中基本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这也是当前做好社会治理规划的方法遵循。要做好上下协调，在破解同一问题时使不同层级改革目标百虑一致，毕其功于一役。如提升行政效率和公信力，在不同层面一定有不同的实践范式，但各层级实践指向都应该归于一致促进“善治”。要注重左右协同，促进不同系统的专项规划统筹兼顾、一体推进，求得“最大公约数”。比如平安中国建设就需要社会治安、风险防范、灾害防御、突发事件应对、国防安全等多方面形成合力，如此才能巩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要争取内外协作，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创新和技术发展成果提升治理效能。主动把握好5G、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快速发展的新机遇，使科技创新在社会治理领域“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成为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最大增量”。

实践同行，汇聚发展势能。所谓“三分规划，七分执行”，规划是基础、前提，是实现目标的道路、方法，所以规划就要坚持问题意识和目标导向，一份规划好不好，不是看它设计得如何完美，而是看它能否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在规划的制定和执行这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需要不断强化初心使命，营造实干兴邦的整体氛围，形成“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的工作样态。要构建有效的制度执行监督体系，把监督机制的完善纳入社会治理规划体系之中，将执行监督贯穿于部门治理、行业治理、基层治理等社会治理的全方位、全过程，确保制度执行有力，国家治理有效。

制度优势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我们之所以能取得世所罕见的发展成就，就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显著优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面对机遇和挑战新的发展变化，势必要进一步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恩格斯说，“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拧成一股绳，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同向同行、同频共振，协同推进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稳健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出铿锵步伐。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