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更加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新华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新华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双传学在《传媒观察》2020年第11期发表论文认为：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面对更多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强化全体民众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感，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在这一过程中，主流媒体必须强化“显政”功能和担当，通过有效的意识形态、政党形象、治理理念、实践效能传播，引导公众进行公共协商，达成社会共识，形成政治认同。
政治传播是政党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中强调，要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强化显政”“让群众更多知道党和政府正在做什么、还要做什么，对坚定全社会信心、战胜疫情至为关键”。①这是总书记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到“显政”概念。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并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更加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伴随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为核心的新兴科技创新的蓬勃发展，在愈加复杂的舆论格局中，强化主流媒体的“显政”功能和担当，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更广、更深入，成为执政党提升政治能力的紧迫课题。
一、主流媒体“显政”功能的时代要求
从词源学上理解，显，即公开、彰显、显明；政，是政治、施政、政事的意思；“显政”，就是公开、彰显自己的政治主张，围绕一定的政治纲领，按照一定的政治路线，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进行广泛有效的宣传、组织和动员，以促成最大范围的政治理解和认同。“显政”的主体，是包括政党在内的特定政治组织、机构或团体。
伴随现代社会的发展，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增强民众对执政的认同感是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心理基础，也是信息过剩、观念繁杂的全球化时代各国普遍面临的难题。解决不好这个难题，执政党将失去凝聚力和向心力，丧失民众对国家发展的信心。对当代中国而言，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首先表现为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强化全体民众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感，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在这一过程中，从传统意义上的党报党刊，到当代融合发展中的新型主流媒体，必须强化与生俱来的“显政”功能。
（一）主流媒体政治属性决定其“显政”的重要定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从来不隐瞒新闻的政治事业属性，认为新闻是服务于社会发展及变革的舆论生成与宣导的重要手段，党报是服从于政治与社会动员的言论机关。②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于民主报刊、工人报刊、党报政治使命的系统论述，还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于报刊政治功能的阐发，都强调新闻报刊区别于一般性的出版物，它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构成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较早论证了政治传播在政党活动中的地位和功能，发现了传播媒介在政治传播演进中的规律，论证了新闻信息和媒介意见在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党报党刊是党的重要思想武器和政治阵地，是党存在和发展的标志”，“党报党刊必须遵守和阐述党的纲领和策略，按党的精神进行编辑工作”。列宁新闻思想的提出，最初就是同在俄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性任务联系在一起的。《火星报》时期，列宁指出，党报是作为党的一个“组织细胞”而存在和活动的。要求一切党的报刊和党的报刊工作者，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党的出版物要以鲜明的立场和明确的语言表现自己的党性立场。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将政治传播置于极为重要的位置。毛泽东提出的“为革命办报”的编辑方针，公开表明了新闻传媒的阶级性。③江泽民强调：“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④胡锦涛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思考，突出体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所确认的任务：“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增强引导舆论的本领，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作出了宏观思考和战略布局，强调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成为党的喉舌，必须姓党。他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这是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性质地位作出的新定位。现实表明，通过主流思想舆论传播，“显政”往往发挥着“定海神针”的作用，承载着聚民心、强信心、稳人心、筑同心的多维功能。由信息发布、宣传发声、舆情回应构成的“显政”传播体系，越来越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二）主流媒体使命所系决定其“显政”的根本任务。舆论场是战场也是阵地，正能量、主旋律一旦缺位，必然会被各种有害信息侵略和占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为，政治传播不是无目的的灌输，而是有针对性的灌输。这种“针对性”主要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自发性”问题，它需要传播媒介发挥榜样引导和舆论监督的作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民心向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执政为民。作为社会精神力量的凝聚剂、社会压力的减压阀、社会情绪的调节器，主流媒体发挥好传递政策、反映民意、协商共治的作用，有利于党的治国理政各项工作都建立在民意基础上，都在群众监督下进行，都能赢得群众理解和支持，这将大大促进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的提高。早在1979年，邓小平研究了《人民日报》的几篇社会新闻，就说过“单单是报纸的舆论就可以发生这样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各个单位真正把国家面临的问题给群众讲清楚，……就能得到群众的同情和谅解，再大的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为此，他强调，大众媒体要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
当前，我们党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梦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其力量源泉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前提条件是党和国家长治久安。面对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受众对象、传播技术发生的深刻变化，主流媒体能否充分发挥“显政”功能，增进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认同，促进人民群众与社会主义事业同心同德，直接关系国家稳定和政权安全。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是：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⑥围绕这一职责使命，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所有工作都要有利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推动改革发展，有利于增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三）主流媒体本职要求决定其“显政”的传播功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党的报刊作为党的武器和阵地，其首要使命是阐述党的政治纲领，高举党的旗帜前进。党的政治纲领是党的旗帜，也是党报的灵魂。建党时期，列宁就党报的作用提出过一个著名论断：“报纸的作用并不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吸引政治同盟军。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⑦为此，他把党报比喻为“引线”和“脚手架”，来阐述党报的“组织者”作用。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进行有效宣传让民众接受认同，保障其正确执行，避免意识淡薄、执行不力、人心不齐，是任何历史阶段国家与社会安定团结工作极为重要的内容。我们党的报刊经验表明，“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⑧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⑨而结合国情和实际的历史变化，新闻改革的目的，“正是为了使新闻更好地成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更好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⑩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网上网下要形成同心圆。什么是同心圆？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动员全国各族人民，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才能更好凝聚社会共识，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我们必须强化党媒政治责任，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影响力融合交汇，形成线上线下、大屏小屏同向发力的舆论强势。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寻求社会最大公约数，聚合网络空间向上向善的力量。只有让主流声音引导更有力，让“大合唱”更恢弘更响亮，才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舆论推动、精神激励和文化支撑。
（四）主流媒体传播态势决定其“显政”的策略方法。网络移动空间的强势崛起给传统主流媒体带来传播范式的危机。一方面，新兴媒体的兴起让平民化、碎片化、娱乐化的信息传至四面八方，愈发多元的文化环境对政治素养并不高的公众群体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主流文化宣扬和核心价值建构层面的难度加大；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导致世界舆论中心争夺日趋激烈，西方社会各种试图颠覆我国稳定政治局面的思潮对民族国家认同的冲击不容小觑。再加上社会环境的变化、转型关键期多元文化的渗透、智能算法带来的“过滤气泡”“信息茧房”所导致的价值观社群化、圈层化等等，都加剧了政治认同引导和整合的难度。传播学先驱李普曼认为：“当今社会已经进入难以人为管控的复杂境地……中央政府不能不控制与协调这个越来越离散的社会结构……通过集中传播和情报活动的手段对社会的政治生活进行科学化管理是十分必要的。”⑪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要克服“本领恐慌”，学会新手段，把握新媒体的基本属性和发展规律，增强工作的主动性、预见性；要积极主动、灵活自如地用好新媒体，主动设置议题，讲好网言网语，成为行家里手。无论是报、社、台，还是网、端、微，都要创新话语表达、丰富呈现方式、聚合信息传播，务求将思想内容的制高点与新技术、新渠道优势叠加，传播党的好声音，讲好改革开放故事、幸福奋斗故事，增强党的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要取得“显政”效果的最大化，主流媒体必须因应时代传播技术变革大潮，通过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变革创新，加强信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互联网新兴媒体助推了多样化、个性化的受众要求，呈现出亲缘、业缘、地缘、趣缘等错综复杂的社交圈层特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信息需求和接受特点，一套话语满足不了所有人，一个腔调难以唱遍天下。主流媒体需要积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精准化传播需要，宏大主题可以尝试平民视角，一个主题可以尝试多种传播方式，将政治议题与人民意愿紧密结合，见微知著、深入浅出，积极回应群众实际需求，用生动活泼、情理交融、人们喜闻乐见的话语和方式，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主流舆论矩阵，达到“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效果。为此，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中打造一批形式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构建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已经成为主流媒体“显政”的重要基础与必要条件。
二、主流媒体“显政”功能的传播特征
马克思曾提出，人即使不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至少也是社会动物。伴随新兴媒体的发展，信息传播方式和舆论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有必要从实际出发，认真梳理、总结主流媒体自身“显政”功能的传播特征，在此基础之上，逐步形成全面、准确的理性认知，为“显政”功能的发挥提供方向性引导。
（一）具有权威和高度。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在我国舆论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具有极强的权威性。随着媒体深融时代的到来，新闻传播的途径、手段与方法均发生深刻变化，公众的资讯需求、获取方式较之以往，也有巨大差异。通过打造“四全媒体”，⑫以报刊、广电、网站、两微一端等多元化、全时空、全方位的传播手段，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反馈社会公众意志，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动形成良好风尚与和谐环境。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得到了充分体现，能够将影响力渗透到各个社会群体当中，全面满足大众对资讯的获取需求。特别是在突发公共事件的舆论引导方面，主流媒体往往能够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使公众对于公共事件的判断能力得到提升，对信息的鉴别水平得到增强，从而能够主动过滤虚假信息。
（二）体现效用和深度。为保证国家治理活动的有序开展，不断提升公众的幸福感与满足感，党和政府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必要的改革和调整。这就要求主流媒体始终以大局意识、全局观念，自觉将大政方针的阐释和宣传作为重要任务，进行有针对性的落实。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不同的社会群体其文化程度、社会阅历、理解能力不同，为消除对大政方针的错误解读，提升社会公众对政策举措的知晓、认同和拥护，避免认识误区与盲点的存在，主流媒体需要展开全方位、多角度、针对性的释疑解惑、广而告之工作。与此同时，主流媒体对于政策方针的执行情况也产生一定的监督反馈作用，能够从不同视角为各级党委政府提供思考方向，从而保证政策执行效果，为后续各项政府管理、服务活动的开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强化能级和力度。与其他自媒体、商业网站相比，作为担负着舆论引导、价值引领重任的主流媒体，其受众群体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广泛覆盖特征。具体来看，其传播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自然等宽广领域，能够充分满足不同受众差异化的资讯需求。随着社会公众越来越多地从“网端”“指端”实时获取各类资讯，以满足工作、学习、生活、娱乐的基本要求，主流媒体借助于报纸、电视、广播、移动互联网等矩阵深融传播，积极探索更为机动灵活的手段，在转型升级、分众分层中提升“传播能级”，到达率不断提高，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不断提升。
（四）彰显情怀和温度。新闻事业的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统一的。主流媒体要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旗帜鲜明为党立言，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在全面展示中国社会发展全局及多领域、多侧面、多层次的不同利益诉求中，不论社会怎么变，主流媒体对人民群众的关注不会变。无论是宏大叙事还是微观视角，主流媒体要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踏准时代鼓点，萃取最温暖、最向上的精神力量，定格民族的精神高度和情感底色，才能在更大范围里激发共鸣共识，源源不断地为社会提供养分，让心灵得到滋养。
（五）葆有监督和锐度。“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促进权力规范运行，离不开舆论监督的强化。马克思曾说，一切公职人员必须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这样能可靠地防止他们去追求升官发财和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舆论是群众行使监督权的有效途径。舆论监督是与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等并行的利器。推动舆论监督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不缺位，是主流媒体“显政”的锐度所在。积极运用新闻舆论推动发展，就要建设性地开展舆论监督。进入新时代，科学而准确地开展舆论监督，是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需要，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是增强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的需要。舆论监督之剑要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选择那些具有典型性的新闻事件进行剖析和评说，善于将领导和群众关注的结合点作为舆论监督的剑指重点。主流媒体履行法律赋予的对社会环境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利和义务，目的是激浊扬清、祛邪扶正、匡正时弊，抵制错误倾向，促进问题解决。主流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核心体现在用好监督这把“手术刀”，像治病救人的医生一样，要有清醒的全局意识，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有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既把握好政策又把握好时机，兼顾批评力度和报道尺度的平衡，从而达到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高度统一，为国家和事业向上向前提供价值支撑、舆论保障。
三、主流媒体“显政”功能的重要意蕴
主流媒体“显政”功能的职责内涵丰富，本质上是通过有效的意识形态、政党形象、治理理念、实践效能传播，引导公众进行公共协商，达成社会共识，形成政治认同。
（一）意识形态传播。要保证政治制度与国家体制的稳定性，促进民众对党的政治认同，并将其转化为执政合法性的理念和精神基础，避免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意识形态的影响，主流媒体必须以公众乐于接受的方式，以“上乘”的宣传，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传播，并在这一过程中，积极主动地将其与社会实际发展结合起来，确保意识形态传播的针对性、有效性。在人的头脑里搞建设，离不开人这一关键要素，哪里人多哪里就是主流媒体的主战场。理解、支持的人多了，误解、噪音自然就少了，意识形态的安全就会落在实处。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最好的宣传应该是能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做好“看不见的宣传”，在润物细无声中有效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才能建构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现成风化人、凝心聚力的传播效果。
（二）政党形象传播。形象影响力是政党的重要软实力，形象建设是政党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有效的政党形象传播可以最大限度获取政治影响和资源，最大程度提升政党号召力。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形象既是党自身特质的客观性表现，也是国内外公众对政党形象的主观性反映。“党的形象和威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仅直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⑬良好的政党形象，既来自于治国理政的理念、能力和效果，也来自于党组织自身的高效、务实、廉洁等，通过主流媒体准确有效的宣扬和传播，构建有利于执政的“拟态环境”，塑造有利于政党认同的“镜像”，与公众形成情感互动、达到情感共鸣，才能调动广大民众对执政党的情感拥护和智力支持，树立民众对执政党的坚定信心。
（三）治理理念传播。治理理念是执政党为谁执政、靠谁执政和怎么执政的理性认识，是指导执政党制定各项政策、开展各种活动的根本价值原则。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宗旨，以实现民族复兴为自觉的使命型政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不同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政治建设、文化活动的开展有重要指导意义。从我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来看，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成就，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提出和传播有着密切联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主流媒体作为党的科学理论和治理理念的重要传播者，在理论宣传和理念阐述方面发挥好关键作用，提升公众对于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参与度、配合度，无疑能够提升国家和社会建设的质效。
（四）实践效能传播。理念要付诸实践，民众对执政党所做出的价值情感判断，绝不仅仅取决于单一的政治文化氛围，理性的政治成果、务实的实践效能才是判断的重要依据。伴随我国体制改革深化、社会结构变迁及民众权利意识和利益意识觉醒，民众已由被动的政治客体转变成了积极的政治主体，政治认同的建构更加依赖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传播效果。“自上而下”是以政治传播议题对民众信任关系的持续性塑造；“自下而上”则是民众对政治信息内化之后的情感反馈。“上下交而其志同”，主流媒体只有通过执政党实践效能的传播，才能建构起“上下”互动交流传播的有效路径，促进民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可，保证政治信任的延续性和可持续性。事实上，像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重大主题宣传，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法治进步、民生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等成就宣传，以及抗疫当中涌现的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钟南山、张伯礼、张定宇、陈薇等典型宣传，正是实践效能传播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利益格局深度调整，需要主流媒体进一步强化理性自觉，加大实践效能传播力度。只有用主题宣传引导行动，用成就宣传激发干劲，用典型宣传树立榜样，才能更好地“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
四、新型主流媒体“强化显政”的路径探索
在机遇与挑战共存、发展与变革伴生的融媒时代，新型主流媒体亟待重构公共权威的政治传播体系，开拓符合网络媒介运行逻辑的政治传播新路径，以实现政治传播从宏观到微观、从理性灌输到感性渲染、从注重宣传说教到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转型。
（一）遵循政治传播规律与重构叙事话语方式相结合。政党的政治传播，方式上可以分为自发式传播、选择式传播、主导式传播、开放式传播、多元式传播等等，其根本目的在于有效塑造、提升政党形象；进行舆论引导、巩固社会认同；扩大政治参与、实现社会控制；开展理性协商、进行社会动员；积极应对危机、稳定社会秩序等。而每种传播方式都构建了不同的叙事话语方式。为强化“显政”功能，主流媒体必须站稳政治立场，把忠诚可靠作为第一位的标准。而成功的政治传播需要以丰富的事实和实践为依托，空泛的概念和宣示不足以打动人，也难以提升话语权。为此，践行开放、多元传播理念，主流媒体要遵循政治传播规律，回归政治传播本源，积极转变话语方式，肩负起弘扬主旋律重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习近平总书记在“125”重要讲话中，也再次强调“积极发展各种互动式、服务式、体验式新闻信息服务，实现新闻传播的全方位覆盖、全天候延伸、多领域拓展，推动党的声音直接进入各类用户终端，努力占领新的舆论场”。由此可见，过去由官方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政治传播体系已经彻底改变，政治传播效果的评估成为新的关注点。法国后现代学者福柯说：“话语即权力。”创新话语表达方式，就要研究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了解各地各类人的文化传统、价值取向、接受心理，以受众易于接受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讲好故事，增强吸引力、感染力。要针对不同对象，注意方式方法，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说”和“别人讲”结合起来，多一些具体细节、典型事例，形成全社会、宽领域、多角度的完整叙事，就能既有正能量，又能带强流量。
（二）积极回应公众关切与及时疏解社会情绪相结合。近几年来，政务新媒体和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主流媒体发挥“显政”功能提供了必要条件。面对公众关心的事件，主流媒体不仅要充当“发布墙”和传播人，更要担任“扩音器”和翻译者，加大对权威信息的发布频次、时效和力度，同时要与时俱进，不断探索新的表达形式，真正把官方语言解读转换成群众听得懂的通俗语言，及时回应公众关切。
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这意味着更多的不稳定不确定性，以及各种传统风险和非传统风险的增加。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提出，社会需要设置一些通道，以供不同社会主体间沟通以发泄不满情绪，从总体上减少社会压力，维护社会稳定。主流媒体需要有效疏解和调节社会情绪，引导传播各种正能量，促进社会安定和谐。要当好“解压阀”，允许群众将其不满情绪发泄出来。正如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按摩”，新闻传播要做一双无形之手，总是无形地按摩，以消除人们的日常焦虑；也要当好“降温器”，及时疏解社会情绪。比如：建立和完善舆情监测机制，提高对舆情的分析研判能力；充分利用各级党委政府的权威发布平台，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众发布权威信息，进一步推动政务公开；坚持“民本”理念，对于公众关心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做到遇疑必复、有疑必解、有难必帮。
（三）有效防范舆情风险与强化舆论监督能力相结合。对执政党来说，舆情危机往往会动摇其意识形态根基。而舆情风险往往是由于信息和意见交流不畅通不充分，最终导致意见对立、撕裂，无法形成共识。防范化解舆情风险，就要始终保持斗争精神，打好意识形态领域主动仗。媒体融合发展形成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信息桥梁”的角色，只有将各类意见和信息进行充分传播和汇总，才能通过对话、沟通形成集思广益下的认同，通过平等参与的协商、整合，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拥护。以疫情防控为例，面对重大公共卫生安全问题，恐慌和焦虑在所难免。特别是移动互联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如果不在第一时间发出全面、客观、权威的声音，事实便会在各种“非主流传播渠道”中变形失实，甚至谣言四起，引发社会恐慌。只有信息发布方态度坦诚，信息发布快捷、完整、及时、专业，才能赢得公众的理解、支持和配合。此外，全媒体传播体系在把握社会发展情况、畅通沟通渠道中，还能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防范舆情风险的能力提升。
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同时发表批评性报道要事实准确、分析客观。”的确，舆论监督是党和国家赋予新闻媒体的重要职能，是最有效、最少成本的社会管理方式。主流媒体只有直面社会丑恶，激浊扬清、针砭时弊，才能消解网络传播中的“偏激共振”，做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压器”、疏导社会情绪的“整流器”、化解社会矛盾的“安全阀”。而一旦弱化、丧失舆论监督功能，无疑就会将话语权让渡给良莠不齐的其他媒体。
（四）强化国内组织动员与扩大国际传播影响相结合。不同于“隐政”，“显政”不仅要求政务公开透明，还要广而告之，广泛宣传发动。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主流媒体很好地体现了在疫情防控中的组织动员功能。抗疫是一场全民战争，拼的不仅是医疗水平和组织能力，更是民心和士气。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绝大多数“宅家抗疫”的民众，虽然不能亲临抗疫一线，但时刻隔着屏幕守望相助，也为抗疫构筑起坚强的后盾。从数千万网友“云监工”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到国家权威机构每日动态发布疫情防控措施，再到及时公布因调整诊断标准而人数激增的确诊病例，中国的抗疫之战一直坚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的基本原则，不仅赢得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肯定，也凝聚起“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汇聚起万众一心迎挑战、众志成城战风险的磅礴力量。
古语云：“文者，贯道之器也。”在信息时代，谁的故事能打动人，谁就能得到更多听众，发挥更好的传播效果。对外传播不能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故事的背后是思想，是“道”。要把“道”贯穿于故事之中。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道”，也是中国改革发展之“道”，还是中国参与世界治理、与各国携手打造命运共同体之“道”。要通过引人入胜的方式启人入“道”，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让人悟“道”。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更加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我国对外传播工作有声有色，取得长足进步，传播手段也从单一传统媒体转向多种媒体融合。但“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还没有完全打破，我们在国际舆论场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仍待提高：不仅要有面向全世界的统一传播，也要有“一国一策”的精准传播，有说服力地阐释中国意图和目标，把叙事重点更多放到展现中国与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行动上去。不仅要善于用自己的麦克风说话，还要善于在别人的平台上发声，积极参加讨论、主动传播思想，通过言语的穿透力、观念的渗透力、事实的说服力，争取全世界更多受众的理解、尊重、认同。不仅要讲好中国的制度故事，也要讲好民族的个体小事，用国外民众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的途径和方式，讲述真实生动的“中国生活”“中国风尚”，让他们从中了解中国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
五、结语
回应新时代对政治传播效能提升的迫切要求，提升话语权、占领制高点，主流媒体的“显政”传播，首先要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党的中心任务不同，政治传播的受众、载体形态、符号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主流媒体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为巩固政治基石、扩大政治影响提供有力思想保证和良好舆论环境。其次，主流媒体的“显政”传播要以赢得人民认同为根本出发点。传统的政治宣传强调单向灌输，把受众看作全接受、无异议的个体；现代政治传播更强调传受双方的互动反馈，把受众看作有思想、有选择的对象，这就要努力追求在最大范围内赢得公众对党的最佳认同的理想传播效果。最后，主流媒体的“显政”传播要坚持守正和创新。多元媒介时代，只有从平台、渠道、内容和机制建设上进行重点突破，通过丰富生动的传播内容、情感互动的表达方式、全媒深融的传播渠道，才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生动、深刻实践，持续深入地增强人们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激发更多共识、凝聚更大合力。
注释：
①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求是》2020年第04期。
②丁柏铨、双传学主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与实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72页。
③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2页。
④⑩江泽民：《视察人民日报社时的讲话》，《人民日报》1996年10月21日。
⑤《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新华社2004年9月19日。
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2页。
⑦《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9页。
⑪【英】凯文罗宾斯、弗兰克韦伯斯特：《技术文化的时代：从信息社会到虚拟生活》，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
⑫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四全媒体”这一新概念，深刻指出，“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
⑬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08日。
（载《传媒观察》2020年11月号。）
【作者简介】双传学，新华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新华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南京大学、河海大学博士生导师，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目前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首席专家，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省政府招标项目和中宣部委托项目10多项，发表论文120多篇，出版专著7部，合作出版著作13部，多次获中国新闻奖、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