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众志成城、砥砺奋进,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本报从今日起开设“百城百县百企调研行”专栏,派出记者深入各地采访,充分展现典型地区和企业改革发展之路,系统反应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波澜壮阔的伟大历程,突出展现亿万人民在改革开放事业中的主体地位和伟大创造力,敬请读者关注。

　　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40年来,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深刻改变了中国,神州大地变化天翻地覆,改革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沿海开放到内陆开放,从国企改制到民企崛起,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如何体察40年改革开放的深刻变化?如何把握顺应历史要求、契合时代潮流的改革发展脉动?如何探寻创造发展传奇的“中国密码”?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一个地方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风貌。40年来,城市改革、县域改革和企业改革坚持不懈推进,成果丰硕,有力推动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为我们观察40年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而独特的视角。

　　今天起,各大媒体“百城百县百企调研行”专栏开栏。深圳如何从水草寮棚的“小渔村”一跃成为比肩北上广的“新一线”,福建晋江如何以“晋江经验”创造发展奇迹,第一家民营汽车制造商吉利汽车如何白手起家最终荣登“世界500强”,长江三峡集团如何成为中国最大清洁能源集团?……媒体记者将透过典型地区和企业改革发展之路,重温改革开放往事,踏访改革开放地标,聆听改革开放足音,生动反映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波澜壮阔的伟大历程,充分激发深藏于历史深处和人民中间的复兴伟力。

　　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中国实现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伟大跨越的4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中国的改革之路越走越宽,开放之门越开越大。观一域可晓天下事。从一城一县一企的视角,深度观察各地区各行业改革开放的显著成就、实践经验,我们可以更好领悟“必由之路”“关键抉择”“活力之源”“重要法宝”的丰富内涵,更好把握“正确之路、强国之路、富民之路”的历史规律,更好理解“改革为了群众、改革依靠群众、改革让群众受益”的改革哲学,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涉浅水者得鱼虾,涉深水者得蛟龙。改革开放成就背后有着怎样的理论逻辑、制度原因?各地如何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增进人民获得感?写好改革开放的新闻报道,媒体记者需要有高素质、好把式、真功夫。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深入改革开放典型地区和企业,用双脚丈量大地、用锐眼洞察实际、用睿智思考问题、用妙笔书写作品,一定能生动展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感召力,为进一步凝聚改革开放共识、汇聚同心筑梦力量作出新的贡献。

　　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主流媒体以优秀的新闻作品宣传党的主张、反映人民心声,已经在改革开放的壮丽画卷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还将继续鼓舞和激励亿万人民迈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坚定步伐。

　　《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08日 01 版)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湖北省大冶市是一座依矿而兴的小城,近些年,当地坚持走生态修复、绿色发展之路。从地下到地上,经济结构从“一矿独大”到“多业并举”,从矿冶之城逐步转变为生态之城。

　　湖北大冶金湖街道曾是大冶市矿冶开发最密集的区域,6.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高峰时有2座矿山、8家冶炼厂、20多家配矿厂。现在,这里正在进行生态修复,两年内将变成一座美丽的生态园。

　　作为我国主要的铜矿、铁矿生产基地。本世纪初,大冶曾经有小矿厂、小冶炼厂数百家。常年高强度开采,使矿产资源濒临枯竭,还留下了大大小小的生态“伤疤”。

　　十八大以来,大冶破釜沉舟,坚持走升级转型、绿色发展之路。接连关停了数百家“五小企业”,舍弃了近300亿元的工业产值;紧接着,截污治污、矿山复绿、土壤修复等“治山、治水、治土、治气”的工程陆续上马。

　　围绕生态优先、转型发展的主线。近三年,大冶每年投入上百亿元,一方面加速机电制造、饮品食品、建材、纺织服装等四大传统产业提档升级,另一方面大力培育高端装备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新兴产业。

　　2017年,大冶采矿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十年前的80%下降到12%。今年,大冶再次入选“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榜单,实现五年五进位。

　　刚从滇池取的水,连同过去留存的水样,一同摆在案头,按年份依次排列,颜色由浑浊至澄清。

　　昆明人的乡愁,全在这水里。从劣Ⅴ类到Ⅴ类,再到今年前8个月的Ⅳ类,滇池水质的每一点变化,都牵动着昆明人的心。2016年以来,经过不懈治理,滇池水质实现稳步好转,曾经的城市伤疤逐渐成为城市资产。

　　“滇池清,昆明兴。”一湖清水重现,折射出的是昆明发展理念的嬗变。立足经济高质量发展,昆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用深化改革扮靓新春城。

　　旧貌换新颜,擦亮城市名片

　　“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摸虾做菜,70年代游泳痛快,80年代水质变坏,90年代风光不再,直到今天依然受害。”捞鱼河湿地边,昆明市副市长吴涛用顺口溜描述滇池水质变迁,道出昆明人治理高原湖泊的艰难探索。

　　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昆明不断加大滇池治污投入。从点源污染治理到流域系统治理,先后投入500多亿元,滇池在“遏制增量污染”的同时,开始逐渐“削减存量污染”。

　　发展思路,也在悄然变化。“以水定城、量水发展”,滇池保护治理被作为头等大事和“一把手”工程,成为昆明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基础。

　　10月末,海埂大坝上的电子屏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红色字体标注的不达标河道格外显眼。以滇池水质达标为总目标,昆明倒推各考核断面水质指标,制定“一河一策”水质提升方案。

　　2017年底,昆明全面建立河长制,滇池流域35条主要入湖河道都有了河长。河道生态补偿机制也建立起来,治理不力的区县要对相邻区县给予经济补偿,责任领导要等比例扣减个人年度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奖励。2017年4月至2018年6月,全市各县区累计核算应缴纳河道生态补偿金达9.35亿元。

　　滇池水质,最差的时段是来水最多的雨季。今年进入雨季前,各区县早已在沿途开挖调蓄塘进行截流、沉淀,并安装抽排泵站进行分流,控制支流沟渠雨季翻坝溢流,从而大幅度削减了入湖污染负荷。

　　如今,河长制之下,滇池治污水平在不断提升,巡河护河成为常态。“移动河长”巡河APP,真实记录河长巡河的时间、轨迹、频次;监管日益细化,官渡区纪检监察部门常态化开展滇池治理与保护“三年攻坚”行动监督检查。

　　发展拓思路,厚植转型新动力

　　卖掉240万枝花,需要多长时间?

　　在昆明斗南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只需要3个小时多一点。

　　昆明新城区,最热闹的是斗南。常住人口只有7000多,外来人口却有1.3万多。吸引外来人口的,是鲜花。

　　全国近七成鲜切花在此交易,斗南成为名副其实的花都。“没有改革开放,别说我们能不能种花,就是种了也卖不出去;改革开放40年,全国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我们的花也越卖越好。”最早一批种植花卉的华明升说。

　　种花种菜有污染,位于滇池周边的斗南亟待转型。转变种植结构之初,在外租地种花每亩能够拿到500元补贴,这引导很多花农走出滇池流域。如今,斗南花卉种植大棚并不多,但拍卖、物流、研发、农资等新的花卉业态日益集聚。

　　“距离整车下线还有50天!”在昆明杨林工业园区北汽昆明新能源汽车的项目基地里,工人们正为首辆在云南生产下线的新能源汽车忙碌。

　　好空气一直是昆明的形象符号。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要保持昆明优良的空气质量,加快推广新能源汽车成了关键。

　　作为昆明重要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杨林工业园区聚集了北汽昆明新能源汽车等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以及电池等配套产品生产企业。从核心零部件生产到整车制造的全产业链布局,促使昆明新能源汽车产业跨越发展。

　　绿色发展为昆明转型升级拓展了思路,如火如荼的文创产业更是为昆明注入新的城市内涵。

　　在今年的云南文博会上,视广科技推出的魔幻沙地甫一亮相,便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这套系统不仅可以应用于儿童娱乐,还能为相关企业、部门提供沙盘模拟。在金鼎文化创意产业园,集聚着大量像视广科技这样的文化创意企业,数量已从2015年的300家扩大到今年的600家。

　　新知图书集团在南非、斯里兰卡等9个国家建设了9个国际连锁华文书局,在斯里兰卡一度引起中文热潮。在云南皇威传媒的推动下,都市生活剧和古装剧先后登上南亚、东南亚多个国家的荧屏,至今已累计翻译电视连续剧近100部。越来越多的云南文化元素,先后走出国门。

　　服务再优化,培育开放新气质

　　走进昆明市政务服务中心,政务服务管理局局长李江一身工装,面带微笑,“进了服务中心,每个人都是服务人员。”流程改进、环节简化、时限压缩,这是办事群众和企业对昆明政务服务“一窗办”“马上办”“一网办”等改革的普遍评价。

　　今年前三季度,昆明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1%,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1.3%,“放管服”改革功不可没。

　　2017年以来,昆明市投资服务中心充分发挥投资审批“中介超市”作用,通过实施全程免费代办、审批协调、流程优化、跟踪指导,为来昆投资项目提供“贴心式、保姆式、点对点、主动式、全方位”服务。

　　随着“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在全市各领域全覆盖,昆明取消证明材料356项,审批要件精简38%,审批时限压缩51%。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不动产交易、社会投资一般性建设项目获得施工许可时间,由政府购买服务统一支付审图费用,实行联合审图,最大限度减轻企业负担。

　　打开试运行的昆明政务效能监察APP,各部门办件总数、在办事项、办结事项、办结率一目了然。从起初频繁的红牌预警,到不断跟踪问效,李江手机APP里的红牌事项数量很快就变成了零。

　　在持续修复、净化政治生态环境后,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正在干部群体中形成。

　　在2017年县区人大、政府、政协换届中,新提名干部26名,其中具有乡镇(街道)领导经历的有19名。脱贫攻坚一线的考察识别成果,被作为选拔任用、调整问责干部的重要依据;55个市直部门开展科级正职干部全员竞争上岗,激发干部活力。

　　良好的政治生态逐渐形成,不仅提振了干部队伍的精气神,更进一步明确了昆明未来的发展思路。基于大生态、依托大数据,“大健康”“大旅游”“大文创”建设热火朝天。昆明正朝着“加快建设立足西南、面向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的目标奋勇前行。

　　《 人民日报 》( 2018年11月12日 09 版)

　　“我们这一代人,心中都想要到韶山来看一看。”韶山毛泽东广场入口处,来自浙江宁波的69岁老人房祥元说。

　　怀着崇敬之情来韶山的,还有很多年轻人。多次来过韶山的张江平,这次带着7岁孩子过来,“想让他实地感受毛主席的精神品格。”

　　湖南湘潭韶山,这个走出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144位革命烈士,1598名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献身的仁人志士的地方,至今仍吸引、感动、激励着许多人。

　　在红色精神引领下,韶山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实现了从偏僻落后的小山村,到富裕繁荣新城市的沧桑巨变。2017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31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910元,分别是1978年的81.8倍和298.8倍;当年实现人均GDP8.6万元,旅游总收入60.28亿元,分别是1991年建市之初的66倍、310.5倍。

　　传承红色基因,筑牢精神根基

　　“宣讲红色精神,是我此生的追求。”73岁的韶山村党委第一书记毛雨时豪情满怀。他连续参加了五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老书记健谈,谙熟党的历史。出席完党的十九大,他马不停蹄地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累计已80余场。

　　自觉弘扬红色精神、甘于奉献的党员,在韶山比比皆是。毛泽东广场入口处,设有志愿服务台,全村党员人人是志愿者。村第一支部书记毛波说:“为培养孩子们的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在国庆节、‘七一’,党员们还会带上孩子一同参与。”

　　重温入党誓词、参观纪念场馆、聆听特色党课……“韶山的每一个红色景点都是常学常新的生动课堂。”韶山市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王君尧说,韶山创新开展红色文化教育培训,专题教学、现场教学、访谈教学、体验教学、情景教学紧密结合,2017年直接参加培训人数就达8万人次。

　　用好红色资源,走向共同富裕

　　“韶山冲来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民谣道尽韶山村曾经的落后与贫穷。如今,青山依旧伫立,山脚下却矗立起座座漂亮的小楼。

　　韶山村的巨变,与红色资源的开发息息相关。

　　1982年前,韶山村集体经济财源枯竭。村里每年1.2万多元的开支,只能由村民分摊。“交了一年,村民有怨气,干部也坐不住了。”毛雨时回忆。

　　随着连通韶山内外的交通线路陆续建成,人们纷纷到毛主席家乡瞻仰,游客越来越多。村集体抓住机遇,在1983年办起了故园饭店。3年后,滴水洞对外开放,韶山旅游业正式起步。而今,包括旅游开发在内的村集体经济每年为韶山村带来800多万元净收入。村民年年分红,老人乐享福利,孩子上大学有奖励,农村医保由村集体承担。

　　先富起来的韶山人没有忘记社会责任。“安排经济条件较差的村民就业,是我们兴办实业的初衷。”毛家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毛桃芝说,公司现有100多名员工,大都是当地下岗工人和家庭妇女。

　　“亏了算我的,赚了大家分。”银田村支部书记徐耀军从事加工业致富后,看到村里尚不富裕,回村垫资带村民办起扶贫产业基地。

　　“发展不为民,一切等于零。”韶山市委副书记、市长唐杰表示,在韶山,招商引资、兴办实体、开发项目,市委和市政府首先考虑老百姓能不能获益。如今,以韶河、银田示范园为代表的现代农业,以“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大型实景演出为代表的文化创意产业,以韶山丰圆工贸为代表的制造业,给韶山带来蓬勃生机。2017年,全市完成GDP86.18亿元,年产值过亿元的企业达30家。4620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2015年已全部脱贫。

　　接力攻坚克难,村容焕然一新

　　左边“百花园”五彩缤纷,右边“艺术稻”禾秆青青,远处600多栋白墙青瓦的民房,尽显婉约秀美。银田村生态农业园如诗如画的美景,令人陶醉。

　　过去的银田村交通闭塞,产业不兴。“要想富,先修路。等是等不来的,我们得自己动手。”银田村村委会主任颜昌为回忆。道路规划范围内,村民们不谈补偿,主动腾地、砍树、拆屋。在接下来的路基建设中,他们自组施工队,你一锹我一锄,肩挑背扛修好了路基。短短几年,银田村建成了12.2公里的柏油路和9.7公里的水泥路,畅通了与外界的联系。

　　随着道路建成通车,村外企业纷至沓来。目前,全村2000多亩土地流转入股,就连山尖上的小块坡地,也被苗木公司租去种上了树。昔日的经济薄弱村变成了小康村,还被评为湖南省美丽乡村示范村、全国环境整治示范村。1044户村民,一半开上了小汽车。

　　发扬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红色传统,让村容发生巨变的,还有“全国百佳美丽乡村”黄田村。几年前的黄田村,垃圾随意倾倒,环境状况堪忧。村里有一处倾倒了数十年的垃圾场,沿着10多米的高坡分布,坡下是一处100多亩的宽阔水面,机械够不着,人也没法去。为整治垃圾场,村里抽调几名青壮劳力,组织攻坚队,他们将麻绳一头绑在树上,一头绑在腰里,斜跨在坡上,将垃圾一锄一锄往下抠。水面上扎起木排,将抠下的垃圾接住,再一船一船地运走。

　　如今,整治一新的黄田村,农作物秸秆、禽畜粪便资源化利用率超过80%,绿化、亮化面积达90%以上,垃圾分类、村容整洁、宜居宜业,成了远近闻名的美丽屋场,每年吸引数万游客前来观光。

　　银田、黄田的变化,是韶山的一个缩影。目前韶山33个行政村普及垃圾分类点、分类房,50%的村垃圾不出村,被评为全国绿化模范市、全国农村污水处理示范市。

　　《 人民日报 》( 2018年11月11日 04 版)

　　新中国成立之初,地处晋蒙交界、毛乌素沙漠边缘的山西省右玉县,多是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贫瘠多灾,面临着沙进人退、举县搬迁的生存危机。

　　“右玉要想富,就得风沙住。要想风沙住,就得多栽树!”从第一任县委书记开始,近70年里,右玉县委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带领群众植树造林,林木绿化率从不足0.3%提高到54%,不仅创造了荒漠变绿洲的生态奇迹,更铸就了迎难而上、艰苦奋斗,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右玉精神”。

　　绿起来:只有植树,才有希望

　　在右玉老城西北,有一座长20公里、宽4公里的流动沙丘,叫黄沙洼,曾淹没了右玉老城3丈5尺高的城墙。如今的黄沙洼,早已不是风沙漫天。远远近近、高低不一的沙丘上满是绿树,一株株经过五六十年风沙侵蚀的小老杨迎风而立,千姿百态。缓坡上沙棘簇簇,野草贴地扎根。

　　国家启动“三北防护林”建设后,右玉被列为重点县。时任县委书记常禄抓住机遇,推动造林绿化大步上台阶——植树造林面积由过去的不到40万亩,猛增到120余万亩,成为山西省人工造林最多的县,提前两年完成“三北防护林”一期工程。

　　常禄说,“右玉只有植树,才有希望。”机关干部、普通群众,全部上山植树,吃住就在造林工地。

　　为解决影响造林进度和质量的育苗问题,常禄发动县乡村建苗圃,到1982年底,苗圃已遍布全县。除各种杨树品种外,仅培育的针叶树品种就达十几种。

　　后来造林人才出现断层,常禄又提出自己办林校。从干部里选教员,用化肥厂旧址当学校,从紧巴巴的教育经费里腾出3万元启动资金,两年时间,就培养出50多名林业人才。

　　在常禄力挺下,张沁文等一批林业专家科学规划:风口沙丘搞防风固沙林、高山陡坡搞水土保持林、小沟河岸搞乔灌混交林、向阳坡地搞经济林、背阴坡地种植针叶林。这样,右玉逐步实现村庄道路林荫化,坡梁林带梯田化,滩湾盆地园林化,高山远山森林山,近山阳坡花果山,盆地流域米粮川。

　　活起来:以草护林,以草促牧

　　第十二任县委书记袁浩基、时任县长姚焕斗,推动右玉进行乔灌混交、草林混种,形成了以草护林、以草促牧、以乔灌草促进林业牧业发展的局面。在他们任期内,右玉共营造大片林50万亩,人工种植和飞播牧草13万亩,营造林草混交林12万亩,柠条放牧林16.2万亩。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右玉通过个人承包等创新机制,推动了小流域治理。1983年,右玉县委、县政府制定了承包治理小流域的10条规定,当年就有3900户农民承包了1987条小流域,总面积达33.5万亩。

　　石炮沟,本是一条荒沟。1983年,经营旅店的王占峰得知县里鼓励小流域治理,只身一人,在2800多亩的荒山上刨着石头一棵棵地栽树。如今,看着郁郁葱葱的山林,王占峰满是感慨地说,“现在水不下山,泥不出沟。树一多,降雨也多了,栽树过去活不到1/3,现在起码七成活。”

　　新世纪之初,右玉第十六任、十七任县委书记高厚、赵向东启动实施移民并村撤乡、退耕还林还草还牧、种植业结构调整三大政策,建设杀虎口旅游区、破虎堡等牧区、新城等小城镇,一座“林在城中、城在林中、街在绿中、人在景中”的美丽小城,展现在世人面前。

　　2005年,首届中国右玉生态健身旅游节开幕。除了体育赛事,右玉还举办“晋商与西口文化论坛”,全县大小宾馆饭店爆满,土特产品脱销,仅杀虎口旅游区的游览人数就超过了5万。生态旅游成为右玉新的经济增长点。

　　2017年,山西省批准右玉成立全省首家省级生态文化旅游开发区。当年全县旅游总人数达215万人次,同比增长27%,实现旅游收入20.89亿元,同比增长25%。

　　富起来:打赢脱贫攻坚和旅游兴县两场战役

　　党的十八大以来,右玉坚持在一个战场打赢脱贫攻坚和旅游兴县两场战役,以产业发展作为主攻方向,在羊肉、小杂粮、沙棘等特色产业培育优质品牌,带动脱贫增收。今年7月,右玉县顺利实现脱贫摘帽。

　　右玉位于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带,是国际公认的黄金牧业带。在威远镇张千户岭村,村委会主任张宏祥带领村民组建祥和岭上农牧公司,流转土地2万余亩打造自由牧场,种植燕麦草、谷草及各类杂粮1.3万多亩,年出栏国家地标畜产品“右玉羊”1万只。祥和岭上直接解决当地300余人就业,带动周边10余个村庄的1000余名农民脱贫致富。

　　不断改善的自然生态环境,为右玉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业提供了“美丽”资本。在杀虎口景区马营河村,老百姓尝到了开办农家乐的甜头,家家户户拾掇房屋,要么粉刷修葺,要么新修客房。

　　右玉特有的黄土丘陵地貌、四季迥异的色彩和浑厚雄伟的长城古堡,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画家艺术家。县文联主席郭虎在中央美院等机构的帮助下,将解放初期的一座旧粮站改造成了油画写生基地,取名右卫艺术粮仓,“今年来写生的学生就有1000多人,参观人次在40万以上。”郭虎说。

　　如今,右玉林地面积已经达到169.9万亩,与1976年的37.57万亩相比,增长了352.2%;林木绿化率由1976年的12.66%增长到2017年的54%。近20年,沙尘暴发生率稳定在年平均不足1天,风沙得到了有效控制。

　　《 人民日报 》( 2018年11月10日 07 版)

　　2平方公里,可以是一个村,还可以是一座数据谷。

　　仙桃,重庆市渝北区的一个小地方,当年默默无闻的内陆小山村,如今是声名鹊起的国际数据谷。担纲渝北“创新生态圈”的“核心引擎”:95家科技型企业落户于此,已实现产值90亿元。

　　走进仙桃数据谷应用体验中心,扑面而来浓浓的科技范儿——

　　语音自动转换成文字,识别多语种、多方言,根据语境匹配最恰当的翻译结果;酒品、食物摆上智慧餐桌,产地、特点、风味即时呈现,推荐关联菜品,快速下单;操控VR自驾游系统,水、陆、空三种模式自由切换,仙桃数据谷全貌尽收眼底……

　　据了解,这些前沿科技,都是入驻企业的研发成果。

　　改革开放40年,小小仙桃在变,整个渝北也在巨变——从农业县,到工业区,再到国家临空经济示范区。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换挡,渝北“创新生态圈”正逐渐形成:995家科技型企业、183家市级以上研发中心,数量均为全市之最;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3.94%,远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促进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协同发展,“创新生态圈”成为渝北发展的第一动力。

　　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变独立创新为协同创新

　　人工智能芯片,从研发到量产,通常需要四五年时间。入谷不到两年,重庆物奇科技有限公司创造了一个傲人的成绩:仅一年时间,就量产了一款自主研发的电力物联网载波芯片。有了这颗智能芯,只需轻点鼠标,就能完成以前多人才能做到的电力安全、控制、计量等任务。

　　“我们不是单打独斗。”公司联合创始人熊飞说,数据谷其他入驻企业提供的供应链解决方案,让公司效率突飞猛进。

　　变独立创新为协同创新,突破资源能力限制,提高创新绩效,正是“创新生态圈”建立的初衷。

　　“创新生态圈”,一环扣一环。大数据是资源基础和创新内核,创新资源向外呈圈层分布:第二圈层,“物联网、集成电路设计、人工智能”3项关键性技术为支撑;第三圈层,“智能汽车、智能终端、生命健康、航空产业、数字城乡”等五大方向为产业应用;第四圈层是10个公共创新服务平台,最外圈层则是N个创新企业集群。

　　“‘创新生态圈’不仅是地域空间概念,更是由创新要素和创新环境组成,竞生共合、动态演化的开放系统。”渝北区委负责同志说,互为支撑的战略平台、圈层分布的创新资源、“政、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推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我们为智能硬件终端产品企业开发‘大脑’。”重庆创通联达智能技术有限公司落户仙桃数据谷,一年营业收入就达到1.1亿元。

　　生意为什么这么好?公司负责人道出奥妙:我们提供核心板+操作系统+核心算法的一体化方案,在定制“大脑”的帮助下,无人机、VR、AR厂商可实现快速创新模型产品化并量产。

　　“创新生态圈”里,除了创通联达这样的市场化平台,集聚的要素正在为创新提速:

　　移动计算解决方案平台、全套3D打印平台、智能样机生产平台等10个公共创新服务平台,促进企业主体跨领域、跨行业协同创新;

　　国家发改委大数据中心重庆分中心、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西部分中心落户,汇聚政务类、产业类和消费类数据13.9亿条以上;

　　PNP、苏河汇、百创汇等10余家孵化机构,在孵项目100余个;

　　“创新52条”政策支持,每年整合不低于3亿元的财政资金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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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机构法人化改革,高端人才纷至沓来

　　显示灯照射下,水培设备中的蔬菜长势喜人。一旁的数字监测屏上,功耗、光照、成长时间等信息实时显示。这是重庆光电信息研究院研发的绿色植物智慧种植系统,通过网络实时调控,可控制气温、水温等植物生长的小环境。

　　“两年前,我们研究的方向还是传统LED照明。”该院副院长吴刚介绍,通过渝北人才计划,研究院引进了一批院士专家团队和高层次人才,才得以向智慧城市、智慧农业方向转型。

　　人才是创新的核心要素。渝北出台了高层次人才计划,推出项目资助、人才服务等系列优惠政策。

　　“渝北区,过去叫江北县,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一所科研院所,建区后也仅有2所。发展落后,得了个绰号‘江老幺’。”渝北区科委主任王文武,是土生土长的渝北人,40年里,他看着渝北的科技发展从“一片空白”到“后来居上”。

　　引凤先筑巢,渝北启动了研发机构法人化改革,鼓励原有企业内设研发机构实行独立公司化运行,引进独立研发公司。

　　目前,渝北独立法人化新型研发机构达到29家。2017年,在重庆市评选的新型高端研发机构中,渝北占了1/3。

　　研发机构法人化,重庆纤维研究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个吃螃蟹”。“机制更灵活了,极大激发了积极性,提升了整体研发实力。”公司实验室主任曾影说,改革后新增研发人员30余人,还被评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改革激发活力,人才纷至沓来。渝北现有各类高层次人才438人,创新创业导师138名。规模以上企业研发人员数量由2015年的8927人增加到2017年的16685人,两年翻了近一番。

　　新兴产业“从无到有”,传统产业“有中生新”

　　渝北中光电产业园,自动化生产流水线上,注塑、背光、模组全套自动化生产,工人只需监控设备运行和进行成品检测。走下流水线的液晶显示屏,被运往富士康、华为、中兴、TCL等厂商。“我们已建成全自动生产线40条,占比达85%,显示触控产品年出货量2亿片。”重庆市中光电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戴春平一脸自豪。

　　在“创新生态圈”的带动下,像中光电这样的智能化新兴产业,已成为渝北增长最快的产业。

　　抓住新一轮智能终端产业梯度转移机遇,渝北“从无到有”集聚起智能终端产业集群。2017年,渝北智能终端类产品实现工业总产值880亿元,同比增长45%。

　　新兴产业迅猛发展,使得渝北“汽车一业独大”的现象正在改变。2017年,全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值增长30%,占全区工业经济总量的29.8%。针对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等传统产业,渝北则“有中生新”进行智能化改造。生产线上,可自由旋转360度的机械臂有序运转,精准完成组焊、精加工、总装、打包等工序;自动化立体仓库,机器手接受指令……

　　这些高科技出现在重庆驰骋轻型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的轿车生产线上。“智能化起了大作用!”公司董事长戚守柱感叹,人工节约八成,产品质量合格率提升30%,产能提高3倍。

　　“财政补助1200多万元,占项目投入的20%。”驰骋汽车“机器换人”的底气,与渝北区的扶持引导分不开。2017年,渝北区政府给予190余个项目工业扶持专项资金近2亿元。

　　共生、互生、再生,环环驱动,渝北的“创新生态圈”还在不断拓展、勾画。

　　《 人民日报 》( 2018年11月07日 10 版)

　　富平,陕西关中平原和陕北高原衔接地带一座2400多年的老县城,生活着80万关中子民,是陕西第一人口大县。富平,名取“富庶太平”之意,然而,1978年这里的人均GDP仅有350元。

　　是改革开放,让富平人重燃对“富庶太平”的期待。2017年,富平GDP和人均GDP与1978年相比,分别增长68.8倍、54.8倍,年均增长11.5%和10.8%。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富平在积极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坚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乡村振兴、工业发展和改善生态人居环境中,始终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努力探索脱贫攻坚与绿色发展的协调之路,在西部县域地区发展中颇具典型意义。

　　一棵果树,栽出乡村绿色振兴新蓝图

　　10月23日,霜降,柿红。

　　一年一度的柿子节启幕,这是富平“柿民”独有的节日。在曹村镇太白村万亩柿子优生区,村民田养芹正在挂满果儿的柿树下收柿子。

　　“今年是个大年,柿子结得多,我得赶紧帮儿子都收了。”田养芹边说边剪柿子。她有两个儿子,家里开了柿饼加工厂,去年通过电商卖了100多吨柿饼。

　　说话间,田养芹的大儿子王英也来到了柿林。“柿饼从小就会做,以前家里是老作坊,做好了自己吃,根本卖不掉。”

　　2000年以后,有外国企业知道这儿的柿饼好,就来收购。但那时都是家庭作坊式加工,农户力量分散,掌握不了定价权,最贵也就卖到五六元一斤。

　　为了掌握主动,2014年,富平县成立了大福柿子种植专业合作社,吸引了近千农户加入,包括270户贫困群众。

　　生活在富平北部山区的农户祖祖辈辈靠着柿树为生,成立了合作社的农民,决定为柿子修一座博物馆,也想借此吸引游客。

　　西安美术学院毕业的代倩接受了设计博物馆的邀请,没想到从此结下了“柿缘”。“柿子在日本被经营得很多元、很高端。富平尖柿果形适合削皮、单宁稳定、含糖量高、甘露醇含量高,非常适合加工。”代倩说。

　　于是,她回到家乡创办了“柿子红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水到渠成,电商公司和合作社“联姻”了。公司收购柿饼的价格远远高于外国企业,去年更是达到了30元一斤。

　　“外国企业近几年已经不来了。今年鲜柿子3块一斤,比去年涨了1块,柿饼价格会更高。”王英说。

　　王英家的柿饼六成卖给了“柿子红了”。“前年买了辆越野,今年忙完了全家自驾游去。”王英望着母亲笑了。

　　2017年,集柿子收购、加工、销售为一体的永辉现代农业公司在富平建成投产,与合作社签订了包销协议,柿饼的产业化水平更上一层楼。

　　截至目前,全县柿子总面积达到25万亩,年产鲜柿6万多吨,可加工柿饼1.3万吨,产值10亿元以上。2100多户贫困户依托柿子产业脱贫,占到了全县贫困户的近三成。

　　柿子产业呈现出的特色加工业、现代农业、休闲旅游业“三产融合”的发展态势,为富平奶山羊、甜瓜、樱桃等产业带来了绿色现代农业理念,激发出源源不断的乡村振兴新动能。

　　一座电厂,谋出低碳循环经济新布局

　　作为典型的西部县城,富平是农业大县,也是工业弱县,民国时期仅有一家硫化碱厂。

　　上世纪80年代末,富平提出“工业兴县”的发展思路,之后深化工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融入西部大开发,富平抓住每一个与时代共振的机会,发展工业。到了2011年,工业产值首次超过第三产业,成为主导产业。

　　然而,“绿水青山”换“金山银山”终不可持续,同大多数地区一样,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扑面而来。

　　近年来,富平及时调整发展思路,坚持把发展新型工业化作为重中之重,践行绿色发展,着力推动工业转型。

　　在富平庄里低碳经济试点工业园区,北新建材(陕西)有限公司的产品展厅内,几名西安游客正在参观,各种花色和造型的石膏板琳琅满目,游客啧啧称赞。这家公司由生产新型建材的世界500强企业北新建材自筹自建,总投资2.55亿元。

　　“低碳循环是富平招商引资的第一要求。”北新建材品牌中心总经理陈燕说,“我们生产的石膏板原料环保,不再开矿山,而是用火电厂的废弃物脱硫石膏做替代原料,每年能消化富平电厂27万吨的脱硫石膏。”

　　陈燕所说的富平电厂,指的是富平2014年引入的神华富平热电联产项目。

　　与很多电厂不同,富平电厂没有高高的围墙,整个园区由栅栏围成,采用公园式设计,没有烟囱,没有雾气,干净整洁。

　　由于项目建设采用最先进的热电联产技术,能实现“电、汽、冷、热、水”综合能源服务。且同步建设烟气脱硫、脱硝等环保设施,实现了烟尘、硫、氮等主要污染物超低排放,废水零排放,灰渣固体物综合利用。

　　“项目总投资人民币28.8亿元,光环保投入就6亿多。”富平电厂副总经理张文涛说,“同时,我们使用的水是周边污水处理而来的中水,提供的热量替代了周边60多台散烧小锅炉,这些都有效促进了当地环境改善。”

　　“富平推进新型工业化成功的关键是选择符合绿色发展理念的项目。不符合绿色发展理念的,即使经济效益好,也坚决拒之门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袁惊柱说。

　　几年深耕布局,2017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实现总产值230.75亿元,同比增长11.18%。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实现销售产值220.58亿元,同比增长14.5%。走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上的富平,用数字证明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不矛盾。

　　一条河流,圆一个美丽城市梦

　　果园里岁岁年年柿柿红,然而,富裕富平在富平人眼里仍不完美,他们还期盼一个美丽富平。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人口的增长,城镇绿地和湿地面积大幅减少,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受损严重。为了使受损的生态基础设施恢复正常,富平县采取人工调节和干预措施进行修复。

　　“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修复工程从富平县的母亲河——石川河开启。

　　石川河本是富平县流域面积最大的河流,但由于上游蓄水,已近干涸。1995年以后,沿河工业企业增加,河道污水横流、垃圾成堆。

　　2014年,石川河及其支流温泉河城区段综合治理工程启动,两河环绕,绿廊相拥;2016年石川河国家级湿地公园建设启动,人与自然,和谐相融;2017年,富平县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启动,整治矿山、补充水源。

　　2018年的石川河,水又回来了。

　　在河流沿岸的百花溪谷广场,两位舞蹈爱好者以喷泉为背景在录制小视频;几十名新入行的消防卫士在教官的口号声中进行操练。

　　今年78岁的孙喜贵老人是富平一名资深摄影师。如今,他用镜头捕捉最多的就是石川河两岸频繁出现的水鸟。老人说:“石川河越来越美了,怎么拍也拍不够。”

　　随着生态环境的好转,水域面积的增加,野生动物的种类、种群逐渐增多。经初步统计,石川河流域如今出现的野生动物种类已达39种。

　　“富平县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生态保护,都以绿色理念为指引。依托县城现有的山水脉络,使城镇建设与自然完美融合,勾勒出山水富平的美丽画卷。”对未来,渭南市委常委、富平县委书记郭志英踌躇满志。

　　《 人民日报 》( 2018年11月08日 12 版)

　　40年前,在安徽大别山腹地,有一座小县城,当地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仅78元,贫困人口54万人,占比99%,可称得上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很多人靠救济才能生活。1986年,该县被确定为全国重点贫困县。

　　40年来,这里的农民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到发展农业产业经济,再到农村产业发展和基础工程建设,从未停歇。2016年以来,全县共完成脱贫1.27万户4.43万人,17个贫困村出列,贫困发生率由14.3%下降至6.79%。

　　这个小县城,就是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

　　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助农增收

　　金秋十月,正是猕猴桃成熟时。整整齐齐的猕猴桃树上挂满了果实,金寨县南溪镇南湾村村民汪先春在猕猴桃园里忙个不停。汪先春和妻子都患有残疾,女儿出嫁,儿子还在高中读书,过去全家靠汪先春和70多岁的父母种田养猪,收入微薄。2017年上半年,远房亲戚汪宪武流转了33亩土地种猕猴桃,交给他进行日常管理,平时负责浇水、施肥、除草,一年收入可以达到3万元。

　　如今在金寨,像汪先春这样改变生活的人有很多。金寨从2011年开始试验种植猕猴桃,2014年全县28家猕猴桃种植合作社成立联合社,涉及8个乡镇22个行政村。

　　金寨猕猴桃联合社副理事长林涛介绍说,目前金寨县猕猴桃种植面积3万多亩,划分成几个片区进行统一管理。平时由各个合作社进行种植管理,联合社负责包装、储存和销售。

　　“有一部分猕猴桃刚刚种植,还没有挂果,今年预计产量为480吨,明年可达3000吨,市场前景很好。”林涛说。

　　除了猕猴桃,金寨充分利用山区自身的自然条件,发展茶叶、中药材等八大特色主导产业,现代农业发展逐渐成熟,农业产业化水平逐年提高。

　　截至2017年底,金寨县新增良种茶园2.9万亩;完成毛竹新造林2.8万亩,毛竹面积增至25万亩;发展石斛2000多亩,其它中药材8.5万亩。全县新增四大产业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396家,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至2533家,2017年实现农业总产值37.4亿元。

　　在不断扩大规模的基础上,金寨县不断打造农产品特色品牌。目前,43家企业获得金寨“中国长寿之乡”品牌使用权,金寨灵芝、金寨黑毛猪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达到19个,金寨猕猴桃、金寨红茶分别获得地理标志认证。此外金寨还荣获“六安瓜片原产地”“中国药用菌之都”“经济林板栗之乡”等称号。

　　将红色基因注入生态旅游

　　10月底,合肥市民王先生带全家来到金寨县大湾村自驾游,入住村民王新云经营的“新云农家小院”。

　　王新云的父母公婆都有疾病,子女在外地上学。以前,全家收入都靠王新云的丈夫在外打工,是村里的贫困户。2016年,她拿着贫困补助金和政府补贴,将家里的3间平房改造成农家乐,现在每年有三四万元纯收入,2017年彻底脱贫。

　　“春秋季和节假日都是旅游旺季,客人很多,每天打扫房间都忙不过来。”王新云笑道。

　　大湾村临近天堂寨马鬃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号称“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大湾村抓住契机,力争通过旅游开发助推脱贫攻坚。

　　大湾村第一书记余静介绍,大湾村2016年至今的脱贫户中有3/5都从事特色种养和农家乐,目前大湾村贫困户中相当一部分也从事旅游等相关行业。

　　金寨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和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当地依托红色文化和自然资源,打造“红蓝绿”生态旅游模式——依托红军广场、金寨红军纪念堂、金寨县革命博物馆等发展红色旅游,依托梅山、响洪甸两大水库发展蓝色观光旅游,依托自然风光发展绿色旅游。

　　目前,全县5A级景区1处、4A级景区6处。2017年,全县接待游客911.4万人次,创收35亿元。

　　据统计,仅大别山旅游快速通道沿线9个乡镇,贫困人口就由2014年底的44810人,降至2016年底的29802人,累计减贫15008人,占全县同期脱贫人数的42%。

　　组织实施脱贫攻坚“联帮工程”

　　10月25日上午,金寨县大畈村非常热闹,第一书记吴辰华来到建新和鸡冠石两个村民组给9户居民分房子。

　　吴辰华原在安徽农业大学工作,2015年来到大畈村担任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刚到村里,令他印象深刻的就是贫困户的住房问题。

　　2016年开始,大畈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搬迁工作。目前,全村273户已有143户搬进新居,95户贫困户已有64户搬进新居。

　　为让大家搬进来、稳得住、能致富,大畈村为贫困户设置了保洁、护林防火、五保户看护员等公益岗位,每人每月工资500元。同时与安徽农业大学合作,发展高山有机香稻和高山茭白种植,1800多亩茶园的基础设施也在建设中。2017年底,大畈村已经脱贫出列。

　　“以前村民‘等靠要’思想严重,可以说是‘争当’贫困户,希望政府多给点扶持政策。现在已经变了。”吴辰华说,“以前很多人都怕一脱贫政策就没了,我们耐心讲解脱贫不脱政策的规定。到今年,贫困户已经开始主动要求脱贫了。”

　　金寨县坚持实行“党政一把手负总责,三级书记一起抓扶贫”,真正做到县有组、乡有办、村有站。71个贫困村都安排了扶贫队长,其余154个非贫困村派驻了扶贫工作队,全县225个村配备了扶贫专员。组织实施脱贫攻坚“联帮工程”,组织农村有帮带能力的党员户、入党积极分子和能人大户开展帮解生活难题,加强思想联动;帮扶产业发展,实行产销联手;帮带劳力务工,实现就业联动;帮促脱贫致富,保持长久联系的“四帮四联”机制,不断提升和强化“抓党建促扶贫”的长效机制。

　　《 人民日报 》( 2018年11月09日 04 版)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百城百县百企调研行,庆祝改革开放40年,今天走进陕西延安。在老一辈人的眼中,延安是革命圣地,也是黄土高坡,而在零零后孩子们的眼中,如今的延安又多了一种色彩,延安绿。正在全面升级的退耕还林,让新时代的延安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延安曾经是黄河中上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1999年,国家启动了退耕还林工程,延安的绿色界线向北推进了400公里。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退耕还林的力度进一步加大,除了国家补贴外,延安市自筹资金30亿,要完成新一轮224万亩的退耕还林。

　　要让山绿起来,还要让群众富起来。延安因地制宜地发展起了包括种植山地苹果、生态旅游、发展林下经济在内的大大小小3000多家农村专业合作社,仅林果的收入一年产值就超过百亿元,全国每9个苹果中就有1个是延安的,2017年当地农民收入达到了11525元,居民收入高于陕西省平均水平。

　　闫志雄见证了两轮退耕还林工程,他是最早一批退耕的村民带头人,现在,他经营着一家年入百万的造林合作社。

　　今年,延安市计划对55万亩的森林进行升级,除了按比例补种侧柏等常青树,还将因地制宜补种山桃、山杏等乡土树种,改善目前树种单一的问题。

　　40年前,海淀是北京的近郊区,境内阡陌纵横,绿树成荫。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北大等高校聚集,被称为中国的科学城,基础研究一枝独秀。

　　40年间,海淀先行先试,承担国家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和科技创新产业先行者的使命,探路开拓,活力迸发,被称为“中国硅谷”,科技创新成为海淀的亮丽名片和金字招牌。

　　实力巨变,科技催生海淀式裂变

　　海淀的智力资源,非同一般。驻区30余所高等院校、200多个科研院所、全国四成的两院院士和数万科研人员,构成了人才高地。改革开放带来“科学的春天”,催生了科技成为生产力的海淀式裂变。

　　上世纪80年代,被誉为“中关村创业第一人”的陈春先,开启了“科技人员下海办企业”的第一代创业之路。继而,位于海淀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成为中国新活力象征。今天,电子一条街经过不断换档提升,已变身成为创新创业的孵化器。海淀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从1988年527家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到2017年11242家,规模扩大了19.3倍,总收入由2010年7054.7亿元增长至2017年21610.0亿元,增长2.06倍,年均增速17.3%。

　　目前,海淀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金融业和教育业四大行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68%,增长贡献率超过80%。其中,信息服务业成为发展的“压舱石”和“主引擎”。

　　40年探寻摸索,海淀区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走出了一条矢志创新引领、探索创新驱动、坚持创新发展的路子。2010年,海淀人均GDP已达到1.37万美元,达到世界银行高收入标准,2017年,人均GDP为2.5万美元,已高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前,以新技术、新制造、新消费、新金融、新资源、新文化为主要支撑的“创新型经济”在海淀吹响集结号。

　　先行先试,种好改革试验田

　　40年来,海淀区从不局限于自身发展,而是主动担当服务国家和首都战略大局,积极承担国家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重大责任使命,为释放创新活力探路前行。

　　开拓进取、敢为人先,鼓励首创精神落地发芽。这一点,民营企业家原永民感受颇深:改革开放之初,原永民在中关村经营一家叫做“科源”的餐馆,1993年想要进军飞机制造业时却遇到了障碍。面对国内从未出现过的私营飞机制造业注册先例的情况,海淀区勇于先行先试,只用了十几天时间,就为他办下了营业执照,这在当时可用石破天惊形容。

　　核准第一家不核定经营范围的企业、积极推动“证照分离、先照后证”改革试点、在全国率先开展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改革……40年间,一大批具有鲜明海淀特色的探索经验上升为国家决策并在全国推广。

　　今年7月,海淀区政务服务中心“一窗式”改革拉开大幕,9个委办局17个专业办事窗口整合,设立投资项目综合服务区。海淀大力整合政务服务“网上办”,推出创新服务“码上办”。

　　“以前是一个窗口一个窗口地找,现在随便哪个窗口都能办,太方便了,为海淀的服务点赞!”一名企业代表在体验“一窗式”服务后由衷地赞叹道。

　　聚焦政策先行先试,海淀始终走在时代前沿。海淀启动国家科技金融创新中心建设,制定“1+2”科技金融政策体系,推出海淀科技金融15条,目前全区金融机构总数突破3000家,上市、挂牌公司超过950家。

　　为解决初创企业融资难题,海淀推出“胚芽企业培育计划”,扶植优质初创企业从“胚芽”成长为“参天大树”;为解决上市企业发展和融资难题,发布“龙门计划”。此外,还发起设立海国东兴基金,不以获取上市公司控制权为目的,不干预企业经营,用市场化的方法支持优质科技企业发展。

　　创新创业,瞄准前沿立足自主

　　在环境优美的中关村东升国际科学园,坐落着一个充满朝气的研究机构——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它的体制与原有的科研机构完全不同,不仅是国内科技领域首个由外资参与设立的民办非企业性质科研机构,也是首个政府以PPP模式支持的新型研发平台。

　　头顶科技史上多项“第一”的帽子,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落户海淀,正是海淀区鼓励创新创业,构建“创新合伙人”关系的一个缩影。“在创新发展的历程中,海淀区委区政府既是组织者和管理者,也是探索和推动者,更是全程陪伴的合伙人。”海淀区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为扮演好合伙人角色,海淀区出台了“创新发展16条”及77条细则,在全国率先推出概念验证支持计划,弥补科研机构研发成果与市场化产业化之间空白的关键环节。“我们的目标,就是不仅要成为科技成果转化后期的‘推动者’,更要成为科技成果转化前期的‘铺路者’。”海淀区委书记于军说。

　　海淀在人工智能、高端芯片、量子计算等一系列核心技术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2017年,海淀驻区单位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约占全国1/5;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高达272件,是全国水平的27.8倍。

　　在着力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同时,海淀聚力打造全球双创活动标志区。截至今年6月,中关村创业大街及入驻机构累计孵化创业团队2921家,其中海归和外籍团队355家,总融资额277.8亿元。2017年,海淀新设立科技型企业2.1万家,科技型企业3年存活率达到84.7%。

　　于军表示,下一步,海淀将立足于“科学+城”的理念,推动科技进步、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与城市整体进步高度统一,担负起构建新型城市形态的责任使命,最大程度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 人民日报 》( 2018年11月06日 05 版)

　　在江苏省张家港市采访,城市的整洁有序和市民脸上洋溢的自信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张家港,是两个文明建设的标兵。”市民自豪地说。

　　改革开放40年间,张家港GDP总量由1978年的3.2亿元增至2017年的2606亿元,年均增速高达18.7%,综合实力连续13年稳居全国县域经济百强榜前三甲;同时,张家港是全国唯一获得全国文明城市“五连冠”的县级市,先后荣获200余项国家级荣誉称号。

　　这个长江边新兴的小城何以发展得如此协调?用张家港人的话说,这一切都来自改革开放铸就的“张家港精神”——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

　　“一把手抓两手、两手抓两手硬”

　　9月20日,江苏省文明办发布首批“江苏省诚信示范街区”名单,张家港市沙洲中路步行街榜上有名。

　　行走在步行街,两旁落地灯箱展示着一个个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事迹,每个商铺外都张贴着信用星级和微信号。这条23年前建成的全国第一条“城市步行街”,折射着张家港人淬炼文明素养的历程。

　　说起“张家港精神”,不得不提老书记秦振华。1992年4月,刚刚走马上任的张家港市市委书记秦振华在全市誓师大会上喊出“样样工作争第一”之后,3个月时间动迁1283户居民,半年实现区内“五通一平”,抢建起全国第一家内河港型保税区;修通全国县级市第一条高等级公路“张杨公路”……短短两年间,张家港一口气“抢”来28个“全国第一”。

　　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也没落下。走进张家港的医院、社区,走在上下班高峰期的红绿灯路口,处处都有志愿者的身影,都能感受到张家港人对“张家港精神”的坚守,以及对这座城市发自内心的热爱……

　　张家港有一个惯例,市委书记同时兼任市文明委主任。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从抓卫生环境,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从城乡一体文明创建,再到提升城市品质、培育创建文明品牌;市委主要领导更换多任,但“一棒接着一棒传,一任接着一任抓”的传统始终未变。春节假期后第一个工作日召开精神文明建设总结表彰大会,也成为雷打不动的规矩;市委一号文件,是各类文明创建先进名单。会场外的红榜不仅展示了机关、乡镇经济建设的实绩,还公布精神文明建设成绩的排名。

　　1995年10月18日,中宣部、国务院办公厅在张家港召开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向全国推广“一把手抓两手、两手抓两手硬”的张家港经验;同日,人民日报以《伟大理论的成功实践》为题发表评论员文章。从此,“张家港精神”叫响全国。

　　迈向更高质量的绿色发展

　　今年7月,张家港市召开清理整顿沿江环境污染攻坚战动员大会,公布了新版三年行动计划,包括九大工程、18项举措和194个重点攻坚任务,直指沿江区域突出环境问题,要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建设中交出优异答卷。

　　“194个任务,每个都是硬骨头。比如,关停29家化工企业仅算一项任务。要在3年内全部完成,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张家港市市委书记沈国芳坦言。

　　张家港临江而建,因水得利,因江兴市。但长期的经济高速发展,也让环境背负着很大的压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张家港市主动转型,建设生态文明,东沙化工园区的关停就是一例。

　　东沙化工园区距离长江4公里左右,东南靠上海,南接苏州,西邻无锡,具有优越的地理区位。2002年8月,张家港市政府批准建立东沙化工园区。东沙化工园区严格遴选入园企业,要求企业税收要在1000万元以上、污染物排放少、产出效益高。

　　虽然环保要求严格,但离中央的要求和群众的期盼还有距离。2013年,东沙化工园区开始整治。“原先计划5年转型,但只用了4年,就彻底清退了化工企业。”创办初期参与招商的南丰镇党委书记沈琳说,2017年底东沙化工园关停,这是江苏省第一个整建制关闭的化工园区。新的工业园将是高科技园区,主要引进海洋工程装备、环保装备、新材料产业。

　　“中央要求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对张家港来说,就是要主动作为。”张家港市市长黄戟说。

　　张家港将紧靠长江的双山岛旅游度假区和常阴沙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确定为“不开发区”,着力发展生态农业和观光旅游。近年来,张家港市每年投入10多亿元用于生态保护修复,近5年新增各类林地、绿地8.4万亩,群众对园林绿化的满意率列全省县市第一。

　　《 人民日报 》( 2018年11月01日 02 版)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再来看今天的百城百县百企调研行。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有着“千年商都”之称的广州以全方位开放为引领,全力打造一个更具发展潜力的国际化都市。

　　在最近举行的第124届广交会上,来自土耳其的客商瑟达尔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来广交会并不是采购商品,而是展卖土耳其生产的炉具、冷冻箱等厨房用品。

　　据统计,累计已有12200多家境外销售商参加广交会,这里已成为一个全球化营销平台。

　　不仅商品市场开放,广州的人才市场也向全球开放。马可吉拉尔迪来自意大利菲亚特,他在广州设计出世界一流的汽车底盘,增强了广州汽车业的竞争力。

　　开放的广州吸引了越来越多外国专业技术人员来这里工作。广州2017年办理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有9000多人,今年预计将突破10000人。

　　截至目前,累计3万4千家外商投资企业在广州落户,广州企业的投资也遍布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广州以全方位开放带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进一步形成了新的开放格局。

　　国庆前夕,上汽荣威MARVELX纯电动智能超跑车上市,成为业内瞩目焦点,一时间一车难求。无线智能充电、会自己找车位、自己泊车入库……这一全球首款量产的智能汽车实现了多个业内第一。曾经一直追随的我国自主汽车品牌,开始有了引领者的风范。

　　改革开放40年来,上汽抓住机遇,迅速缩短与世界汽车工业的差距,实现跨越式发展,取得国内领先地位。如今的上汽集团,正以智能网联、智慧出行、智能制造为抓手,以自主品牌为立足点,在开放合作中探索汽车产业变革的新方向,向建成“富有创新精神的世界著名汽车公司”目标进发。

　　抓住改革开放机遇,收获多个“第一”

　　改革开放之初,上海轿车项目从引进改为合资,率先走上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加快发展的道路。历经6年谈判,他们最终与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成为合资经营伙伴。

　　1983年,第一辆上海桑塔纳轿车组装成功。“所有零件以全拆散的形式引入,一辆车大概有数千个零件。”参与组装首批百辆桑塔纳的上海汽车厂员工鲍安荣回忆,尽管德国派了几位工程师做带教老师,但组装工作依然困难重重。这之后,随着技术的不断提升,桑塔纳逐渐实现国产化生产,1991年国产化达到70%,自1996年开始达到90%以上。

　　桑塔纳的国产化攻坚,给上海汽车工业带来了根本性转变——上海大众的生产规模稳步扩大,上海汽车厂和上海汽车发动机厂先后组建,一批轿车零部件生产企业相继培育起来,为上海乃至全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后,上汽率先与国际水平接轨,走向更高水平的开放。1995年4月,国务院原则同意上汽建设中高级轿车项目,经过选择,确定美国通用为中高级轿车项目合作伙伴。1997年,上汽和通用签署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合营合同。同年,投入15.2亿美元、当时中美最大合资项目——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这些年来,领风气之先的上汽取得许多个“第一”:建立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家汽车零部件合资企业、第一家汽车中外合资企业、第一家汽车销售合资企业、第一家汽车跨国公司总部企业、第一家汽车服务贸易合资企业、第一家汽车租赁合资企业、第一家汽车专用滚装码头合资企业、第一家汽车金融合资企业……

　　创新自主品牌,支撑企业跨越发展

　　2016年7月6日,上汽和阿里巴巴合作的第一款互联网汽车荣威RX5上市热销。2017年,上汽自主品牌乘用车增速领跑国内主流乘用车企业,互联网汽车占销售比重超过40%,集团整车新增销量中自主品牌贡献达50%,成为驱动增长的新引擎。

　　“2014年,我调往上汽乘用车公司负责运作自主品牌时,心情既兴奋又忐忑。”上汽乘用车公司副总经理俞经民说,“是上汽始终坚持自主研发,给了我们迎接挑战的底气。”

　　早在2002年8月,上汽就成立汽车工程研究院,拥有了一个自主知识产权及自主品牌产品的开发基地和制造技术研究基地,为企业加快掌握整车开发核心技术奠定了基础。

　　随着国内汽车市场迅速扩大,发展自主品牌的紧迫性摆在上汽面前。2004年,上汽成立了一个“528项目组”,旨在建立属于自己的品牌,最后确立为“荣威”,其双狮、华表的LOGO设计,彰显中国特色。

　　同时,上汽集团以全力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的“出海跨洋”战略,积极打造自主研发体系。2007年12月,上汽集团与跃进汽车集团全面合作,上汽乘用车分公司整合了南京汽车集团名爵基地和英国伯明翰长桥基地,2010年3月,上汽乘用车分公司临港基地和南京浦口基地二期改建工程相继投产,从而形成上海、南京和英国长桥“两国三地”自主品牌研发体系和制造体系,并先后推出荣威750、荣威550、MG6和荣威350自主品牌轿车。同时在美国加州硅谷、以色列特拉维夫设立创新中心,开展前瞻技术研究。目前,上汽形成了一支近6400人的自主开发技术队伍。

　　去年10月,俞经民到斯坦福大学交流,在课堂上听一家跨国企业高管讲述未来汽车的概念。“我对他说,你畅想中的互联网汽车一年前在中国已经有了。那名高管很有兴趣地跟我讨论了很久。向国外同行介绍我们领先世界的新品类,特别自豪。”

　　在上汽自主品牌带动下,一批跨界造车的新兴企业在沪集聚,上海成为智能网联车研发的聚集地。“过去,上海汽车产业依靠中外合资高速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在于市场驱动、投资驱动;如今自主品牌崛起,创新真正成为驱动发展的第一动力。”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开艳表示。

　　积极布局未来,助力“汽车强国梦”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要加大研发力度,认真研究市场,用好用活政策,开发适应各种需求的产品,使之成为一个强劲的增长点。”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汽考察时的嘱托,为新时期的上汽创新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牢牢把握“电动化、智能网联化、共享化、国际化”趋势,上汽创新业务多点开花、强势引领。

　　目前,上汽是国内唯一一家坚持纯电动、插电混动、燃料电池三种新能源技术同步发展的汽车企业,技术实力国内领先。2018年,上汽新能源汽车插电混动系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这是新能源乘用车技术首次获得国家级科技奖项。

　　在上汽,类似的创新之举正在全面铺开:人工智能实验室利用基于深度学习的算法,致力于全面提升产业链工作效率;启动新一轮新能源核心技术创新,积极推动第二代电驱变速箱、电池管理系统以及电轴驱动系统等关键零部件的升级研发,电动车专属架构和300型大功率燃料电池电堆研发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中……

　　创新,让上汽尝到了甜头:今年1—9月上汽集团整车销售近515万辆,增长速度大大超出市场平均水平,大幅扩大了市场领先优势;2018年世界500强排行榜列第三十六位,在全球汽车行业中名列第七。上汽插电混合动力车型国内市场占比已经超过23%。

　　在前不久举行的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上汽集团董事长陈虹提出“电+互联网+人工智能+汽车=更美好汽车生活”。未来,上汽将深入探索互联网技术与汽车产业的深度融合,加快提升核心竞争力,力争早日建成“富有创新精神的世界著名汽车公司”。

　　《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30日 13 版)

　　代村是个村,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镇;代村又不像村,绿树掩映着小洋楼,仿古商铺连片成景,农业公园游人如织,学校医院配套齐全。谁能想到,19年前代村还负债累累,如今村集体资产却逾10亿元,村集体收入超亿元。

　　革命战争年代,沂蒙人民为革命胜利作出过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沂蒙人民把当年的革命精神、奋斗精神转化为创业创新精神,不等不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换来革命老区崭新面貌。

　　“一部改革开放的沂蒙发展史,也是一部沂蒙人民代代弘扬伟大精神的艰苦创业史。”临沂市委书记王玉君感慨,这是临沂发展的根脉所在、优势所在、成功所在。

　　敢为人先,勇闯市场

　　过去,临沂曾是“四塞之崮、舟车不通、土货不出、外货不入”的封闭之地,如今,在全国商贸市场领域,却形成“南义乌,北临沂”的格局。临沂靠的是什么?临沂商城展览馆里的一句话,或许就是答案:政府“放心、放手、放胆”搭舞台,群众“敢想、敢闯、敢为”唱大戏。

　　改革开放之初,一些头脑活络的农民进城,在街道摆起露天小地摊。政府因势利导,先是帮着搭建雨棚,后又引导商户进室内经营,建成第一代临沂商城。建设初期,政府提出“五先五后”——先成市后建场、先繁荣后规范、先综合后分离、先分散后集中、先简易后提高,各类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崛起。

　　山东兰田集团负责人王士岭介绍,上世纪90年代末,有16处市场年成交额过亿元,品种大到汽车配件、小到针头线脑,“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2000年起,临沂推进传统批发市场升级换代。如今,临沂商城已发展到第五代,拥有专业批发市场134个,产品远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交易额超过4550亿元。

　　于庆洋在临沂商城里经营劳保用品十几年,如今成为新明辉网上商城主要负责人之一,“互联网让我们的劳保用品可以卖到世界各地。”借助网上平台,临沂商城实现电子商务和实体市场融合发展,网商从业人员达12万人,七成以上商户开展电子商务,去年电子商务交易额1523亿元,同比增长61%。

　　党的十八大以来,临沂把目光投向海外市场,积极布局海外营销网络,重塑商城新优势。瓜达尔港海外商城、沙特吉达临沂商城、马来西亚中国临沂商城等应运而生,迄今已布局12处海外商城和海外仓。

　　全国各地很多货物运输,都要从临沂周转一次。从广州运输货物到新疆,如果绕道临沂周转,虽然距离多出近一倍,时间却可以节省近一半,奥妙在于临沂物流实现当日收货配货发货,物流价格比全国平均低20%至30%。

　　临沂已建成物流园区24处,物流公司、经营业户2374家,从业人员2.4万人。物流线路覆盖全国所有县级以上城市,通达全国所有港口口岸,600公里以内次日到达,1500公里隔日到达,3000公里以上3至7天到达。

　　革故鼎新,艰苦创业

　　在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展厅,荣誉墙上密密麻麻排列着各类奖牌。“这是我们开拓奋进、创新创业的见证。”公司党委副书记周维升说,2017年,山东临工营业收入209亿元,产品销往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装载机出口连续3年排名国内行业第一。

　　改革开放初期,临沂工业被喻为“少龙缺虎没有狼,一群兔子称霸王”。临沂以改革促活力,大力发展合作制、联合体、个体等民营经济,对骨干企业,在产权重组、人才引进、科技开发、上市融资等方面倾斜支持,实现工业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由小到大、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发展。截至2017年,临沂上市企业达到21家,其中在新加坡上市企业10家,形成“新加坡市场临沂板块”。

　　临沂工业结构曾以“五小”工业为主,1978年时饮料酒产量2.9万吨、水泥37万吨、化肥2.81万吨,工业几乎没有大的技改投入。从2015年起,临沂连续3年实施“千企千项千亿”技改工程。如今,全市市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396家,近5年共有1900多个项目列入省技术创新项目库。

　　贫瘠的山区条件磨砺了沂蒙人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把大项目、好项目引进来,只是走完万里长征第一步,让它们落地生根才能真正惠及一方百姓。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服务好企业。”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陈一兵说,中交城市综合开发、华为大数据中心、华大基因等一批新旧动能转换项目正稳步推进。

　　改革开放40年来,临沂GDP年均增长13.2%,快于同期全国3.7个百分点;2014年,临沂成为全国第二十九个工业产值过万亿元的地级市;目前,综合实力列中国城市GDP百强第四十六位,已连续4年上榜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

　　帮扶贫困,共奔小康

　　根据新的贫困线标准,截至2015年底,临沂还有25.5万户、44.2万贫困群众,占山东省贫困人口1/6。临沂打响脱贫攻坚战,蹚出一条“一村多业、一户多策、一人多岗”的扶贫开发新路。

　　临沂大力实施“四联八建”贫困村提升工程,通过“干部群众联动、资金资源联筹、机关社会联帮、生产生活联兴”,集中抓好特色产业项目、扶贫就业车间、电子商务网点等8项建设,全面打造贫困村发展升级版,夯实村级发展基础。

　　深秋季,丰收时。网店上又传来买家订单,蒙阴县野店镇北晏子村80后妇女牛庆花赶紧记下。在她的电商服务站,几位妇女正忙于拣选打包地瓜、板栗,准备邮往外地。

　　曾从事生猪养殖的牛庆花,是新时代沂蒙扶贫“六姐妹”之一。自从改行搞起农村电商,她就与村里16户贫困户攀“穷亲”。“俺家里也穷过。”牛庆花说,是政府办的农村青年电商培训班,让自己找到了脱贫致富路。如今,这16户“穷亲戚”通过在牛庆花的网店打工,年人均增收3000元至8000元。不到两年,她的网店销售额超过600万元,已带动上百户村民致富。

　　站在沂水金润生态农业园里,1500多亩的园区望不到边。这个生态园让周边4个村子上百户农民脱贫增收。沂水将现代农业扶贫作为重点,去年新建和规范提升农业园区30个,带动2000户贫困户脱贫;依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1000户贫困户脱贫。

　　临沂通过沂蒙红色文化激励、传统文化滋养等方式,让贫困户心里热起来、脑子转起来、身子动起来,目前已有8.93万名贫困群众通过自力更生实现稳定脱贫,占全市贫困人口总数的20.2%。

　　《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29日 04 版)

　　距天安门约25公里,距北京首都国际机场20公里,距北京新机场60公里,距河北雄安新区105公里,地处通州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位于长安街东延长线与大运河交汇处,规划面积155平方公里。

　　40年前,通州叫通县,是北京郊县经济中的“小个子”,首都的菜篮子。随着改革开放和首都发展,通州定位先后历经了远郊区县、卫星城、新城三个阶段演进。2016年5月27日,党中央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在通州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作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未来它将与雄安新区一起,成为首都腾飞的两翼。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放在历史的坐标轴上,观照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意义格外不同。

　　高点高位,刚性约束下发展

　　“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高位”,通州将怎么建?

　　与改革开放之初,四面八方集聚资源、先发展后规范截然不同,副中心走的是先规划、再建设,先管控、再发展的路。预防“城市病”,从源头开出药方,“副中心质量”成为关键词。

　　告别摊大饼式无序发展。副中心建设首先划定城市开发边界,严格控制用地规模,同时生态底线是刚性红线,副中心将有40%面积是绿地。副中心还将采用战略空间预留方式,实行多层次战略留白,这个留白也是刚性的。

　　通州区发改委主任甄宇告诉记者,到2035年,用地总规模控制在110.2平方公里左右。先减后增,副中心建设拆违先行,拆占比大约在1∶1,到今年年底,城市副中心范围内违建将全部清零。与大开发式的熙熙攘攘不同,今天的通州,一批重点工程同时推进,但处处整洁干净,不见喧闹人流,不见工地扬尘,大机械作业和细致的手工活都在静悄悄进行。

　　未雨绸缪防城市病。与川流不息的CBD不同,通州的运河商务区,地上未来将不行车,地上空间最大限度留给行人。这里的地下空间全部打通统一规划使用,共分四层,其中一层为车库。车进商务区即进地下,一键存取,由智能停车系统分送各车库停放,地铁各站均直通楼宇,楼宇垃圾全部细分,专人刷卡投放,智能垃圾桶实时显示记录投放人和垃圾种类,由智能垃圾真空收集系统统一收取,然后分送不同系统处理。基础设施管线,统一入驻地下管廊,人行其间,一目了然,检修方便。地上是绿树成荫的慢行系统,可骑自行车悠闲穿行。

　　建立协同发展的邻里关系。河北三河市发改委主任,正在通州发改委挂职,在他眼里,现在通州人心里都装着3个数,155、906、2164——副中心区域155平方公里,通州全域906平方公里,与三河的协同发展区共计2164平方公里。现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与廊坊北三县地区统筹发展,将建设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

　　经过3年多建设,城市副中心的大框架已经拉开:东北部行政办公区建设高质量快速推进,今年年底前,北京四套班子将启动搬迁工作。五河交汇处,运河商务区,一批商务楼宇已拔地而起,一批金融机构已率先入驻。西部地区环球影城正在加紧建设。在副中心周边,7个特色小镇定位清晰。

　　《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送审稿)》为构建副中心质量,共设立76项指标体系,将实现一年一体检,5年一评估,76项指标和16类管控边界及管控分区实施情况进行常态化评估。

　　水城共融,生态环境变了样

　　通州环境质量先天不足,怎样提升?通州以高标准、新思路治理环境,目前成效初显。北京市委和市政府把通州环境指标作为管理目标,倒逼全市环境质量提升,通州环境质量大为改观。

　　通州地势低洼,“洼地效应”导致大气污染物不易扩散,再加上地处城市下风口、过境货车多、工地扬尘多,对通州空气质量影响极大。

　　治理大气污染刻不容缓!通州构建全市第一套环保信息化系统,对污染源实施精细化管理。

　　“如果哪个或相邻几个点位的数据出现异常,相关负责人会通知辖区,现场查找污染源。”通州区环保局副局长徐晓云说,这套系统由1个全项站、18个单项站、480个PM2.5监测站组成,覆盖通州所有镇村。各站点每5分钟上传一次数据,每10分钟生成一张污染物分布图。如果某乡镇PM2.5指数连续两季度排名垫底,将约谈其负责人。

　　技防率先突破,人防同步跟进。通州区在北京率先组建专职环保网格化监管员队伍,对环境污染问题巡查检查,第一时间发现环境违法问题。截至9月底,通州PM2.5日均浓度54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23.9%,改善率居全市第二位。

　　通州多河富水,境内主要河流13条,各类沟渠300多条。由于上游污水在此汇聚,几乎所有的河道水质均为劣五类。

　　改善水环境刻不容缓!2016年,通州水务发展五年规划启动实施,计划投资456亿元,实施70项重点工程,着力改善水质。“补短板、还欠账,近几年通州区水环境建设可以说是超常规,今年一年工程量比过去20年总和还多。”通州区水务局局长房亚军说。

　　北京治水成效,首看通州。通州治水,北运河是关键,发源于昌平居庸关的温榆河,到通州北关闸以下改称北运河。作为北京市最重要的排水河道,北运河水系承担着中心城区90%排水任务。

　　截污治污、疏浚清淤、兴修污水处理设施……今年上半年,北运河榆林庄出境断面水质持续改善,历史性地达到国家考核要求。“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徐晓云感慨道。

　　水质指标逐年提升,黑臭水体逐步减少。截至目前,通州区53条段黑臭水体已有37条治理完工,其它条段年内完成。漫步北运河、通惠河、萧太后河,游人不再掩鼻而走,水清岸绿的目标成为现实,萧太后河更是引来大批白鹭栖息,“北方水城”正在全面还清!

　　蓝绿交织,让城市副中心矗立在森林环抱之中,离不开大尺度绿化。站在东郊森林公园观景台上,眼前的绿一眼望不到边。这座公园有多大?光通州部分,就有6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大小。

　　留白增绿、疏解还绿……今年通州将完成4.35万亩造林任务,绝大部分地块为腾退土地。未来几年,北京城市副中心将被一道56公里的“绿环”环绕,13座公园镶嵌其中,圆心也是一大片绿色,它的名字简洁明朗——绿心。副中心面积155平方公里,仅“绿心”一处规划面积就达到11.2平方公里,这里将成为最具亮点的市民活力中心。

　　绿色正在通州不断蔓延,未来三五年通州将结合新一轮百万亩造林工程,建设万亩以上森林组团10个、千亩以上森林组团50个。“每条河都是生态绿廊,每条路都是林荫路。”到2020年,通州基本实现国家森林城市创建目标,90%的通州市民出门500米以内即可见到公园绿地。

　　提升老城,短板努力变样板

　　新城高起点建设,老城怎么办?短板怎样拉长?通州既着力建设好新城区,也努力提升好老城区,通过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促进新老城区空间、功能深度融合。

　　今年国庆期间,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的通州中仓小区1号楼加装的电梯投入使用,极大方便了楼内老人出行。作为通州首部加装的老楼电梯,引来众多居民参观。中仓小区还实施老旧小区架空线入地工程。如今,盘绕在楼宇间的“蜘蛛网”彻底消失,小区居民抬头可见蓝天,低头可见绿地,赞不绝口。

　　今年以来,通州累计完成背街小巷整治提升99条,实现封堵、美化和便民设施建设“三同步”,以新促老、新老融合,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和归属感。

　　南大街历史片区成形于元代,承载着通州老城的记忆。去年以来,南大街两侧131处违建全部拆除,昔日杂乱无章的街巷焕然一新。

　　走进南大街熊家胡同,一个个古色古香的中式多宝槅整齐地安装在青砖墙上,老式收音机、羊拐、粮票、鞋楦儿……莲花寺社区向居民征集50多件老物件,形成独具特色的墙上“博物馆”。

　　几年前,胡同整治还普遍停留在“修旧如新”阶段。如今,通州在保护老城方面转变观念,通过挖掘和传承胡同历史文化,留住老城的根和魂。

　　作为北京“一核两翼”中的重要一翼,城市副中心的翅膀必须强劲有力,才能带动北京东部乃至京津冀毗邻地区的发展。然而过去,产业发展不足也是通州的一大短板。三产占比仅50%,远低于全市80%的水平;工业方面被低端制造业占据,缺乏高精尖产业支撑。

　　在通州区经信委副主任官宏的笔记本上,记着一个数字:994。这是截至2017年12月31日,通州区现存的一般制造业企业数量。而在2013年年底,这个数字是5022家。短短4年,80%的一般制造业关停并转,尽可能为副中心建设“留白增绿”。

　　今年,通州大力推进疏解整治促提升,违法建设拆除总量、销账量、腾退土地量均居全市第一,实现城市副中心155平方公里范围内基本无违建的目标。

　　疏解低端业态,汇聚高端要素,环球影城、人力资源产业园、互联网安全产业园等一批符合副中心定位的优质项目落户通州,台湖演艺小镇等一批特色产业小镇加快规划建设,并已初见成效。

　　如何营造更好的环境支撑整个产业体系的发展?今年通州将原来十六七个园区管委会,精简整合成文化旅游管委会、中关村通州园管委会、商务园管委会3个管委会,分别对应副中心产业发展的三大方向,以更好适应未来发展需要。

　　产城融合、蓝绿交织、和谐宜居,京杭古运河畔,“一个没有城市病的城区”正展露雏形。

　　《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27日 07 版)

　　“好不容易考出去了,算得上是鲤鱼跃龙门。”19岁那年,欧阳赟离开家乡外出求学,为自己能走出贵阳感到自豪。20年后,他辞去上海一家外企高管职务,只身回到贵阳进军大数据产业。充满活力的贵阳,正日渐成为“贵漂”和创客圆梦的热土。

　　连续10年举办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持续4年举办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改革开放求发展的路上,偏居西南一隅的贵阳奋起直追,赢得了一片广阔天地。

　　“一坛一会”带来了名气,更给了贵阳弯道取直的机遇。GDP增速连续5年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名第一,地区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0.77亿元增至2017年的3537.96亿元。大数据引领的数字经济异军突起,生态文明示范城市建设如火如荼,改革开放40年,贵阳走出了一条后发赶超的绿色新路。

　　绿色打底: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者

　　青山碧水,林海起伏。时值深秋,贵阳依旧绿意满城。

　　森林覆盖率超过48%,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为100%,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超95%。爽爽的贵阳,演绎着从酸雨之城到森林之城的靓丽蝶变。

　　受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四面环山的地理条件等因素影响,上世纪90年代,贵阳成为全国酸雨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六旬老人张家栋回忆,站在东山俯瞰全城,黄烟腾空、红烟弥漫。“在家不敢开窗,出门溜达一圈,灰头土脸,要是出点汗,身上还能搓出一团泥。”

　　为走出“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产出”的恶性循环怪圈,2002年初,贵阳作出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决定。随后,水泥厂、化工厂、电池厂等污染大户撤出市区,一批高能耗、高污染的小企业被关停取缔,城市燃料由煤改气……强硬措施步步推进,贵阳当年就顺利摘掉“酸雨城市”的帽子。

　　红枫湖、百花湖、阿哈水库,被称为贵阳的“三口水缸”,占城市供水量的七成左右。由于工农业发展、城镇扩容,两湖一库水质逐步恶化,局部一度暴发蓝藻,严重危及市民的饮水安全。2007年,贵阳组建两湖一库管理局,对“三口水缸”进行综合治理。与此同时,贵阳还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环境保护审判庭、第一个具有独立建制的环境保护法庭,开启了我国环境生态司法保护的先河。

　　“保护青山绿水动真格,攥指成拳,才能守护好生态保护这道红线。”贵阳市生态文明委副主任吴德刚介绍,从划定生态红线,到构建生态文明司法体系,再到出台首部地方性生态保护法规、率先成立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贵阳一路探索不停,已在立法、司法、行政、执法各个环节,全方位打造了一套生态文明建设制度设计。

　　2009年,贵阳被国家环保部列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这一年开始,生态文明贵阳会议乘势而出,此后又升格为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成为中国唯一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高端峰会,至今已举办10届。

　　建设生态文明城市,贵阳知绿、护绿、更懂绿。改革开放初期,贵阳就提出建设环城绿带的目标,通过20多年的努力,打造出两条蜿蜒数百公里的“绿色长廊”。在两条林带环绕下,贵阳展现出“城在林中、林在城中、四季常青、人居舒适”的面貌。近年来,贵阳还从中心城区拿出16平方公里“黄金宝地”,打造了3个城市湿地公园,给城区的生态系统增添活力。此外,贵阳还着力构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城市公园、山体公园、社区公园于一体的城市公园体系,致力“千园之城”建设。

　　如今,生态环境已成为贵阳最响亮的品牌、最突出的优势、最核心的竞争力。浓郁的绿色家底,为贵阳的后发赶超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数据为翼:后发赶超的路径选择

　　今年9月,贵阳高新区一座无人驾驶测试基地里,15名来自无人驾驶、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产业的学员,共同体验了为期5天的无人驾驶技术实训课程。

　　这个基地是全球为数不多面向个人线下开放的自动驾驶实训场所。“贵阳是一片探索创新的热土,对科技创新的包容度很高。”打造这一基地的翰凯斯公司创始人喻川介绍,政府免费提供的联合智造创客基地,汇聚了10多个跨学科创客团队,大家汇聚一堂碰撞智慧火花,携手设计开发创新产品。

　　绿色发展,产业选择是关键。曾几何时,贵阳还在依靠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2013年起,贵阳把大数据产业作为推动转型升级、增强创新能力的战略性选择,打响了一场抢占先机的“突围战”。

　　始建于1969年的中航工业永红散热器公司,是国内第一支铝制散热器制造商。2016年,一家有重要业务往来的汽车企业,发现其存在信息化严重缺失、产品质量不可追溯等问题,要求公司对生产管理进行全面整改,否则中断合作。

　　关键时刻,出手相救的是一支平均年龄仅为28岁的年轻团队。“我们接手改造时,车间还在用纸质表格调度生产,生产管理水平还停留在三线建设时期。”贵州航天云网公司总经理杨灵运,带着刚刚组建1年多的队伍,为永红散热器公司打造了一座数字化车间,使库房管理准确率提升90%以上、产品质量水平提升30%。3年时间,贵州航天云网已为上百家企业实施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企业平均生产效率提升三成以上。

　　“大数据的聚集、融通、应用,既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我们先行先试的突出特点。”贵阳市长陈晏表示,贵阳正依托大数据产业集聚发展,以千企改造、千企融合为抓手,推进大数据技术在各类场景的运用,推动实体经济向高端化、集约化、绿色化方向迈进。

　　近年来,贵阳紧扣打造“中国数谷”的目标,推进大数据战略行动。不仅吸引了一批世界知名企业落户,还培育了货车帮、朗玛信息、易鲸捷等本地优强企业。到2017年,贵阳大数据企业达到1200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817亿元。目前,全市拥有17.55万名大数据从业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贵漂”变为“贵定”。作为全球首个大数据主题博览会,一年一度的数博会塑造了一个技术交流、成果发布、商业合作、创新展示的独特平台,成为贵阳又一张闪耀全球的名片。

　　民生为本:市民收获满满的幸福感

　　漫步贵阳街头,绿水青山环绕间,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山体公园等举目皆是。300米见绿、500米见园,一步一景,城市里的湖光山色,映衬着贵阳老百姓满满的幸福感。

　　“眼瞅着水一天天变清,山一天天变绿,我的心情也一天天敞亮起来。”81岁的雷月琴是一名护水志愿者,34年间她走遍贵阳各大水源地,调查沿线的水质污染情况。在老人的手绘图本上,标注的工厂越来越少,污水处理厂越来越密集。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百姓富、生态美的新路上,贵阳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用心打造人与自然、城市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向市民交出一份“绿色答卷”。

　　位于白云区南部的泉湖公园,曾经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棚户区。违法建筑、破旧房屋和烂尾楼林立,废弃污水随意直排,生活垃圾乱堆乱放,岸边杂草丛生,湖水发黑发臭。

　　2016年,白云区重拳出击治理泉湖片区,对湖区湿地生态进行系统修复,还湖于民、还生态于民、还文化于民。不到一年时间,以前的“脏乱差”区域,摇身一变,成了一座美不胜收的生态公园。“水清了、岸绿了,连野鸭、白鹭等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都把这里当新家。”附近居民蒋庆华,再也不用忍受臭味和嘈杂,出门便是一派恬静秀丽的湖畔风光。目前,贵阳全市公园总数已超过700个,幸福的贵阳人正享受着生态宜居新生活。

　　贵阳大数据发展从风生水起转入落地生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贵阳利用大数据洞察民生需求,优化民生服务与社会治理,给老百姓带去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幸福感。

　　“不需专程跑趟办事大厅,有事在手机上基本就能搞定。”准备买房的贵阳市民吴松,在“筑民生”应用平台上,顺利查询到了自己的社保、公积金等信息。去年2月,贵阳市政府打造的“筑民生”平台上线,利用大数据互动手段,打通了44个部门、近300项数据接口,目前已整合近200项业务,市民足不出户,24小时可享受到户籍、就业、医疗等六大类便民服务。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在绿色发展的征途上,贵阳对标绿色发展的内在要求,打出了“一河百山千园”生态体系、“大数据民生”工程等接地气、聚人气的组合拳,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生活质量,让城市发展更有温度。

　　《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25日 09 版)

　　10月21日,星期天。浓浓秋意中,天津金融博物馆下午茶讲座迎来旺旺人气。门外,诞生近代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的解放北路,聚集了数百家金融机构。携百年底蕴走来,海河西岸这片著名金街,成为津门新兴文化地标。

　　像解放北路这样“既老又新”的地标,和平区还有不少。

　　百年风云看津门。海河西岸9.98平方公里的和平区,是天津市中心城区的核心区,是津门百年风云汇聚之地。“走进新时代,挖掘百年历史,助推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必须答好的考卷。”和平区区委书记陈绍旺说。

　　基础教育连续39年在天津领先,首批全国健康城市试点,“全国文明城区”五连冠……走过百年风云,历经40年改革开放洗礼,对今天的和平人来说,历史不是固定的盆景,而是身边的海河水,一直活泼泼向前。

　　重振百年商埠

　　这几天,天津劝业场天华景戏院正在上演天津首个民营京剧团刘荣升京剧团的连台本戏《西游记》,200个座位,场场座无虚席。

　　“1933年这里上演的是我外祖父陈俊卿编剧的戏,上世纪60年代我父亲刘麟童在这里演出,现在轮到我登台,这百年的文脉没有断!”刘荣升感慨。

　　“不到劝业场,枉来天津卫”。天津劝业场落成于1928年12月,既是商场,又是大型娱乐场所,设有“八大天”即天宫影院、天华景戏院、天乐戏院、天升戏院等,一时间轰动津门。天津劝业场副总经理陈岩介绍,90年过去,劝业场秉承“劝吾胞兴,业精于勤,商务发达,场益增新”的经营宗旨,弘扬老字号,重现“八大天”,还将新建近代商业博物馆,以全新的文化内涵和旅游体验吸引更多游客和消费者。

　　在天津,包括劝业场在内的中华老字号,有1/3坐落于和平区。挖掘百年底蕴,续写商业繁华,现代服务业相继诞生,传统服务业不断提升。走进国内最长、天津历史最悠久的商业街滨江道,百年老店与现代商业航母齐头并进,大型商厦与特色小店比邻而居。如今,和平区拥有1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商业设施30余座,其中3座高端卖场年销售额超10亿元。

　　2017年,和平区经济总量位居天津市内六区首位。2018年,和平区预计实现单位面积生产总值90.78亿元/平方公里,比肩北京西城区。

　　做大“五高产业”

　　睦南道111号,一栋小洋楼,灰砖坡顶,绿树掩映。这里是天津物产九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所在地。“别看这座小楼,建筑面积700平方米,去年税收已近亿元。”五大道地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王业明介绍。

　　近年来,和平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着力点,集聚高质金融、高端商务、高档商业、高新科技、高雅文旅“五高产业”,以“五高产业”为主的服务业占GDP比重已达97%以上。

　　“发挥项目建设的龙头作用,近年来,和平区年均建成10万平方米城市综合体,有效提升了城区载体功能,也为高质量发展蓄足后劲。”和平区区长陈春江说。

　　目前,和平区有商务楼宇116座,入驻企业6900余家。2017年,和平区税收超亿元楼宇达35座。

　　漫步解放北路,高大的法国梧桐掩映着哥特式、罗马式、日耳曼式各色建筑。这里是中国票号汇兑和股票证券发祥地,曾经是影响全国乃至亚洲的“东方华尔街”。

　　重拾历史辉煌,“金融和平”日益叫响。目前,和平区共有各类金融机构660余家,2008年至2017年,全区金融业增加值由41.45亿元升至354.65亿元。

　　打造环境需要重拾历史,优化环境更待深化改革。“和平二十条”惠商举措、“马上就办”工作机制、信用承诺审批制、商事登记便利化……下大力气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和平区行政许可事项减少至88项。

　　前不久,兴业银行天津分行正式落户和平区。“除了金融产业聚集,亲商重商的浓郁氛围是我们选择这里的重要原因。”兴业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康鹏说。

　　发力全域旅游

　　“凝固的艺术,历史的诗篇,不出国门就可以在这里一览万国建筑。”76岁的张振东,退休后在国家4A级景区天津五大道文化旅游区当起了导游志愿者,为各地游客介绍他心中的五大道。

　　五大道是指和平区内纵横23条道路的一片小洋楼,核心区域1.28平方公里。这里数百座中外名人故居修旧如旧,一砖一瓦记叙百年风云。

　　2017年8月,第十三届全运会火炬传递在五大道中心的民园广场起跑。民园广场前身是始建于1920年的民园体育场,74岁的金彭育在五大道住了一辈子,清楚记得小时候在这里看球赛的情景。

　　2014年改造提升的民园广场,建筑面积从2.2万平方米增加到7.2万平方米,铺设400米塑胶跑道,建成下沉式露天广场,增加文博、旅游、健身、特色餐饮、跨境电商等新功能,成为人气超旺的“城市会客厅”。每天清晨和黄昏,金彭育都会到民园走上几圈。茵茵绿草映着罗马柱长廊,游乐嬉戏的孩童、闲庭信步的老人各得其所。每逢周末,这里还有各种演出,百年民园真成了民之乐园。

　　乘马车行走百年街道,看绿植攀过沿街篱笆。今年“十一”黄金周,五大道共接待游客32万余人次,旅游综合收入2000余万元。

　　和平区还在天津市率先实行立体绿化建设,完成月季主题的睦南公园、海棠主题的复兴公园等多座公园的提升改造,新增夜景灯光、喷灌系统、水景艺术,精于品、美于形。

　　步步有景观,处处有故事。全域旅游正成为和平区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

　　全域旅游,文化是魂。100多处各类文化设施全面完善,和平文化艺术中心、和平非遗展览馆等文化地标相继落成,“和平杯”京剧票友邀请赛、津湾之夜文化惠民演出等品牌活动持续开展,和平区成为全国首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全域旅游,民风是根。从1988年朝阳里社区13名居民自发组织为民服务小组,到如今注册志愿者人数达到8.5万,每4个和平区居民中,就有一名志愿者。“全国文明城区”称号,和平区实现“五连冠”。

　　怀抱百年底蕴,书写时代传奇。伴着汩汩海河水,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和平正大步朝前。

　　《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28日 01 版)

　　每次走进延安,都会被葱茏的林海震撼。登高四望,陕北大地草木茁发,绿意盎然。

　　二十载坚守,岁月见证传奇——1999年,延安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在黄土高原上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绿色革命”。二十载荒坡植绿,延安植被覆盖率由46%跃升至81.3%。

　　时空流转,如今的林海不但扮靓了山野,更点亮了老区人民的希望之光。

　　拓视野:山王河的“全球行”

　　十月的安塞,秋意正浓。砖窑湾镇山王河村,梁峁上的山林被晨曦染得金黄。

　　62岁的村民张征起个大早,踩着草叶上的露珠,扛铁锨上了后山。翻过几道深沟,老马山牧场映入眼帘。

　　“这2600亩林地,主要是刺槐、山杏、山桃。”顺着老张手指的方向,只见火红的山杏叶穿透薄雾,缀满对岸起伏的山峦。

　　每天望望林海,老张心里就很踏实。这一望,便是20年。

　　“春种一面坡、秋收一袋粮”,漫天风沙肆虐荒山,曾是山王河村的黄色哀愁。村民散牧的山羊,“嘴是一把剪,蹄是四把铲”,刚探出脑袋的草芽,也被啃得精光。

　　“1999年,老马山虽然叫牧场,其实是荒山。”当时的老张从村头喇叭里,第一次听到“退耕还林”这个词;村里的养羊大户,想不通封山禁牧的政策,在村干部家吵红了脸:“种粮,人都不够吃。种草,羊能够吃?”

　　绝地求生,何以突围?老张和儿子张军明商量,承包了村里条件最恶劣的2600亩荒山,先后植树30万株。榜样是最好的动员令,村民也挥舞起绿色画笔,逐渐染绿了全村2万余亩退耕地。

　　廿载风雨路,荒山终成林。如今的山王河,房前屋后满眼苍翠。站在村巷眺望山坡,金黄色野菊花、淡紫色雏菊瓣、橙红色杜梨叶,将蜿蜒山径涂抹得五彩缤纷。从山野走入村庄,进而走近百姓,绿色的脚步更显温情。

　　退耕还林后,村民拿到国家补贴,种树疑虑渐消。挣脱了黄土地的束缚,村里腰鼓队也忙活起来,在新时代重焕生机。

　　“小时候逢年过节,腰鼓队踩着黄土,挨家挨户拜年。娃娃们小脸冻得通红,最爱凑上前看热闹。”曾和父亲一起植树的张军明,如今已成为村支部书记,“20年岁月流转,在山坡舞动的安塞腰鼓,已作别漫天沙尘的时代印记。”

　　近几年,村里退耕后的富余劳力,开始排练表演“黄土风”腰鼓。“我这辈子也终于走出陕北,在北京、香港都表演过。”曾在村干部家发脾气的养羊户刘老叔,如今喜上眉梢。前不久,腰鼓队还跨越重洋,受邀至秘鲁、新西兰演出。

　　“20年退耕还林,改变的不止山水。”延安市退耕办主任仝小林感慨,“万千百姓正迈出大山,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探索全新维度的生活。”

　　鼓腰包:养蜂人的“致富经”

　　从卫星遥感图上看,在延安37037平方公里土地上,绿色已成为主色调,与黄龙山、子午岭、三北防护林融为一体,镶嵌在黄土高原腹地。

　　延安手握的绿色牌,意义几何?陕北养蜂人最有感触。

　　走进宝塔区枣园镇温家沟村,村民姬建林养的400箱中蜂,嘤嘤嗡嗡地飞舞在延河两岸。伴着清晨第一缕阳光,姬建林打开蜂箱,小心翼翼地放入蜜脾,“秋天花源少,要给蜂儿补糖呢。”

　　每年10月,是姬建林少有的故乡时光。养蜂人一年到头,带着蜜蜂赶蜜源,跟随花期辗转天南海北。

　　“每年12月到来年3月,我们把蜂箱装上车,赶往云南、四川,那边油菜花开得正好。4月就去湖北、河南,苹果花进入旺季。”姬建林掰着指头开始算,“6、7月是东北的椴树花,8、9月是内蒙古的荞麦花与向日葵。10月回乡修整,入冬再次出发。”

　　“那5月呢?”

　　“是俺们陕北的洋槐花!”姬建林挺直了身子,“全国各地的蜂友,都来延安‘赶槐花’,直夸这里花期长、质量好。倍儿有面子!”

　　姬建林的骄傲,实至名归。放眼今日延安,刺槐漫山遍野。每逢5月槐花飘香,仅温家沟村所处的川道,便有500多辆蜂车从天南海北汇聚而来安营扎寨。岁月流转,昔日萧索的黄土坡,竟变为养蜂人的蜜源地。

　　一只蜜蜂在空中盘旋,轻轻歇在姬建林肩头。腿上两颗米粒大的金色花粉,颇为惹眼。姬建林也不驱赶,对记者笑言,“每年5月,这些小家伙产3吨洋槐蜜,能卖6万元。”致富的姬建林,并非孤例。据统计,目前延安养蜂人近2000户,蜂箱4万余箱,蜂蜜年产量超过47万斤。

　　要山坡的“被子”,还是农民的“票子”?这一争论在退耕20年间曾反复出现。如今,除了养蜂产业,延安还大力推广核桃、红枣、花椒等经济林。截至2017年,延安林果面积达676万亩,年产值超百亿元;农民人均收入也由1998年的1356元,提高到2017年的11498元。

　　“被子”与“票子”,并非“零和游戏”。老区百姓正在二者共赢间,拥抱大自然的馈赠与善意。

　　争朝夕:夫妻档的“土地情”

　　退耕还林,并非朝夕之功。就像年轮要一圈圈叠加,漫山遍野的林木,也浸透着岁月的印痕。

　　来到子长县李家岔镇,“退耕夫妻档”张军和郭红艳正在山坡检查苗木补种。登记完毕,二人手脚并用,豁开半人高的黄蒿,利落地爬下陡峭的山丘。

　　“身为退耕技术员,穿行各类羊肠小径,是必须习练的本领。”夫妻俩麻利地摘掉了沾满裤脚的苍耳。

　　子长二十载沧桑巨变,夫妻俩是见证人,更是践行者。

　　1999年,张军和郭红艳从林校刚毕业,便成为“驻村技术员”;测量地块、指导栽植、验收苗木,和退耕农户并肩作战。荒山离家远,大伙儿早晨出门前,煮俩鸡蛋揣兜里,日落西山才回家吃饭。

　　“延安百姓荒坡植绿,汗水洒遍每道川梁沟峁。”回忆当年,郭红艳感慨不已,“有时正栽幼苗,沙尘来袭,遮天蔽日。但所有农户不曾退却,坚信这漫山绿芽,终将从黄土地里蓬勃而出。”

　　迎难而上、向天而歌,终获大自然报偿。如今登高俯瞰,子长县115万亩退耕土地,已化身森林的海洋。

　　“今天的老区少年,从未见过沙尘暴的模样。”子长县退耕办主任惠仲弘深情满满,“这抹绿色背后,是全县近4万农户和上百名退耕技术员的默默坚守。他们在嘶吼的风沙里,尽情挥洒热血与青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延安退耕还林二十载,是对这一理念的生动诠释与伟大践行。”延安市林业局局长付天平动情地说,“这座金山银山,是‘腰鼓迈出国门’的视野、是‘蜂友汇聚陕北’的自豪,更是老区百姓磨砺出的坚韧与奉献。这些精神宝藏,将滋养延安砥砺前行。”

　　《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26日 09 版)

　　近两年,海口人兴起了在朋友圈“晒绿”。而海口的绿,最浓最广是湿地。地处海南岛北部,北濒琼州海峡,自古有“水城”之称的海口,湿地面积29093.09公顷,湿地率达12.7%。

　　10月22日,《国际湿地公约》第十三届缔约方大会在阿联酋迪拜举行。海口市进入第一批国际湿地城市候选名单。“海南的生态环境只能变好不能变差。”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反复要求。

　　湿地镶在城中,绿色映照好生活

　　美舍河纵贯海口南北,全长23.8公里,流域面积50.16平方公里,被称为海口的“母亲河”。由于受到污染,一度因为河道气味难闻而无人驻足。

　　2016年底,海口市全面启动美舍河综合治理工程,综合考虑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要素,采用“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的治理路径。特别是在美舍河流域凤翔段3.5万平方米的建筑垃圾堆弃场之上,利用原地形落差建设成了八级净水梯田人工湿地,约1.4万平方米。该湿地融合了10余项中国科学院水处理专利技术。

　　2017年8月,美舍河获批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同年底获原国家林业局批准开展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工作。

　　海南生态环境好不等于生态环保工作可以止步,生态文明建设永远在路上。海南省省长沈晓明说,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海南的“金饭碗”,要像珍惜生命一样保护好它。

　　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湿地管理司的指导下,“进行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生态修复”成为海口黑臭水体修复的主要思路:摒弃过去人工化、“三面光”的河道硬化渠化治理方式,综合考虑各种生态要素,岸上严格控源截污、河道种草水生态修复、拆除原混凝土岸线补种红树林,提升河流生态系统的功能。依此方法,全市32条水体告别黑臭。

　　2016年底,海口市湿地保护修复总体规划(2017—2025年)编制;2017年10月,海口市成为全国首批“湾长制”试点,并率先将“河长制”与“湾长制”结合,实现“河湾同治”。海口市湿地保护管理中心主任陈松介绍,2018年,五源河经过生态修复变成滨海湿地,潭丰洋从土地平整硬化项目变成湖泊湿地,凤翔公园八级人工湿地梯田日均处理污水尾水数千吨。目前,海口市森林覆盖率达38.4%,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42.7%。

　　“湿地多了好了,各种鸟类和水菜花、水蕨等植物也多了,红树林就长在步道脚边。”常在美舍河边散步的海口市民王少伟说。今年初,联合国湿地公约组织秘书长玛莎罗杰斯乌瑞格来海口考察时表示,海口湿地保护与修复的实践,对其他国家城市的生态修复有借鉴作用。

　　树立生态理念,人人都是巡护员

　　开学第一课,海口市丁村小学和五源河学校的孩子们来到凤翔湿地公园和五源河湿地公园。在这里,城里的孩子认识了荔枝树、龙眼树、菠萝蜜树,明白了纸莎草、美人蕉、睡莲分别有什么样的净污效果。

　　湿地摄影比赛、中小学征文比赛、青少年湿地演讲比赛……在学校开展的各项活动中,学生们了解自然;拍摄微电影、纪录片、制作绘本、创建“湿地学校”……在各项实践活动中,学生们更加热爱自然。

　　2014年,海口湿地保护志愿服务活动开始起步。2017年,海口市相关文件出台,对湿地保护志愿服务活动提出明确要求,并在市级层面制定了湿地保护志愿者制度。目前,已有海口市志愿服务联合会、海口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和海南观鸟会等50余家公益组织,志愿者从不足1000名增加到9000名。2017年以来,共举办各类湿地保护志愿服务活动上百次,参加人数上万人次。

　　周末之夜,“松鼠学堂”活动开始了。“这棵是红海榄吗?”“这是变色树蜥吗?”学堂的春香姐姐耐心地回答着孩子们的问题。这家2014年成立的湿地保护公益组织,专注于自然教育推广和自然生态保育,至今已经举办了近百场湿地公益讲座和数十次湿地生态之旅,深受家长和孩子的喜爱。他们还邀请北京动植物专家等对人员进行培训,培养了一批湿地导览员。

　　在基层,湿地保护的理念同样深入人心。从东西湖到沙坡水库,百姓“河长”的日常巡查不仅有效劝阻了市民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更宣传了环保理念;从昌旺溪到三十六曲溪,镇、村干部不遗余力地宣传建设湿地保护小区、湿地公园的好处,号召村民自觉保护环境,抵制电鱼、猎鸟等不良行为,取得了良好效果……

　　全城湿地热情高涨。政府对湿地“只增不减”更是责无旁贷。“未来3年将陆续建设4个国家级、3个省级湿地公园,打造45个湿地保护小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江东新区建设也将实现湿地入城。”海口市副市长文斌说。

　　生态保护落实责任是关键。海口市组建了“湿地保护专家委员会”,建立起市级湿地保护组织管理体系,并将湿地面积、湿地保护率等指标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考核,对保护不力者予以追责。2017年,海口市、区两级有10余名干部因红树林和滨海湿地工作责任落实不力被问责。

　　做好综合利用,湿地产业能生金

　　“村官改选我卸任了,找了一份新工作。”大学生村官周缘说。

　　在海口的湿地保护志愿者中,不到30岁的周缘小有名气。在海口市龙华区仁里村,他是被大伙儿选出来的大学生村官。村里搞美丽乡村建设,他开展生态调查,提出对潭丰洋湿地进行生态修复。

　　而现在,周缘的新名片是海南畅达相易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从事的依然是与湿地相关的湿地经济植物种植。水芹净化氨氮,亩产可达1.4万元;水菜花是很好的蜜源;蚯蚓养殖改善土壤,蚯蚓土市场价格为2000元一吨。这些生态公共产品,同时也是田间的生态经济作物,推广开来,既降低了湿地的维护成本,又能让农民获益。

　　周缘的新工作在龙泉镇新联村委会雅咏村。走进村子,迎头碰上村民庄才宏,大家都对周缘的合作社有所了解。“村里有的把地租给他们,帮他们种植;有的加入合作社,把地租给他们,再务工。不仅赚了钱,更长了见识。”庄才宏说,虽然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但湿地是什么却没有概念,“被这几个娃娃一搞,原来湿地还有这么多变钱的名堂,真要好好保护。”

　　龙华区龙泉镇涵泳村的千亩荷塘,为当地村民增加收入超过1500万元;琼山区凤翔街道新潭村,每逢初夏时节,潭面上开满荷花,吸引两三万名游客前去观光;秀英区永兴镇的“冯塘绿园”,每年给每户村民带来两万多元收入;美兰区演丰镇依托红树林湿地开展民宿体验,年接待游客达20余万人次。

　　蓝绿满城、绿沁于心的背后,是践行新发展理念。良好的生态环境提升了海口的吸引力,让海口成为国内外大企业发展布局的重要选择。2017年,全市共引进招商项目141个,协议投资近1800亿元;全市接待游客2428万人次,增长11.1%;美兰机场旅客吞吐量达2258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24日 04 版)

　　“桂林山水甲天下”，秀美山水是桂林的名片。

　　如何在保护生态的同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桂林在实践中交出答卷：贯彻践行新发展理念，以保护漓江为核心，改善生态、发展经济、惠及民生，让自然与社会同进步。

　　如今的桂林，正以可持续发展的生动实践，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

　　以生态保护为根本，让漓江焕发出“青春态”

　　“我家三代都靠撑船为生，我14岁来到这里开住家船。”在七星区訾洲公园旁，今年30岁的赵祖进回忆说，“当时靠打鱼和撑船维持温饱，住在船上，环境恶劣，涨洪水时，根本不敢睡觉。”

　　2016年，赵祖进一家三口被转移安置，搬上岸住进了70平方米的房子，他获得15万元安置补助，现在正准备到漓江保护区外与人合开养殖场。细雨蒙蒙，望着清澈的漓江，赵祖进说：“以前这里的水很脏，自己都不想看，我们搬走后，水起码清了10倍！”

　　漓江城市段住家船历史悠久，部分渔民以船为家，吃喝拉撒都在船上，生活污水直排漓江。2016年，桂林市启动漓江城市段住家船整治工作，投入2632万元，112户住家船渔民被妥善安置，告别风雨飘摇的船上生活，漓江水质和景观环境得到有效保护。

　　“漓江是桂林核心中的核心，竞争力中的竞争力。”桂林市委书记赵乐秦说，保护漓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3—2025年）》相继出台、漓江风景名胜区工委管委会成立、漓江综合执法和长效保洁等制度改革启动实施、漓江综合治理与生态保护工程持续重点推进……

　　桂林山水甲天下，漓江保护天下甲。近年来，桂林先后投入近70亿元，全面整治漓江城市段7条溪河、46个片区，并向市区周边及漓江支流推进，遏制污水直排漓江现象，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超过99%。

　　截污还需控源。桂林建立漓江游船环保准入标准，对漓江游船进行全面提档升级，不达标的全部退出，108艘游船全部实行星级管理；拆除所有市区沿岸及洲岛鱼餐馆违规搭建；漓江城市干流及上游水库全面禁止网箱养鱼，沿岸养殖场全部迁移。

　　今年2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桂林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成为中国首批获批的三座城市之一。“保护漓江，就是桂林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桂林市市长秦春成说。

　　百里漓江，百里画廊。作为风景名胜区的漓江，2017年接待境外游客量达到249万人次。作为桂林市饮用水水源地的漓江，多年来水质达标率为100%，所有国家考核水流断面水质均达到地表水Ⅱ类标准；漓江流域森林覆盖率达到80.46%、城市绿化覆盖率为40.07%、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1.68平方米。

　　以融合发展为引领，创生态文化旅游“优势股”

　　“今年国庆，我们家的房间全被提前预订了，收入比平常翻了一番。”漓江冠岩景区公园旁，民宿“漓江缘”老板宾琴笑容满面……

　　接待国内外游客238.36万人次，同比增长18.93%；实现旅游消费28.07亿元，同比增长20.47%。这是桂林在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的亮眼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桂林一本蓝图绘到底，在旅游综合改革、旅游业态创新等方面领全国之先，成为现代旅游业的典范。201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了《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发展规划纲要》，国际旅游胜地建设成为桂林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

　　保护和开发漓江、象鼻山、阳朔等传统景点，建立漓东百里生态示范带，摄影胜地龙脊梯田创建5A级景区，建设山水风光体验之旅等旅游精品线路……依托秀美山水，桂林的生态旅游路越走越宽。

　　“在桂林，只讲生态不全面，还要看桂林的历史文化。”赵乐秦说，桂林是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守好生态“生命线”的同时，还要“寻找文化的力量、挖掘文化的价值”，把历史文化中的“散珠碎玉”串起来，做好生态、文化、旅游相融的文章。

　　漓江之滨，古香古色的逍遥楼傲然耸立。登楼临风，近观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所书“逍遥楼”碑刻，远眺“桂林老八景”，山水桂林更添文化之美。靖江王府、正阳东西巷、逍遥楼及周边街区等组成一个1平方公里的历史文化旅游休闲街区，每日游客如织，成为桂林文化旅游新地标。

　　《印象刘三姐》是全国首个、全球最大的“山水实景演出”，自2004年公演以来，广受欢迎。今年，来桂林的游客可观看体验的文化项目又多了一个——大型歌舞《桂林千古情》，每场演出座无虚席。

　　刚刚看完《桂林千古情》，游客廖先生意犹未尽：“我们用了两个晚上，分别看《印象刘三姐》和《桂林千古情》，从不同侧面展现桂林，都很震撼，值得看！”

　　“生态是底色，文化是特色，融合是路径。”桂林市委政研室主任龚明聪说，桂林正加快实现从旅游目的地向国际旅游胜地转变。截至2017年底，桂林全市A级景区达63家。2017年全市旅游接待人数突破8000多万人次；今年1至8月已接待游客6800多万人次。

　　以产城互动为着力点，强可持续发展“动力源”

　　桂林城区建筑限制高度，可使用面积和容积率较低，城区内一度出现风景名胜、党政机关、工厂企业、市民住宅区、游览区混杂的情况，人口拥挤、交通阻塞，产业难以壮大，漓江的负荷在不断加重……

　　环境限制和土地紧张，犹如两只大手，扯住桂林发展的后腿。怎么办？“保护漓江，发展临桂，再造一个新桂林”的决策应运而生。

　　桂林市民小王搬进临桂新区的新房已有一年多时间，“新区交通通畅，教育、医疗、公园等一系列公共服务配套设施都已比较完善，晚上小区灯火明亮，人气越来越旺。”

　　2009年，临桂新区创业大厦等重大项目集中开工；2014年7月，桂林市委、市政府机关正式入驻临桂新区；2016年，市直44个具有行政审批功能和服务的部门全部进驻……一座现代化生态宜居新城正在崛起！与此同时，老城疏解提升取得显著成效，漓江两岸生态环境改善，城市品位发生历史性变化。

　　2013年7月，桂林启动实施建设新型城镇化示范乡镇，总投资约130亿元，分4个批次在所辖17个县区打造60个新型城镇化示范乡镇；截至目前已建成三批共44个示范乡镇，城乡一体、产城互动的桂林城乡发展新格局初步形成。

　　漓江东岸，雁山区草坪回族乡是休闲旅游主题小镇。“原来我们草坪通往外界只有唯一的一条水路，坐木船要一个小时才能到达竹江码头。”草坪村村民赵小发说，这几年草坪变化特别大，路、水、电、网络都通了，来旅游的人一年比一年多。

　　2016年3月，规划面积为142.7平方公里的桂林经开区正式挂牌成立。2017年7月，经开区举办“桂林华为合作区招商大会”，整体招商以龙头企业为带动的产业集群，签订10个协议项目，投资总额31.64亿元，促成华谊智测、巴斯波、孚瑞达等一批项目签约入驻园区。目前，除华为以外，比亚迪、中兴等一批中国500强企业纷纷入驻经开区。

　　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桂林立足生态、旅游、文化优势，加快推进产业融合升级，地区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11.22亿元跃升至2017年的2045.18亿元，增长了182倍。秦春成感叹道：“桂林其实也是一座产业之城，正是产业和山水相得益彰，才让桂林更有魅力。”

　　在湖南长沙刚刚生活了两个月的黄华,幸福感简直要“爆棚”。

　　不久前,她克服重重困难,做通丈夫的思想工作,离开自己读书工作了10年的地方,举家迁回老家长沙。住着140平方米的大房子,孩子的幼儿园就在家门口,周末一个半小时车程回老家和父母团聚,不时和同学老友登上岳麓山聚会……

　　幸福,正是长沙这座“山水洲城”的一张温馨名片。

　　岳麓山巍然,湘江水流深,橘子洲伫立——怎样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为点点滴滴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长沙的城市发展落实处处见‘人’的理念,为百姓建设幸福家园,市委和市政府不遗余力,初心不改,砥砺前行。”长沙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矢志不移“强身健体”,铺就幸福基石

　　翻开1978年以来全国31个重点城市经济增长情况列表,从增幅来看,长沙市以12.9%的年均增速位居第二。更令人振奋的是,2017年长沙经济总量赶超多个省会城市,迈过万亿元大关,一跃成为中部崛起的重要一极。

　　不沿边、不靠海,没有优越的地理条件,长沙靠什么“逆袭”?

　　今年建区30周年的长沙高新区,或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观察窗口。30年风雨兼程,筚路蓝缕,从曾经的弹丸之地到规划面积达140平方公里,从首批30余家入园企业到集合六大主导产业2.8万家企业,从两万元开办费起家到“一区四园”营业总收入突破5500亿元,长沙高新区在全国168个国家级高新区中综合排名第十三位。“从1988年国务院批准设立长沙科技开发试验区起笔,从环境、创新、人才等方面发力,始终紧盯产业项目,聚焦实体经济,不松劲、不散光,艰苦奋斗,才有了今天的成绩单。”高新区负责人坦言。

　　岂止一个长沙高新区,再看一个产业。早在上个世纪末,长沙就开始布局装备制造业,吹响工业兴市的号角。1992年9月28日,时任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副院长詹纯新带领7名科技人员,借款50万元组建中联建设机械产业公司,开始探索科研院所市场化、产业化之路。“从第一台泵到今天完备的产品体系,从卖技术和图纸到今天制定国家标准、国际标准,从初出国门到今天‘两横两纵’的全球化格局,中联重科始终不忘制造初心。”詹纯新说。

　　一旦瞄准装备制造业,尽管经历了产业的沉浮,长沙并没有放弃,而是集中全力扶植,蓄势待发。直至今天,工程机械行业成为长沙首个问鼎千亿的产业集群。与此同时,40年来食品、材料、汽车、文化创意等千亿元产业异军突起,长沙的产业格局从“一枝独秀”向多点支撑演进。

　　40年来,长沙经济一方面坚持“产业至上”,另一方面坚持摆脱土地财政依赖症。数据显示,长沙地方财政收入盘子中,土地出让收入占比极小,房价收入比在全国35个主要城市中最小。正因如此,这里成为全国房价洼地。不久前,长沙贯彻落实党中央和湖南省委的部署,打响了一场反炒房攻坚战,及时为房地产市场降温,还百姓一个宜居环境。

　　工业成就财富,产业改变长沙。40年来,长沙矢志不移“强身健体”,给百姓幸福生活铺就坚实基石。

　　一心一意“微建设”,铸造幸福品质

　　“五一大道走到底!”40年前,如果你在长沙街头询问长沙火车站怎么走,得到的一定是这个答案。答案的背后,意味着当年长沙交通的单一。

　　40年过去,全国首条中低速磁悬浮线路投入运营,长株潭城际铁路开通运行,一条条地铁相继开通……长沙先后迈入“磁浮时代”“城铁时代”“地铁时代”。

　　更令长沙人引以为豪的是,作为中部城市,长沙收获了高铁时代的大红利——京广、沪昆两条高铁“黄金大命脉”,在长沙十字交叉。加上其他正在推进的高铁网络,长沙一跃成为交通枢纽,未来的发展空间巨大。

　　40年来,长沙紧跟改革开放的步伐,城市格局迎来大建设大发展。对于有着“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精神的长沙人而言,以人为本的“微建设”更是凝心聚力,不可或缺。在长沙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看来,应民之所想,解民之所急,坚持问题导向,加快推进解决人们身边问题的“微建设”,才能让长沙环境更加宜居,让市民生活更有品质。

　　雨花区井湾子街道井巷社区建于上世纪60年代,这个被3家危化工厂包围的老旧开放式社区,如今已实现完美蝶变。化工厂全部取缔,拆除违章建筑4万余平方米,老旧破败筒子楼换了新装,小区门口新建两处社区公园和一处阅览室……社区“面子”焕发新颜,“里子”亦有大提升,下水道堵塞、用水难等问题迎刃而解,各项服务完备起来。

　　井巷社区的变身,得益于近年来长沙针对老旧社区的提质提档行动。据统计,仅2017年,长沙就投入近45亿元,用于数百个老旧社区改造。预计到今年底,全市所有社区将实现“幸福升级”。

　　今年4月,长沙市政府出台“一圈两场三道”建设两年行动计划,即打造居民15分钟生活圈,完善停车场、农贸市场建设,推进人行道、自行车道、历史文化步道建设。

　　几天前,芙蓉区朝阳农贸市场修葺一新,正式开张。宽敞明亮的市场,干净整齐的摊位,行车顺畅的车道,市民纷纷点赞。芙蓉区计划两年内建设停车场25个,新(改)建农贸市场15处,打造19个以街道为基础的15分钟生活圈,“圈”出辖区居民的幸福生活。

　　今后,从家里出发,步行15分钟左右,即可到达附近的幼儿园、卫生服务站、养老服务站、社区公园。人行道将更通畅,自行车道交通系统会更完善,停车难、买菜不方便将成为历史……一幅充满人情味的生活图景,正在长沙徐徐展开。

　　聚精会神文化强市,升级幸福内涵

　　“周末和朋友一起去岳麓书院,临橘子洲头,我的生活也有诗和远方了!”黄华笑说。拥抱“诗和远方”,是长沙40年来不断谋求经济硬实力提升这枚硬币的另一面。

　　从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到马王堆汉墓,从三国孙吴简牍到铜官窑,一批历史文化遗产,让长沙穿越3000年历史风雨,在我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录上熠熠生辉。伴随改革开放40年进程,长沙更深知,只有下定决心、持之以恒地在文化惠民、文化乐民、文化育民上下功夫,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才来得真切。

　　湘江和浏阳河交汇之处,独享两边江景,可谓寸土寸金。过去10年,“三馆一厅”(长沙博物馆、图书馆、规划展示馆、音乐厅)在这里拔地而起,成为长沙市民以及外地游客必去的“打卡”之地。

　　长沙市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回忆说,这些大型文化场馆建设之初,曾担心人气不足,如今看来是杞人忧天,图书馆、博物馆、艺术剧院和音乐厅门前都是车水马龙,“市委和市政府的用心,精准把住了人们对文化需求的脉。”

　　决心和用心,让这里成为文化沃土——“电视湘军”“出版湘军”“演艺湘军”“群文湘军”等一个个文化品牌享誉全国。2017年长沙获评世界“媒体艺术之都”,这是继2016年荣膺“东亚文化之都”称号后,长沙又一张重量级的国际文化名片。

　　橘子洲景区的故事,可以读懂长沙市的决心。两年前,原国家旅游局撤销长沙市橘子洲旅游区5A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直指景区的管理漏洞、工作短板、服务欠缺。长沙市委和市政府痛定思痛,针对问题,雷厉风行立行立改,按更高标准提质建设。只用了14个月时间,橘子洲景区重返5A景区。

　　湘江以西,岳麓山下,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3所高校所在的区域,叫后湖,过去是违章林立、污染遍地的城中村。历经3年时间改造,这里正变成一个令人期待的无边界艺术园区。

　　“园区招商形势喜人,一天能接待八九批前来考察的文化企业。”后湖片区综合整治征拆建设指挥部负责人说,过不了多久,人们可以在这里进行原创艺术创作交易、探寻湖湘文化、艺术休闲等各种文化体验。后湖国际艺术园、马栏山视频文化创意产业园等一批文化产业园区的强势崛起,澎湃着长沙的经济新动能。

　　《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22日 04 版)

　　10月15日,第124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幕,约2.5万家境内外企业参展。创办于1957年的广交会,61年来累计出口成交额约1.32万亿美元。

　　被誉为“中国第一展”的广交会,于新中国而言,是打开通向世界大门,与各国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对外贸易的时代窗口;于广州而言,则是这座千年商都重新迈步,开启一段开放发展伟大历程的标志。

　　“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州始终把自身放到国家开放大局中确立发展定位、谋划战略举措,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促合作、促共享。”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表示,广州40年来取得的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一个生动缩影。

　　激活开放基因刷新城市发展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一扇扇大门渐次打开,全球资本、技术、人才涌向广州,重新激活了这座千年商都的开放基因。

　　从1979年开创酒店业引进外资先河,到1986年拟订全国最早的开发区条例,再到2012年和2014年先后获批南沙国家级新区和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在我国开放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广州的探索实践始终走在全国前列。

　　“过去不少人对广州的了解仅限于它是中国重要的商贸和制造业城市,如今很多以色列企业有了全新认识,看到了广州对外开放的新高度。”广州驻特拉维夫创新办事处首席执行官黎雅姿说。

　　去年4月,广州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和美国硅谷、波士顿设立首批海外办事处,与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和地区建立科技创新、人才交流、技术引进等双向交流合作机制,促进与全球创新资源的高效对接。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广州市市长温国辉介绍,开放领域从单纯的货物贸易扩展到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并重;开放方式从引进来为主拓展到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合作层次从产业链条低附加值环节扩展到高附加值环节;合作模式从“三来一补、前店后厂”扩展到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

　　2017年广州高新技术产品出口993.2亿元,占全市出口总值的17.1%,电子商务、市场采购、保税物流、邮轮经济等贸易新业态迅猛发展,外贸转型升级加速。出口商品已实现从最初的土特产品、中低档工业品为主转向轻纺、机电产品为主,再到高新技术产品快速增长的转变。

　　“走出去”更加积极主动。广州企业投资遍布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44家企业在海外从事研发业务并设立研发中心。

　　高水平开放不断刷新城市发展。2017年,《财富》全球论坛在广州举办,吸引苹果、爱立信、沃尔玛等跨国巨头赴会,参会世界500强企业数量突破历年之最。广州港货物吞吐量、集装箱量列全球沿海港口第五、第七位;白云国际机场2017年旅客吞吐量达6584万人次、航线覆盖全球220个航点,居国内第三。

　　提升政府服务营造良好环境

　　今年5月,全球光学巨头德国卡尔蔡司第五家工厂再次落户广州开发区。

　　“每次大家都说,不要把所有鸡蛋放进一个篮子。但讨论来讨论去,结果5个‘鸡蛋’都在这里。”在卡尔蔡司光学集团中国区总裁彭伟看来,广州就是一个“保险柜”。

　　良好的发展环境是对外开放的基础条件。从改革开放初期率先进行价格闯关,推进流通体制改革开始,广州就想他人所不敢想,做他人所不敢做,破除旧的思想观念,倡导商品经济理念,曾经诞生了容志仁、高德良等中国第一代个体户,是全国最早重视发展民营经济的地区之一。

　　近年来,广州开展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三年行动,出台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等20项重点措施,打造全球企业投资首选地和最佳发展地。

　　按照“非禁止即可行”原则,广州推动市场准入从以正面清单为主向以负面清单为主转型,最大限度将“剩余决定权”赋予市场主体;根据“非许可不可为”原则,规范政府审批权责和标准,用政府权力减法换取市场活力乘法。经过新一轮行政审批改革,广州的政府审批事项从2700多项减少到191项,精简率超90%。

　　广州刀刃向内自我革命,政府加速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2015年,广州开发区成立广东省首个行政审批局,创新开展并联审批、信任审批,建设行政审批“高速公路”,打造“流程最优、材料最简、时间最短、成本最低”的审批样板。设立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全国第一家自贸区法院和国际航运仲裁院,率先构建起最严格有效的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

　　梧高凤必至,花香蝶自来。截至目前,广州吸引了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前来投资创业,累计3.4万家外商投资企业在广州落户,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超过922亿美元。

　　集聚高端要素倾力转型升级

　　2016年,富士康与广州市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在增城开发区投资610亿元,兴建10.5代显示器全生态产业园区。这是广州改革开放以来单个投资规模最大的外资项目;

　　同年,美国思科决定落户广州,投入200亿元,在番禺区致力打造年产值规模超千亿元的思科(广州)智慧城项目;

　　2017年6月,GE生物科技园在中新广州知识城破土动工。这是通用电气在亚洲建设的首个生物科技园,总投资50亿元……

　　近两年,落脚广州的“大咖级”项目呈井喷式增长。298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广州设立921个项目。这些项目不仅为广州企业开启了全新机遇,还将对整个投资格局与产业链产生巨大外溢效应,引领产业迈向纵深。

　　改革开放40年,广州市的GDP总量由1978年的43.09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21503.15亿元,人均GDP从907元到突破15万元。但经济发展“大而不强”的问题也曾困扰广州。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州顺应全面开放对发展模式提出的新要求,坚决摆脱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旧有思维模式和路径依赖,横下一条心贯彻新发展理念,用开放倒逼、提升发展质量,推动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换。

　　广州着力打造国际合作平台,集聚高端资源要素。广州开发区、空港经济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成长为标志性的对外开放发展平台;广州知识城、科学城、生物岛、国际金融城、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等一批新型国际合作平台迅速崛起。南沙自贸区累计新设各类企业6万多家,形成千亿元级汽车产业集群、融资租赁产业集群。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建设顺利起步,今年1至8月,广州对香港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7.6%,对澳门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75.4%。

　　对表对标最高最好最优,广州倾力提升产业能级。按照“全球视野、全国领先、支柱培育、多元支撑”的思路,广州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和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完善智能装备、现代造船、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电气设备等高端制造业产业链条,推动“广州制造”向“广州智造”“广州创造”转型升级。

　　如今,一批广州原生全球创新企业正快速“起航”、连接世界:图普科技在国际权威海量人脸识别数据库MegaFace中夺得百万级人脸识别冠军,奥翼电子成功研发了首款石墨烯电子纸……

　　改革没有回头路,开放没有休止符。40年的开放发展给了广州充足的底气,奠定了新的发展优势,千年商都将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推进范围更广、领域更宽、层次更高的新一轮对外开放。

　　《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21日 04 版)

　　“这颗芯片将填补我国主流存储器领域空白。”在武汉光谷国家存储器基地,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长高启全指着展板说,我国首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2层三维NAND闪存芯片,年内将实现量产。

　　武汉,这座历史上因武钢、武船、武重等重工业而闻名的工业重镇,正在悄然发生变革:在创新驱动下,以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发展迅猛,向着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创新中心迈进。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武汉始终坚持敢为人先、追求卓越,充分发挥创新引领发展第一动力作用,以自主创新掌握发展主动权、提升动能转换接续力,走出内陆特大中心城市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路子。

　　从“一钢独大”到“新三大引擎”,产业结构再升级

　　1979年7月,21岁的周智敏从学校毕业,分配到武汉钢铁厂工作,“当时进武钢是年轻人的梦想。”

　　“武钢一咳嗽,武汉就感冒”。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在武汉布局了一系列“武”字头的重点项目,组建了一大批大学院所,推动武汉成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教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工业偏重特别是“一钢独大”的弊端浮出水面: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老路越来越难走,产能过剩、出口受阻,产业迭代升级难成规模……1978年,武汉GDP居全国第十位,2002年跌落至第十四位。

　　一个诞生过“汉阳造”“江汉轮”,开启中国近代工业之先河的工业重镇,发展之路在哪里?

　　回顾改革开放历程,“创新”是武汉改革发展的关键词,也是大武汉复兴的驱动力。2004年,酝酿已久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提升为国家战略,武汉抓住机遇,向自主创新要发展,加速从老工业基地向先进制造业基地转型。

　　2010年春天,作为武汉地标之一的武汉重型机床厂旧厂区拆除,在光谷佛祖岭“从头再来”。武重埋头在盾构机、牙轮钻机等“专机”领域自主研发,终于扭亏为盈,在重型机床行业中加快突围。

　　老企业重获生机的同时,新动能竞相迸发。2001年,我国第一个专业化集群化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武汉中国光谷”获批。如今,这里汇聚烽火科技、长飞光纤、华星光电、小米、联想—MOTO等一批具备自主研发能力的知名企业,万亿元级的“芯屏端网”光电子信息技术产业集群渐具雏形。

　　从光谷的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到武汉开发区的国家智能汽车基地,从东西湖区的国家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到新洲区的国家商业航天产业基地,2007年以来,武汉先后获建30多个国家级产业基地,循着“光谷”的发展模式及路径,发展壮大、形成规模,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动力。今年3月以来,武汉几乎每月都有一批总投资千亿元左右的项目集中开工。

　　昔日的“一钢独大”,如今已变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以汽车、光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生命健康等千亿元产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特别是信息技术、生命健康、智能制造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领武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三大引擎”。目前,武汉光纤光缆产量的国内、国际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66%和25%,激光产品国内占有率超过50%。悄然之间,武汉已崛起为全球中小尺寸面板研发制造的高地。

　　2016年9月,周智敏办理了退休手续,前往光谷一家信息技术公司任职。“武汉工业逐渐变‘轻’了,正在经历经济转型,我也迎来个人事业发展的新机遇。”周智敏现在从事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的研发,为一些老制造企业提供智能化服务。2017年,武汉拥有高新技术企业2827家,居中部地区第一。

　　从科教“百花园”到产业“百果园”,增添经济新动能

　　1981年1月,武汉成立全国首家科技中介服务公司,提出“科技成果商品化,科技服务社会化”,同年8月,举办全国第一次技术交易会;

　　1983年,率先推进以“放活科研机构、放活科技人员”为主要内容的“双放”改革;

　　1987年,成立全国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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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拥89所高校、121家科研院所、68名院士、130多万在校大学生,武汉是全国闻名的智力密集区。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多次探索借力科研院所发展经济,但由于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三权”管理不配套、不合理等问题,导致长期以来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躺在柜子里睡大觉”,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只有20%。

　　如何把科教优势变成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让科创人员一朝致富,‘名利双收’”。为解决“三权”管理不配套、不合理的问题,2012年,武汉率先出台“黄金十条”,规定科技成果完成人或团队可得转化收益的70%以上,高校院所科研人员下海,可保留岗位3至8年。2017年,武汉探索“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对接工程”,促进科技与资本、与企业精准对接,加快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为扶持科技企业,武汉实施科技经费“拨改贷”,试点投贷联动,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引导基金规模,1000多家科技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在全国首创“萌芽贷”,引导资本“输血”创新创业实体经济。

　　去年8月,武汉在全国率先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局,成立院士专家顾问团,着力提高在汉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就地转化率。此外,还采取校地共建的方式成立14家工研院,市场运作推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一年多来,武汉先后在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9所高校举办大型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活动,一大批科研成果走出校门,奔向市场。武汉大学刘经南院士团队的全球首个“即时判”北斗高精度警保联动智慧系统与两家高科技公司达成合作,协议金额达10亿元;华中科技大学樊宽军教授等的“基于超导回旋加速器的质子放疗装备”与有关企业协议签约金额超10亿元……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武汉探索实施“校友经济”“城市合伙人”“大学生最友好城市”等模式,留住人才、吸引人才,走出了一条“科教培养人才、人才引领创新、创新驱动发展”路子。2017年,大学毕业生留汉就业创业人数达30.1万,比2012年增长约3倍;5300余名知名校友带来签约项目350多个。

　　从汉正街搞活到光谷创业,改革创新压茬干

　　今年,78岁的盲人郑举选又成了汉正街上的焦点人物,访客不断。

　　1979年,武汉市恢复开放中断了数十年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103名待业青年和社会无业人员经工商登记,成为全国首批个体经营者。郑举选就是其中之一,他用15元起家,成就了汉正街“盲侠神商”的创富神话。

　　“敢为人先、追求卓越”,集中体现了武汉精神。伴随着改革大潮和新技术革命,1988年,武汉东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应运而生。这里诞生了我国第一根光纤、第一个光传输系统,并逐步壮大成为光电子、生物医药、高端制造产业“三足鼎立”的高新产业聚集地,成为知名的创业创富“新码头”——中国光谷。

　　29岁的王星泽是光谷众多创业者中的佼佼者。去年8月,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创立合刃科技,开发新一代机器视觉传感器和相应的整套人工智能系统。3个月后获得光谷“3551国际创新创业大赛”冠军,揽得百万元大奖。

　　昔日,郑举选们选择汉正街创业看重的是管理“放开”,而如今,王星泽们选择光谷看重的是服务“跟上”。“那时候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放开一个口子,市场便迸发无限活力。”武汉市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姚莲芳说,如今要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必须压茬拓展改革广度和深度。

　　从“一枚印章管审批、一个窗口办完事”的行政审批改革,到创立“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审批服务模式;从每年投入上亿元资金开展人才计划,到成立招才局实施“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从创设全国首个创新驱动发展委员会,到开展“千名局级干部联系服务千家企业”活动……

　　一项项改革措施,从光谷推向全武汉,政府由“裁判员”向“服务员”转变,推动企业逐步成为市场创新主体,激活大学院所真正成为创新创业的源头活水,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政策链在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协同作用下,逐渐聚合成较完善的创新治理体系,奏响自主创新的大合唱。

　　东湖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湖北自贸区……牢牢聚集国家战略,武汉近年来在创新发展道路上坚定前行。到2017年底,武汉市场主体总量突破100万家,光谷平均每天新增市场主体59家。

　　《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20日 04 版)

　　智利的车厘子，乘着包机，从南美横跨大洋，28小时后就摆上了中国的货架。一颗车厘子的跨洋之旅，勾勒出一条“全球—郑州—全国”的贸易轨迹，折射着河南郑州这座内陆城市连天接地、买卖全球的澎湃活力。

　　不临边、不沿海，郑州却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乘势而起，一路成长为中国中部地区的特大城市。党的十八大以来，郑州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开拓新一轮改革开放新局面。

　　胸襟向天开，心近海自来。10年前，郑州还不曾起降过全货运飞机，2017年这里国际货运量已紧跟北上广跃居全国第四，货运总量跻身全球前五十。在亚欧大陆的两端，“空中丝绸之路”“郑州+卢森堡”双中心格局已经日渐清晰。

　　航空货运，连通全球无远弗届

　　向前回溯，“通”与“商”成为贯穿郑州历史与现实的两大主题。3600多年前，这里已是古中国贸易交流活跃的商朝都城。

　　百余年前，京汉、汴洛两大铁路干线在此交汇，构筑了中国铁路史上第一个“黄金十字架”。随着中国铁路“第一大枢纽”逐渐成为“中国铁路的心脏”，小城郑县升格为郑州，继而升格为省会。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郑州短缺经济笼罩，一派暮气沉沉。1984年，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对郑州要再认识”成为时代考题。那一年，郑州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落户，商业系统开始为企业松绑放权。定位“以路兴城、以商立城”，郑州目标直指立足中原、面向全国的贸易中心。

　　随着市场苏醒，一场令全国瞩目的“郑州商战”由此而来。90年代初，全国最早的股份制商场亚细亚向5家国营商场宣战，竞争从单一价格战，推向品牌、管理、服务的多元比拼，掀起全国商业领域第一次大规模的营销竞争。100多个城市的商界人士前来观摩，全国名优厂家以能否在郑州占得一席之地为商品行销是否成功的指标。郑州二七商圈成为中国现代商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潮落潮起，时代加速，城市发展不进则退，如何抓住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机遇？郑州向天空敞开胸襟，与全球连通路径，格局与视野为之一变。

　　2010年10月，国务院批准设立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2013年3月，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获批。2016年底，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发改委公布《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找准航空都市的发展方向，激发出的是业界惊叹的“郑州速度”。富士康带来的多个精密工业项目从签约到开工，仅用1个月的时间。

　　当郑州站位国际枢纽，体会到的便是世界时间。国际贸易中流传过一句话：“我们头号货币是时间，其次才是美元。”航空驱动的产业，往往是高附加值的产业，也是更具竞争力的产业。邦达货运郑州分公司总经理郭黎民说，港区成立以来，用“飞一样的速度”在发展。在此之前，郑州做航空货代的公司不过三五家，今天已是数百家。5年前，郭黎民从国企辞职，两手空空，如今仅生鲜一项，他们公司每年就进口7000吨。挪威的三文鱼、法国的生蚝、以色列和厄瓜多尔的鲜花，流通中的每分每秒，都能折算成看得见的资金。

　　郑州异军突起，带动了航空货运充分的市场竞争。服务水平、通关速度、保障能力、运力价格每个环节都被纳入了比拼。郭黎民过去发货要北上南下，如今他立足郑州，布局中东部，向全国集货。“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是高效。”

　　河南航空货运公司国际业务部，6年间团队从近百人扩展到千余人。经理王勇坦言：“别的机场来一架货机，装卸人力就紧张，我们可以同时保障4架货机进出港。”如今，郑州全货机的周航班量高达110班，2017年货邮吞吐量已破50万吨关口。

　　运力只是一个侧面，速度取决于每个环节的接力。港仓内移、区港联动等改革催生了一站式作业、一体化通关。“7×24小时”预约，随到随检，随到随通关，通关时间缩至全国平均速度的1/27。西班牙服装品牌ZARA的包机第一天凌晨落地，第二天早晨就可以摆在全国店面的货架上。

　　立足区位，释放强大乘数效应

　　货物横跨欧亚，飞越大洋，紧接着是货车、铁轨支线的接力赛跑，是陆上交通运输的综合配套。在郑州、卢森堡之间搭起的“空中丝绸之路”两端，区位优势各展其长。

　　在亚欧大陆西端，卢森堡方圆500公里范围聚集了欧盟40%的产出，800公里范围内聚集了欧盟79%的GDP生产与消费。再转向亚欧大陆东方，郑州区域自古被视为“天下之中”，近年脚踏实地把“米”字形高铁从图纸建成现实，陇海铁路横贯东西、京广铁路纵贯南北，郑太、郑合铁路接东南而至西北，郑济、郑万铁路接华北而至西南。有了这个“米”字，郑州如同一个磁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

　　海昌极地海洋乐园的郑州联席总经理谭文成介绍，郑州2017年已经成为1亿人次的旅游集散地，他们多方考察后最终选择在郑州做战略布局。投资32亿元，十二大馆区初具规模，体量已超上海海昌。

　　文旅巨头华强方特在全国布局26个主题乐园，郑州方特的营业额遥遥领先。分析客流来源，河南省外的游客量已稳步占据三成左右。综合考量之下，华强方特在郑州一口气投建6期园区。

　　不止这些。9家12类主题公园正在郑州文化创意产业园扎堆破土生长，谁也不曾想到这条“郑汴融城”的轴线上，布局了这样一座国内最大的文化园区。

　　区位所赋予的乘数效应正日益凸显。几年间，郑州集聚了数十万智能终端产业工人，汇聚起一大批智能终端的品牌商、制造商、软件开发商、运营商、物流商，中兴、酷派、天宇、创维、正威、华懋等约200家智能终端相关企业签约入驻，冷链物流蓬勃发展，高附加值的生物医药产业得到初步培育。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挂牌一年半，已有90余家世界500强企业汇聚于此，海内外一大批优质项目正涌入郑州。

　　转型创新，唤醒发展不竭动力

　　郑州蓬勃发展的背后也有遗憾。

　　进出口对比，买全球易、卖全球难，进来的多是高端消费品、高科技设备，出去的不论电子产品还是服饰鞋袜，代加工的多、出去贴标包装再高价回来的多，来自全国的多、产自郑州甚至省内的相对少。

　　破局之道，唯有继续创新，继续改革，继续开放。2016年，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获批，依托郑州、洛阳、新乡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打造中原地区的高科技产业中心。

　　2005年，农民党永富带着科技梦想到郑州创业，经过4年发展，他在郑州高新区建立了独栋研发大楼。他的发明根植于农业，助推化肥减量、农民节本，农业提质提产增收。科技成果沿“一带一路”从新疆走进中亚，从河南进入斯里兰卡。

　　党永富只是郑州创新转型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郑州累计建成研发中心2318家，高新技术企业总数占河南全省的36%。

　　在郑州与洛阳之间的工业带上，郑州上街区曾被誉为“中国铝都”，随着产业转型，从做特种铝到抢抓低空空域开放的战略机遇，全面进军通用航空，到独立研发通用飞机，成为国内通航重镇，只用了短短7年。上街净空条件极佳，航展飞行员飞在黄河上空，“像骏马回到了草原”。如今，上街通用航空产业和众多飞行爱好者已做好准备，只待国内低空飞行领域风口的到来。

　　在日渐繁忙的空港周边，郑州城乡群众对频繁起降的飞机情有独钟。时常见到有人静静驻足，翘首观看。在呼啸而起的机翼下，他们看见了城市的未来……

　　《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19日 09 版）

　　地处福建省东北部的宁德,俗称闽东,过去给人的印象是“老、少、边、岛、贫”:革命老区,全国最大的畲族聚居地,地处台海一线,境内大小岛屿643个,曾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区之一。因贫困落后,宁德一度被称作中国东南沿海“黄金断裂带”。

　　30多年来,宁德始终把“加快发展、摆脱贫困”作为工作主线,以“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精神久久为功,推动脱贫攻坚取得明显成效。贫困人口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77.5万人下降到“十二五”末的低收入人口11.5万人,2017年贫困发生率下降到0.028%。作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成功实践,“宁德模式”被誉为“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典范”。

　　培育思想动能,激发内生动力

　　吹拂着湿润的海风,钟华杰的身影出现在三都镇的海上渔排上。作为宁德市“理论宣讲轻骑兵”的宣讲员,钟华杰的任务是向渔民宣讲党的惠民好政策。

　　“咱三都澳最出名的就是大黄鱼,大家想想,一斤大黄鱼怎么从15元卖到100元?”钟华杰一开口就吸引了渔民的注意。“乡村振兴发展战略,让咱们的海洋养殖业大有可为。”围绕渔民增产增收、海洋保护发展,钟华杰的宣讲让渔民听得津津有味。

　　讲清“普通话”、讲好“本地话”、讲活“百姓话”,让理论宣讲活力十足。“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钟华杰说,“目的就是让老百姓坐得下、听得懂、记得住。”

　　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扶贫先要扶志。培育思想动能、激发内生动力,“理论宣讲轻骑兵”正是宁德的扶志创新之举。

　　“‘轻’就是队员少、力量精,每次安排两三位宣讲员进基层宣讲;‘骑’就是速度快,第一时间将党的声音传达到基层广大干部群众;‘兵’就是范围广,宣讲员来自基层一线,以身边人说身边事的形式解读党的政策。”宁德市委讲师团团长余桑介绍。返乡创业大学生组成的“田秀才”、兴村富民带头人组成的“土专家”、退休老干部组成的“夕阳红”……如今,宁德市县乡三级共有宣讲小分队112支,宣讲员1220多名,实现了区域全覆盖。

　　破除“安贫乐道”“等、靠、要”等落后思想,宁德创新传播方式,利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深入宣讲党的扶贫政策,讲好微故事,讲活大道理,全市上下形成了脱贫攻坚、啃硬骨头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全市选树百个“扶贫团队”、百名“扶贫先锋”、百个“脱贫之星”,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激发贫困群众主动脱贫、自力脱贫的愿望和信心,形成了你追我赶、共同致富的良好局面。

　　扶志与扶智结合,宁德每年组织实施“雨露计划”等实用技术和就业培训1万多人次,实现转移就业2000人以上。2017年全市共发放各类助学金和补助6198.35万元,惠及3.25万人次。

　　瞄准主攻方向,集中优势攻坚

　　位于福鼎市的赤溪村,被称为“中国扶贫第一村”。30年前的赤溪村有多穷?“280多户村民住在12个‘五不通’的自然村,住的是茅草房,点的是煤油灯,吃的是地瓜加野菜……”土生土长的村党总支书记杜家住随口道来。

　　赤溪村的改变,经历了三个10年。“1984年到1993年是输血阶段。”杜家住说,赤溪村的贫困状况经人民日报报道引起社会关注,村民收到来自各地的树苗和羊羔等,但是因缺乏种植养殖技术,树苗和羊羔都没成活。

　　1994年的整村搬迁成为赤溪村发展的转折点。依靠宁德“造福工程”的政策扶持,350多户畲族乡亲全部从山上的茅草棚搬进了山下的砖瓦房。2007年到2017年,是赤溪村的崭新10年,依靠当地资源,2016年村里成立了赤溪旅投公司,开发了旅游集散中心、下山溪溪谷度假区等项目。去年,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6641元,是1984年的100倍。

　　赤溪村只是宁德扶贫攻坚的一个缩影。30多年来,宁德牢牢把握“精准”这个扶贫工作的核心要义,瞄准主攻方向、精准施策,集中优势打攻坚战。

　　宁德建立大数据平台,确定建档立卡扶贫对象2.12万户,实行细化分类,逐户制定帮扶计划。近年来,陆续对1万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实施产业帮扶、对4500户实施搬迁扶贫、对3400户落实“兜底”保障,对2.3万名贫困劳动力实施转移就业。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宁德实施“造福工程”搬迁扶贫计划,“十三五”以来,全市完成搬迁4.26万人,1.14万贫困群众实现“挪穷窝”。“在政府的帮扶下,我们陆续开发了一批示范旅游项目和生态农业项目,积极引导群众村中创业。”杜家住说,“如今村年接待游客超过了15万人次,在家门口就能赚钱致富。”

　　宁德每年统筹2亿元惠农扶贫资金,深入实施精准网底、产业扶贫、信贷扶贫等“十大工程”,组织开展春夏攻势和“百日会战”行动,并确定双月17日为进村入户“帮扶日”,推动扶贫脱贫落细落实。

　　创新扶贫模式,因地制宜发展

　　隐于青山绿水间,百年老宅遍布村落,宁德市屏南县熙岭乡龙潭村古韵绵长。但全村1400多户籍人口,只有100多人留守,大多为老人和儿童。2014年,屏南县以传统村落为平台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如今龙潭村常住人口增加至400余人,前来创业的人还把咖啡馆、牛排店等“城里货”带到了村里。

　　林正碌作为文创人才被首批引进龙潭村。他为村民免费提供油画教学,在此基础上打造艺术教育平台,吸引不少油画爱好者到来。文化艺术让古村落形成新业态,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

　　“我们每年安排专项资金1000万元,用于扶持文创产业,推动文创人才和企业集聚。”屏南县传统村落文化创意产业指挥部张峥嵘介绍,如今村庄热闹了,村民回归了,屏南蹚出了一条“党委政府+艺术家+农民+古村落+互联网”的扶贫新路。

　　因地制宜发展经济,是宁德扶贫工作始终坚持的思想。“能人引路”“龙头带动”“电商扶贫”……多种扶贫模式,让宁德的扶贫工作生动而有效。

　　柘荣县际头村已是瓜果飘香,游客如织。五姐妹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缪带弟,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将所学专业运用到养殖业上,发展“猪—沼—果—蔬”生态循环农业,公司年产值达1000多万元,并带动本村百人就业,10多户贫困户实现了脱贫。曾经荒芜冷清的际头村,在她的带领下发生蜕变。

　　宁德充分发挥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的带动作用。安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福建省最大的农源型深加工示范企业,通过农业专业合作社建立44个种植养殖基地,2017年收购农、林、牧、渔、菌原料1.6万吨,辐射带动30个村、4610户农户增收2.1亿元。

　　以“百镇千村”建设为抓手,宁德以产业融合推进乡村“旅游增收”模式。目前,全市有14个村被列为旅游扶贫开发示范村。2017年,全市乡村旅游间接就业人数30万人,实现乡村旅游收入81亿元,同比增29.7%。

　　“宁德将大力弘扬‘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弱鸟先飞’的追赶意识,‘四下基层’的工作作风,努力以高质量赶超发展,走好摆脱贫困之路,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宁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其春说。

　　《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17日 01 版)

　　也许你想不到,在全国省会城市里并不显山露水的安徽合肥,1982年就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四大科教基地之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中科院驻皖科研机构等一批科研院所,几十年来在这里深耕基础研究。

　　也许你更想不到,世界上第一台VCD机、第一台仿生搓洗式全自动洗衣机,我国第一台微型电子计算机等,均诞生于此……

　　“可是,以往我们是一流的科研,二流的城市!”合肥市科技局调研员陈伟感叹,长期面临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尴尬处境,曾让合肥尝尽科研成果“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辛酸:

　　上世纪90年代,合肥研发出世界上第一台VCD机,但这一开创性成果在当时只是昙花一现:没资金跟进、少项目支持、缺产业配套,投产的企业三年不到就倒闭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项成果却在其他地区催生着一批VCD生产企业蓬勃发展。

　　“原始成果没有产业化,就好比是捧着金饭碗讨饭。”陈伟边回忆过去,边带记者走访合肥的一些院所、企业,“吃一堑、长一智,做强基础研究的同时,激活原始创新资源、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已是合肥今天实践的经验,更是今后发展的方向。”

　　改革开放四十不惑,一场打造创新高地的加速跑,在合肥方兴未艾……

　　激发科学家的创新创业梦

　　任涛是中科院强磁场科学中心研究人员,参与国家大科学装置“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相关的科研工作;还是合肥中科普瑞昇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创办企业助推相关成果产业化。兼有科学家与企业家的双重身份,任涛称是沾了制度改革的光。

　　20多年前,任涛如果想创办企业,只能从院所辞职,自己出来单干,更大的难题是:科学家办企业,钱从哪里来?

　　而现在,任涛非但不必辞职,院所对他的科研考核也从论文、专利,转向产品研发、公司运营管理。公司注册、人才招聘、政策对接等,政府提供一站式服务。

　　任涛创办的公司瞄准抗肿瘤新药研发,从前期投入到上市销售,需10至15年时间,预计耗费数亿美元研发成本,还要面临层层试验,困难重重。

　　任涛有设想,政府给支持。2015年,安徽省和合肥市政府下设的天使投资基金各出资600万元,帮任涛解了前期资金难题。任涛和其他3名研究人员则以技术入股。

　　在陈伟看来,任涛身份转换的背后,是40年来合肥科研大环境的蝶变:

　　从1982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四大科教基地之一,到1989年提出“教育为本、科技立市”方针,几十年一根接力棒传递至今,合肥一头扎进基础研究,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等一批国家大科学装置、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等先后落地,重大原始创新成果迸发;

　　2009年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获得国家批复建设,2016年安徽获批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合肥承担多项改革试验工作,2017年初合肥获批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相应地,鼓励科学家创业,引导产学研深度融合,探索构建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发展全过程、全链条的创新服务体系,一系列激发科研创新的政策出台,使高大上的前沿科技裂变为接地气的高端产业。

　　去年底,任涛所在的强磁场中心科研团队,操纵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通过国家验收。基础研究成绩斐然,成果转化齐头并进:今年6月,任涛公司研制的用于治疗急性髓性白血病的“第一代FLT3激酶”靶向药物进入临床试验,此外还有20多种新药正在研发管线上,进入产业化开发阶段。

　　任涛心里有这样一个愿景,“将来的某一天,通过越来越多抑制癌细胞增长的靶向药物研发,把癌症变成像糖尿病、高血压一样的慢性病,让患者通过吃药就能控制病情。”

　　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发展体系

　　合肥工业大学智能制造研究院(以下简称合工大智能院)副院长张晓安道出合肥一度面临的发展之惑:起初,一纸专利转让合同,高校院所部分研发成果就能变现,企业“按图索骥”造产业,简单高效。可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技术研发的更新迭代越来越快,这样单一的契约式合作,哪儿还有市场?

　　企业也烦恼。合肥禄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国君想要开发汽车故障的远程智能管理系统,其中涉及汽车的智能检测技术、物联网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方方面面,“企业团队缺乏研发实力,找高校对接,又很难找到恰好合适的‘综合性’成果。”

　　科研、市场两头脱节,高校院所大量科研成果沉淀,企业缺乏产品研发支持。

　　2012年以来,安徽省和合肥市与相关国内高校院所、企业,几方合作共建协同创新平台,创新“科研+产业+资本”组织模式,搭建科研成果与产业应用之间的转化桥梁。目前,中科院技术创新工程院、合工大智能院、清华公共安全研究院等一批新型协同平台加快建设,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驶上快车道。

　　去年,王国君的企业进驻合工大智能院孵化,双方开展合作:按企业需求,合工大智能院提供技术人员,与企业共同组建研发团队,分领域协同攻关,并根据产品的迭代更新持续跟踪开发。企业出让10%的股份,未来的产出收益,分期分批奖励给参与研发的团队。

　　“这就从过去一纸合同的契约式合作,转变为利益捆绑的共生式合作。”在张晓安看来,这么做一举两得:企业得到有力及时的技术支持,解决了研发难题,而高校院所沉睡的技术成果被激活。

　　平台搭建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支持国内外高校院所、跨国公司来合肥设立新型研发机构、实验室和创新中心;支持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发展工程管理与智能制造等优势学科,打造智能、绿色产业高端科技成果孵化基地;开展“百所千企”科技成果转化对接……合肥布下一盘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大棋。

　　合肥市委政研室副主任范观兵梳理背后的发展脉络:一方面集聚创新资源,对各类在肥高校院所给予大力支持,一方面激活创新资源,构建集高端人才培养、先进技术研发、创新成果转移等于一体的创新生态体系。

　　最近,王国君的公司获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这距公司成立才两年时间。如今,产学研深度结合,助推合肥市高质量发展:2017年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09家,平均每5天就诞生4家;截至去年底全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数已达1600多家。

　　形成产业创新生态圈

　　在合肥安农大驾校,这儿的驾考训练机器做老师:“练习倒库”,话音落毕,车载机器屏幕随即演示操作流程;眼看要撞到障碍物,机器当即启动防撞击系统,自动紧急刹车……说起这款驾培机器人的技术开发,公司负责人李广垒笑言,“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机器听得懂普通话,也听得懂方言,这借助了语音开放技术。”李广垒坦言,公司是小微企业,无力自身研发语音合成、人机交互等技术。

　　2016年,李广垒的企业入驻位于合肥市高新区的“中国声谷”,这是工信部与安徽省共建的全国唯一定位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国家级产业基地,这里搭建了讯飞开放平台、类脑智能开放平台、中文信息(深度)处理开放创新平台、智能写作平台等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免费向基地中小企业开放,政府补贴平台建设成本投入的30%。

　　“处于初创期的小微企业研发力量弱,公共技术开放,能为他们提供很大便利。”中国声谷运营单位相关负责人毛媛媛介绍,政府平台投小钱,换来一批上下游企业的集聚发展,也搭建起产业创新的区域发展生态圈。

　　从合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到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到合肥新站综合开发试验区,几十年来,一家家开发区、产业基地,如雨后春笋般拔节壮大。从企业单打独斗的研发摸索,到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配套,再到共性技术的研发、突破、开放……如今,共享共赢已成为这里产业蓬勃发展的底色。

　　近年来,合肥又把方向瞄准创新资源整合,建设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平台,一批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超级计算、离子医学、大基因等重大研发平台建设正加速推进,它们将会为合肥产业的共享共赢发展,提供更多技术内核。

　　“突破一批关键共性技术,以科技创新助推产业创新,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范观兵说。

　　《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16日 01 版)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接下来是《百城百县百企调研行——庆祝改革开放40年》系列报道。改革开放40年来,温州探索出了民营经济发展奇迹的“温州模式”。进入新时代,温州再次勇当改革“探路者”,正在通过创新发展模式、优化营商环境,激发民营经济新活力。

　　正在建设的是一家全国500强企业的研发中心,这已经是这家企业2012年回归温州以来建设的第4个项目了。

　　把吸引温商实业回归作为“一号工程”,温州专门成立了招商局,引资目标瞄向遍布全球的200多万温商。截至目前,已有70多家大企业回归,累计到位资金超过5000亿元,成为拉动温州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为了让企业留得住、办得好,温州率先推行企业审批“最多跑一次”改革,对98项行政许可等事项实行“证照分离”改革。

　　与此同时,温州大胆破除民资准入壁垒,积极引导民资参与社会事业发展。2013年到2017年,温州的民间投资年均增长15.9%,高于全国增速2.2个百分点。

　　进入新时代,温州又开始率先创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两个健康”先行区,推动温州深化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配置创新,为温州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一条值得推广借鉴的新路子。

　　一城春色半城花,万顷波涛拥海来。福建厦门,一座城在海上、海在城中的美丽城市。作为首批四个经济特区之一,改革开放40年来,厦门始终秉持“先行先试、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经济、社会、生态等多个领域攻坚突破,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探索了鲜活的实践经验。

　　海风海浪依旧,旧貌已换新颜。如今,围绕经济发展高素质、生态环境高颜值的改革探索,厦门经济社会发展驶入了快车道:全市生产总值比1978年增长280倍,财政收入增长817倍,城市人口增加300万。探索开路、先行先试,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窗口,厦门正从“小而美”向“美而强”大步前行。

　　高素质——创新引领,构筑经济发展新高地

　　把20万片石墨烯薄膜叠加,只有一根头发丝厚,硬度却是钢铁的200倍,比钻石还坚硬。被称为“新材料之王”的石墨烯产业如今在厦门蓬勃发展。

　　走进厦门火炬石墨烯新材料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与石墨烯产业发展相关的专业实验室一应俱全。“目前,火炬高新区内聚集着10余家产业化石墨烯企业,全省过半数进入产业化阶段的石墨烯应用企业也都集中在此。”厦门火炬高新区经济发展处处长彭军锋介绍,“我们先后投入5000万元购入专业设备,打造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为厦门及周边地区企业提供技术检测、技术咨询和应用开发等服务。”

　　“石墨烯产业研发周期长、投入大,前期产品验证和后期市场开拓,都需要大量数据做支撑,但中小企业大量采购专业设备显然不现实。”朗纳科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吴霆仑说,“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提供的科技服务解决了这一难题,极大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

　　“如果把石墨烯领域的创新创业人才和企业比作‘种子’,那么,我们已经为他们准备好发展所需的阳光、土壤和水分。”厦门火炬高新区创新创业处处长倪杰表示,“我们为创新创业者提供政策、资金、服务,打造集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服务链于一体的石墨烯创新创业生态。”

　　“石墨烯广阔的应用前景,成为火炬高新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切入点。”彭军锋介绍,截至2017年,火炬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营收占工业总营收比例达到84.9%,园区与石墨烯密切相关的新材料企业超100多家。

　　厦门坚持把创新驱动作为特区发展的生命线、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中心环节,着力推进高素质创新创业之城建设。

　　2016年,国务院批准厦门以火炬高新区为核心区建设福厦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厦门片区。两年来,厦门自创片区先行先试,率先推出69项创新事项,持续激发全社会创新主体活力和动力。目前,已有63项落地取得实效。截至2018年第一季度,厦门自创片区已累计新落地产业科技项目236个。如今,火炬高新区已成为一批国内甚至世界细分行业“单项冠军”企业的聚集地:人脸检测技术行业领先的美图、票据识别技术位居全球前列的商集……

　　率先在国内对标世界银行开展营商环境建设并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评估体系,率先推行“多规合一”并拓展应用于审批流程再造,率先形成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创办经济特区以来,厦门大胆实践、大胆突破,跑出特区发展的“厦门速度”:从1981年到2017年,全市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5.9%;实现了从以“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为主的传统制造业,向以电子信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制造业和以软件信息、金融、商务等为主导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转变。2017年,厦门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工业产值4241亿元,约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71%。

　　高颜值——生态环保,培育践行绿色新生活

　　早上7点多,家住湖里区翔鹭花城的孔春华提着两袋垃圾下楼,分别投放到绿色和橙色的垃圾桶内。对她来说,给垃圾分类已经习以为常。“开展垃圾分类以后,小区的苍蝇老鼠少了,环境变得越来越美。”孔春华说。

　　在厦门,已经有近2000个居民小区,像翔鹭花城一样推行了垃圾分类,占比超过86%。红橙蓝绿四色垃圾桶,承载着这座花园城市对生态文明的孜孜追求。

　　如今的筼筜湖碧波荡漾、白鹭翱翔,成为厦门高颜值的标志。而40多年前的筼筜湖是“臭名远扬”的“龙须沟”。

　　20世纪70年代,修堤围海造田,导致筼筜湖变成基本封闭的内湖,加之周边大量污水、垃圾直排湖区,造成筼筜湖水质急剧恶化。

　　1988年,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牵头,打响厦门治污的第一号硬仗——筼筜湖综合治理,明确提出了“依法治湖、截污处理、清淤筑岸、搞活水体、美化环境”的20字方针。从全面截污控源,定期清淤疏浚,到落实“西水东调”和建设城市公园、环湖步道等治理措施,历经30年的不懈治理,曾经的臭水湖蝶变为“城市绿肺”和“城市会客厅”。

　　“厦门蓝”是鹭岛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也是厦门人最引以为豪的一抹色彩。厦门在全省率先实施《轻微污染天气应对办法》,AQI超过50即启动各部门联防联控的应对预案。

　　为了呵护山清、水绿、城美、天蓝的城市生态大环境,厦门数十年来努力作为,让“清新的蓝”“怡人的绿”成为厦门恒久的骄傲。

　　如今,厦门生态文明制度日趋健全,制定了《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等30余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法规,还出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行动方案,目前已形成48项改革成果。同时,厦门市全面推行生态文明建设“一票否决”,生态文明建设政绩考核权重提升到25%,并在全省生态环保目标责任考核中实现“三连冠”。

　　高品质——人文之美,厚植城市文明新底色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每到周末,湖里区金安社区书院都会传来稚嫩的读书声,亲子国学课在这里举行。“80后”妈妈汪艳萍是亲子国学课的铁杆“粉丝”,一节课都不落。“国学教育让孩子变得更加知书达理,懂得感恩回报,社区书院已成了我们的精神家园。”汪艳萍说。

　　从2015年起,集学习教育、文体活动、群众议事和组织孵化于一体的社区书院在厦门岛内外6个区蓬勃兴起。“目前,厦门市已建成267家社区书院,覆盖全市过半社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文明办主任陈高润说,“社区书院除了是课堂,还是居民协商议事的平台、培育精神文明的载体,有力推动了基层宣传文化建设和社区治理创新,促进了文明城市与文明市民共同成长。”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魂,将文化嵌入城市发展,是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质的重要一环。近年来,厦门以文化凝聚合力,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闽南文化、红色文化、海洋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并推出一批市民熟悉的先进典型进行榜样引领,让文化的力量内化为文明自觉,常态长效。

　　“改革开放40年来,厦门坚守独特的城市核心气质,形成了深厚的文明底色和特有的城市精神。”陈高润说,老人摔倒众人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等文明行为已经内化为习惯,体现在举手投足之间。

　　如今在厦门,每天有近万名“微笑天使”活跃在大街小巷,他们虽身着不同的制服,却头戴一顶同样的“小黄帽”,倡导文明交通,确保安全出行。这一顶“小黄帽”也成为城市文明的标志性符号。

　　据“志愿厦门”平台统计,目前,厦门全市共有65万注册志愿者和3000支志愿团体,参与了超过1.4万个志愿项目。

　　“厦门的高颜值除了外在美,更体现在人文素养之美。在厦门,最美的风景是人。”汪艳萍的话语中满是自豪。

　　“厦门将继续从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着手,内外兼修,进一步提升颜值,让老百姓感到越来越美丽。”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裴金佳说。

　　《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15日 01 版)

　　浙江温州,“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均耕地仅0.4亩,在资源型发展中优势不明显。然而,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敢为天下先、特别能创业的温州人,始终走在全国改革创新的前列,成为创新型发展中的弄潮儿。

　　今年8月,温州获批创建新时代“两个健康”发展先行区。“两个健康”,即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温州,正在续写民营经济的新传奇。

　　家庭工业星火燎原

　　1980年12月11日,开小杂货铺的姑娘章华妹,从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到“东工商证字第10101号”营业执照。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

　　同年,温州在松台街道正式发放1844份个体户营业执照。这批领证者,成为中国第一代个体户。

　　这是温州传奇的开端。缺少优势条件的温州人,大胆创新,不断探索,走千山万水,吃千辛万苦,想千方百计,在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上,创下一个个“第一”:

　　1982年,个体工商企业超过10万户,约占全国总数的一成,30万经销员奔波全国;

　　1983年,创办全国最早的农村专业市场——永嘉桥头纽扣市场;

　　1984年,集资兴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农民城;

　　1991年,苍南农民王均瑶兄弟“异想天开”,承包开通长沙至温州的全国第一条私营包机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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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农村家庭工业起步的“温州模式”,曾经耳熟能详。一台机器,两三个人,家家户户办工厂,家庭工业如星火燎原。1985年4月,温州家庭工业达13.3万个,从业人员33万多人。1987年11月7日,温州市政府颁发全国第一个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地方行政性规定,着力引导家庭工业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到1993年,温州股份合作经济发展到高潮,企业数达36845户,占全市企业总数的54.2%。

　　从家庭工业起步,温州形成多个产业集群,也形成了竞争优势。鞋革、服装、低压电器、眼镜、打火机……到2005年,温州工业总产值在10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有29个,工业总产值达3178亿元,形成“中国鞋都”“中国电子元器件生产基地”“中国五金洁具之都”等数十个“国字号”工业生产基地。

　　凭着“温州模式”,温州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从1978年到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12倍;人均GDP增长248倍;财政收入增长575倍……客观条件不占优的温州,正是汲取了改革赋予的力量,凭借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先发地。

　　现在,温州民营企业数量占总量的99.5%,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超过80%。全市在册市场主体90.2万户,其中企业22.3万户,相当于每10个温州人中就有一个经商办企业。

　　“没有改革,就没有温州。温州取得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一切的前提,归功于改革背景,归功于拼搏不息的温州精神。”市委书记陈伟俊说。

　　以“亩均”论英雄

　　1987年,杭州武林门广场火烧温州鞋,给温州人当头一棒。痛定思痛,温州自上而下兴起“质量立市”,抓质量、创名牌,迎来一个大发展时期。

　　如今,家家点火、村村冒烟的粗放发展早已不见踪影,温州已建成82家小微企业园,接纳3000多家急需拓展空间的企业。在平阳县万洋小微园,入园企业3年内必须达到每亩产值260万元、每亩税收20万元以上,高成长型企业、科技型企业、“机器换人”重点企业等7类企业轻松入园,低小散企业不转型,没有生存余地。“搬进这里不容易,必须是无污染、高成长企业。”乾友科技有限公司刚搬进柳市镇苏吕小微园,总经理朱建佑自信地说,有了场地,他有信心保持年均30%的成长。

　　温州市柳市镇是著名的“中国电器之都”,低压电器是其支柱产业。“电气行业的景气,是温州制造的缩影。”浙江省电气行业协会秘书长黄忠平说,发展之初,没有铜铁塑料原料、没有技术,柳市镇硬是靠10万外出大军找回原料,找到老工人,做出了电线,冒出了正泰、德力西、人民电器等产值百亿级的大企业。现在,还有大量生机勃勃的新一代企业不断涌现。“在柳市镇,产值过亿的企业还算太小,不瞄准高精尖,拿不到标准厂房!”黄忠平说。

　　温州以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倒逼企业升级。A级企业供地、用能优先保障并且优惠,考核结果差的企业不但供地可能被收回,用能成本也高出一截。“去年全市关停了5万多家小散企业,整治十几万家,推动发展新旧动能转换。”温州市经信委副主任毛必土说。

　　眼前这个小小的断路器不简单,能在没有无线网络的情况下,用声音、手机操作,自动控制所有电源。这款“微断云控”智能断路器,价格比同类产品高出数倍,仍然订单不断。浙江思创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建业说:“我们投入了近千万研发费用,就为了早日拿到A级,拿到市里的优惠政策。”

　　温州引导和支持中小微企业向“专精特新”发展,争当各自细分领域的“单项冠军”“隐形冠军”。浙江公布的2017年260家“隐形冠军”培育企业名单中,温州市占52家,居全省第一。今年温州申报认定省科技型中小企业1210家,累计5624家,同比增速又居浙江第一。温州的目标是,到2020年,全市培育高新技术企业200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万家。

　　“温州制造”创新不断。顾客在电脑上点击喜欢的服装样式,选好颜色、面料,3D模拟试衣系统很快自动生成预览,顾客满意后点击确定,订单自动发送到生产车间,7天后一套订制西服就送到消费者手中。这样的订制服务,报喜鸟集团的云翼智能制造中心已经实现。

　　今天的温州,依然是中小微企业、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试验田。市政府提出:“企业围墙之内少干预,政府没事不上门打扰,随叫随到,不叫不到。”仅在今年,全市就排出2212个企业难题,由营商专员化解。

　　“义行天下”谱新篇

　　若问温州企业家,温州人最大特点是什么?他们会自豪地说:义行天下!改革开放40年,“义行天下”在温州演化成为诚信战略。不管是当年的“烧鞋”风波,还是2011年的金融风波,温州最终都靠信用走出危机。“温州人能把绊脚石变成垫脚石,总结经验教训后再出发。”温州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诚信的温州精神,内化成了温州文化的一部分。温州在全国第一个提出信用作为城市战略,在全国第一个设立地方诚信日。2006年建立的信用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已实现市域范围内企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户籍人口5类主体信用档案全覆盖。今年6月10日,全国首批30个守信激励创新城市出台,温州作为典型向全国推广信用建设经验。

　　如今,温州已建立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体系。“‘信易贷’项目已为1.5万名守信主体提供融资服务,总金额达10.5亿元。失信主体在行政审批、招标投标上举步维艰。”市金融办副主任余谦介绍。

　　40年,温州屡经曲折与艰辛,但奋斗与拼搏的勇气从未衰减,以不断深化改革来破解发展中的难题,从而使温州成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先行者”“探路者”。

　　近年来,敏锐的温州人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又作为先行军,以大项目带动国际产能合作。目前共有38万人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牵头建立4个境外经贸合作区。温州民营经济在“一带一路”沿线开枝散叶。

　　《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14日 01 版)

　　上个月,云集全球高科技的杭州云栖大会刚刚落幕;10月11日,杭州“打造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启动仪式又在云栖小镇举行。

　　短短几年间,云栖小镇见证着一个个被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深刻影响的“新杭州故事”:传统产业携手数字经济,催生“新制造”;移动支付、移动办事日益便捷,给民众生活带来新变化;当绿色成为发展主题词,便有了城市乡村共美、市民农民共享幸福的“新风景”。

　　回望本世纪之初的杭州,纵有湖光山色的自然美景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但发展的脚步并不从容:自然禀赋受限、转型升级艰难、环境容量不足……“先天的不足”和“成长的烦恼”倒逼杭州不断思考变革。

　　应该优先发展什么?现在受制于什么?如何突破瓶颈?如何抢占制高点?

　　杭州厘清思路: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以数字经济为主线,全面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城市数字化“三化融合”协同发展。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让杭州成为创新创业的“天堂”、和谐发展的“美丽样本”。

　　以创新驱动发展

　　对杭州许多企业来说,从“一片云”上能清晰看到数字经济作为转型发展“核心引擎”的澎湃动力。

　　“做了几十年轮胎,如今通过数字技术让沉默的生产数据‘开口说话’,我们找到了一个‘金矿’。”国内最大的轮胎生产企业中策橡胶与阿里云合作,企业“上云”后,生产效率提高、生产成本降低的优势正在显现。中策橡胶副总经理张利民说,像橡胶密炼这个核心生产环节,以往能耗高、次品率高;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找到不同胶种最优化配置的制造参数,现在产品平均合格率提高了3%至5%。

　　像疫苗等医药产品,冷链运输时温度要严格控制在2至8摄氏度内。杭州路格科技有限公司把移动物联网技术用于冷链监测,在“云上”全程实时监控,每5分钟测一次温度,一旦发现温度异常,云平台马上发出报警信号,温度监测精度能达到0.2摄氏度以内。

　　目前,像这样的“上云”企业,在杭州已有7.4万多家。通过这“一片云”,推动转型升级及降成本、增效益。

　　从本世纪初提出“天堂硅谷”战略,大力发展信息软件、网络设备、电子商务、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到2014年在全国率先实施信息经济“一号工程”,杭州一直在探索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型道路。

　　在研究者看来,杭州数字经济发展的亮点和优势在于,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并非厚此薄彼、此消彼长,而是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并进齐飞、良性互动。

　　杭州不光有电子商务、云计算、数字安防等有全球影响力的高新产业集群,有阿里巴巴、网易、海康威视等龙头企业,站上新经济、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的发展高地;还有嫁接了数字经济的传统产业,从“机器换人”到“工厂物联网”“ET工业大脑”,从数字化车间到智能工厂,智能制造之路越走越宽。

　　位于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西奥电梯,让传统电梯制造行业不再“传统”:智能电梯有“聪明的脑袋”,通过人工智能自动识别乘客身份,送达想去的楼层;有“智慧的眼睛”,通过监控人流拥挤程度,提高运行效率,分析安全隐患。不久前,西奥电梯还与阿里云合作,将共同打造“会思考、有温度”的个性化、定制化智能电梯。

　　数字经济助推经济增长、产业转型。2017年杭州市数字经济实现主营收入8936亿元,增长28.6%;实现数字经济增加值3216亿元,已连续3年保持20%以上增长,占GDP比重达25.6%。

　　用技术惠及民生

　　对不少杭州市民来说,一个看不见的“城市数据大脑”,带来看得见的“治堵”成效,正折射出“智慧城市”惠及民生的巨大能量。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红绿灯跟交通监控摄像头的距离。它们都在一根杆子上,但从没通过数据被连接过。”阿里巴巴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曾举这个例子,说明交通管理乃至城市治理中的痛点。

　　从“治堵”入手,杭州在全国率先开展“城市数据大脑”试点。2017年7月上线运行的“城市数据大脑”,现在已升级到更智能的2.0版,管理范围覆盖杭州各城区共420平方公里的区域,相当于65个西湖大小;接入4500路监控视频,优化1300个红绿灯路口,还通过手持移动终端,实时指挥200多名交警。

　　每天早晚高峰,位于杭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城市数据大脑”平台都快速运转,分析研判路面情况,遥控调整红绿灯时长,还会发手机短信,把拥堵信息反馈给市民,及时疏导交通。像堵车严重的中河—上塘高架道路,平均延误时长减少了15.3%。

　　在杭州,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技术的推广应用,撬动了民生难点、痛点的破解,优化公共治理、公共服务,实现技术为民、技术惠民。

　　现在,杭州超过95%的超市便利店、80%以上餐饮门店,以及98%的出租车、5000多辆公交车,都支持移动支付。杭州的移动支付普及率、服务覆盖率全国领先,“无现金城市”“移动支付之城”名副其实。

　　“智慧医疗”已覆盖在杭的各级医疗机构203家,市县两级平台互联,健康档案可以共享调阅,近年来,近7000万人次在杭州市属医院看病时间平均缩短两小时以上。

　　以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为契机,杭州把涉及59个部门的368.32亿条数据整合共享,打破“信息孤岛”,打造“移动办事之城”。如今,市民“刷脸”就能查纳税、“滴”一下身份证就能自动填好办事表单,一台一体机就能办好营业执照,都已不是新鲜事。凭身份证可以“一证通”办理的事项,已有296项;可以24小时办理的“杭州办事”手机APP,成了“不下班的办事大厅”。

　　让绿色释放红利

　　以绿色、低碳、共享为特点的数字经济,如何让农村城市共富共美、让城乡群众共享发展改革红利?农村电商这“一张网”带来的巨大变化很有说服力。

　　今年9月中旬临安山核桃“开杆”采收以来,昌化镇白牛村25岁的电商经营户汪超一直忙碌不停,最多一天发上万件快递,网店销量比往年增加约20%。这个藏在大山里的不起眼小村,去年电商销售额做到了3.5亿多元。这几年,陆续吸引30多位年轻人回乡创业。

　　“每10颗山核桃,有6颗半从网上卖出去”,农村电商带动临安总产值200多亿元的山核桃产业链。当地山核桃干籽收购价也因电商市场红火而水涨船高,实打实地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不仅村民口袋鼓了,村落环境也更绿、更美。

　　要打开青山绿水和金山银山之间的转化通道,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相得益彰的一条新路,数字经济所代表的绿色发展、和谐发展,正是一把“金钥匙”。

　　以数字经济驱动发展变革,杭州人引以为傲的,不仅有亮眼的经济指标,更有绿色发展所释放的生态红利:去年,杭州市区空气优良天数有271天,比上年多了11天;PM2.5达标天数有323天,比上年多了17天;智慧治水让“清流复来”,临安、建德、桐庐、淳安基本实现“全域可游泳”;美丽城乡“全域景区化”,去年仅乡村旅游就接待5650多万人次。

　　如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所言,“数字”之于杭州,既是一个个不懈追求、不断续写的创新故事,也是一段段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创业传奇;既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也是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重要源泉。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今天的《百城百县百企调研行——庆祝改革开放40年》系列报道,我们把目光投向浦东新区。上海浦东新区积极提升政府服务意识,打造更优化的投资环境,引导中外企业向创新驱动的高端产业发展。

　　这段时间,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会展业务十分繁忙。中心的负责人德国人迈克尔在上海已经扎根30年,做了多年食品贸易后,前两年他又改行到浦东做起了会展服务业。

　　是什么原因让迈克尔放下了老本行?原来,迈克尔注意到,在新一轮的深化改革中,浦东把对外开放的重点从一般生产加工领域扩大到了服务贸易领域,积极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建立了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衔接的经济运行法规体系和体制环境。

　　在浦东新区的企业服务中心,我们看到了专门设立的“找茬窗口”。

　　“对照国际最高标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浦东新区让国内企业“走出去”,把国外企业“引进来”,进一步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如今,在上海浦东,除了经济特区外,其他如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所有“园区形式”都一应俱全。

　　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发展,浦东不再满足于“国内领先”。

　　按照国家战略定位,浦东正在建设世界一流的经济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金融中心、科创中心,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创新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动力。

　　不久前,江苏苏州市委大院12号楼里召开了一场意在激发干部精气神的会议。会上播出了一段视频,昆山、张家港与工业园区的老干部们纷纷出镜,“我要干,绝不回头”“不等不靠,照样自筹资金办开发区”……历史的画面,恳切的言语,让台下的干部们激情满满。

　　40年来,苏州干部群众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咬住发展不放松,抓住农村改革、乡镇企业发展、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等重大历史机遇,形成“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园区经验”三大法宝,勇于拼搏,敢于争先,锐意创新,苏州生产总值从1978年不足32亿元,发展到2017年的1.7万亿元。

　　进入新时代,面对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苏州如何着力展现发展的创新性、探索性、引领性?老法宝还管用吗?

　　拼劲成就发展

　　8月6日,全国百强县“领头羊”昆山市党政代表团到苏州相城区考察学习。昆山2017年GDP高达3500亿元。相比之下,相城产业基础相对薄弱,2017年GDP为700亿元。“先进生”向“落后生”学习,学的是什么?昆山市党政代表团称,学的是“拼劲”。

　　作为苏州“后发地区”的相城,其产业转型势头却走在各兄弟市区前面。在昆山市科技局局长陆陈军看来,相城的拼劲从沈桥村的环境整治便可窥一斑。沈桥村党委书记沈雪根说,那一阵,村干部都一心扑在这上面,加班加点成为常态。短短一年时间,就完成散、乱、污企业的拆迁工作,并完成土地复耕,实现转型升级。

　　苏州干部群众的这种拼劲,始终贯穿苏州改革开放的历程。

　　今年82岁的秦振华,在张家港工作了近半个世纪。1992年,56岁的秦振华接任张家港市委书记。当时的张家港,还只是长江边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但在秦振华眼里,张家港港口深水贴岸、不冻不淤,是建设码头、发展保税区的天然良港。

　　秦振华在4000人的大会上喊出了“三超一争”的目标——“工业经济超常熟,外贸超吴江,城市建设超昆山,各项工作争第一”。

　　一石激起千层浪,张家港的挑战激发了苏州其它县区发展的激情。本报1993年12月15日头版头条《苏州跃起六只虎》写道:“一虎呼啸,群虎出山。张家港的挑战,不但使常熟、吴江和昆山感到了紧迫,连吴县和太仓也坐不住了。苏州大地,变成了‘六虎’争雄的角逐场。”“这是把我们自己推上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境地,没有一点后路了。”秦振华说,“我把‘官帽子’拎在手上,奋不顾身向前冲,带领市委工作班子和全市人民,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全市上下团结一心,艰苦奋斗。”

　　张家港保税区规划建设局原局长陈健回忆,当时,每天天刚蒙蒙亮,自己就来到工地,一直干到晚上10点多,每个人都被一种纯粹的精神——“张家港精神”激励着。这种精神创造了让人惊叹的“张家港速度”:3个月,区内4.1平方公里,1284户人家拆迁完毕;9个月,保税区基本建成;当年年底,保税区封关运行。

　　改革的激情点燃了苏州干部群众创业的热情。苏州当时6个县市纷纷提出自己的发展目标,抢抓机遇,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发展上台阶、大跳跃的奇迹。如今,苏州下辖的昆山、张家港、常熟、太仓等县级市长期稳居“全国百强县”前十名,苏州工业园区在全国开发区中稳居前三,苏州高新区在全国高新区名列前茅,吴江区和吴中区也位列全国城区前列。

　　敢闯引领改革

　　今年7月初,宣炳龙第五次飞往埃塞俄比亚传经送宝。由昆山开发区负责输送管理、项目、技术的埃塞俄比亚阿瓦萨工业园,于2017年6月正式运营。“昆山之路”铺向非洲。

　　宣炳龙是昆山开发区第一任管委会主任。2017年,昆山在927平方公里土地上,创造GDP3500多亿元,进出口总额800亿美元,主要经济指标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县级市第一。

　　“1978年,昆山GDP只有2.4亿元,在苏州当时六县市排名垫底。”原昆山县委书记吴克铨和当时的县委班子意识到,要摆脱穷根,得先解放思想。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大连等10个国家级开发区应运而生。发展工业区的念头,第一次闯进了吴克铨的脑海。吴克铨说,按照当时国家级开发区建设标准,每平方公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约1.2亿元,而当时昆山全年财政收入不到6000万元。没有国家批文,意味着得不到上级财政的支持,昆山只能另辟蹊径。

　　改革开放需要敢闯敢试的魄力。1984年,昆山打破常规,自费办开发区,在城东规划了3.75平方公里的开发区。“不等、不靠、不要”“敢想、敢当、敢为”,昆山先后成立全国首家县级市投资企业协会、昆山外商投资企业经济纠纷投诉调解中心,实行全天候服务。依靠招商引资和诚信服务,跃上了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高速路。1992年,昆山开发区正式升格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苏州工业园区从一诞生就肩负着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历史使命。1994年,中国和新加坡政府在苏州合作成立工业园。从首创全国首批出口加工区、全国首家中外合作办学试点,到首个国家级股权投资基金等,产生了众多“第一”“唯一”,引领开发区在现代物流、科技发展、金融开放等领域的功能创新。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率先在全国开展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等国家级试点。24年来,苏州工业园区形成“借鉴、创新、圆融、共赢”的园区经验。

　　一直关注苏州发展的江苏省政府参事室主任王庆五说,从“张家港精神”到“昆山之路”,从“园区经验”到“开放高地”,无一不是“拼闯”的结果,无一不是敢为人先的探索。正是靠着这种敢闯敢试的精神,苏州诞生了全国第一个自主开发的工业小区、第一个与国外合作开发的工业园区、第一个封关运作的出口加工区、第一个设在县级市的国家级高新区、唯一一个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和开展开放创新综合试验的开发区。

　　“三大法宝”重焕活力

　　苏州的发展不是没有危机。2011年,苏州GDP突破1万亿元,在城市GDP排名中居全国第六。但是,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不断加大,苏州外资一枝独大,加工制造业附加值偏低,环境资源压力也越来越大,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压力,让苏州有些后劲乏力。

　　未来,苏州路在何方?今年春节假期刚过,苏州召开全市作风建设大会。苏州的干部很清楚,要实现由“量”转“质”,苏州仍要进一步丰富弘扬“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和“园区经验”,解放思想锐意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

　　昆山拿出当年自费建设昆山开发区的精神和魄力,要在全国率先建成具备县域特点的昆山科创中心。今年3月,投资高达100亿美元的中科院安全可控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项目在昆山高新技术开发区启动。这个项目的落户,正是昆山干部拼搏出来的。为帮投资商办理营业执照,昆山高新技术开发区干部孙剑波和同事搭乘早上7点的航班,10点30分准时抵达原国家工商总局,11点30分完成股东登记,当天中午与国家发改委洽谈产业创新中心建设事宜,下午3点去中科曙光公司沟通基地项目规划设计方案,搭乘当天晚班飞机回到上海虹桥机场,回家已是半夜。

　　亲商,是“园区经验”的重要内涵,也是苏州工业园区的金字招牌。2015年,以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为契机,园区组建行政审批局,实施审批流程再造,推进简政放权,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将114项审批事项分批划转至行政审批局集中行使,将原来涉及的近30个处室、90多名审批人员和16枚审批印章,精简为3个业务处室、30多名审批人员、1枚审批专用章。

　　张家港发展的第一桶金来自于乡镇企业,但“分散、低效、高耗、污染”等问题逐渐显现,原先的亮点成为痛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张家港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整体关停东沙化工区,转型发展生态环保产业;取缔香山化工品原材料交易市场,取而代之的是携手北影的文创业态。

　　改革开放没有终点,“三大法宝”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精神动力——今年上半年,苏州高新技术企业实现产值7350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47.5%。

　　《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12日 10 版)

　　9月27日，2018上海浦东车展。迈克尔在展馆里看了一遍，人气很旺，他很欣慰。

　　作为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总经理，迈克尔感到无比自豪：28年前，浦东展览业为零，而现在，新国际博览中心已成为世界最繁忙的展览中心之一，收入、利润已列世界同业首位，每年到这里来的专业买手达500万人次，参与观众达1000万人次。

　　新国际博览中心仅仅是浦东巨变的一个缩影。

　　1990年，浦东的GDP仅为60亿元，2017年已上升到9651亿元，年均增长达15.1%；浦东占上海市经济总量的比重由约1/12提升到近1/3。

　　浦东经济的迅速崛起，政府不断对自身进行改革是重要原因之一。顺应大战略、大市场的需求，主动调整政府对企业和市场的角色，是浦东新区政府自身治理的独到之处。

　　从“管委会+开发公司”模式起步，“小政府、大社会”治理格局逐步形成

　　新国际博览中心成立于1998年，上海陆家嘴股份有限公司和德国展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各占股50%，外资与中资股份比例相当，浦东成为“第一个吃螃蟹者”，展示出高起点、全方位开放的信心。

　　浦东开发开放初期，由政府主导。1990年到2000年，高起点编制新区发展规划，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功能区开发，是浦东开发开放的主要特点。这一时期，浦东管委会和开发公司成为浦东开发开放的主体。上海市政府成立了上海浦东开发开放领导小组、设立浦东开发办公室和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经过前期的酝酿和准备，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浦东新区正式成立。1993年1月1日，浦东新区党工委、浦东新区管委会挂牌，但只作为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派出机构，负责浦东新区的区域管理。

　　在开发区内，新成立的开发公司成为开发主体。1990年9月成立的陆家嘴、外高桥、金桥3个开发公司，分别负责陆家嘴金融贸易开发区、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的综合开发和经营管理。1992年成立的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公司，负责张江高科技园区的综合开发和经营管理。

　　这种“管委会+开发公司”的模式，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有力地促进了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

　　在这个过程中，浦东“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格局初步形成。小到什么程度？政府的管理机构就是浦东开发办公室，只下设三处二室——综合规划处、工程规划处、信息处、政策研究室和办公室。办公室太小，人均都没有一张桌子，只有一个抽屉。

　　直到2000年9月，浦东新区才正式组建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四套班子。政府机构少，机构里的人更少。

　　2005年6月，国务院批准在浦东新区率先开展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国家14个部门先后在浦东开展21项改革试点，为全国改革开放探索前进方向。

　　同时，浦东确立了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三年行动计划，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明确6个方面60个具体改革事项。这标志着浦东新区的改革动力，由主要依靠政策优惠和投资拉动，转为主要依靠体制创新和扩大开放。在这样的转变中，浦东新区政府的角色从经济、市场的推动者更多地转变为服务者。

　　把引领发展“高站位”落实到服务群众“低身段”上

　　新国际博览中心遇到的第一个“成长的烦恼”便是境外参展商进不来。一个展览涉及十几万到数十万人，这么多人要办理签证手续，光花费的时间就是巨大的社会成本。怎么办？

　　“利用自贸试验区，浦东就将签证难的问题解决了，只要有展会邀请函，就可以落地签，并可以停留6至7天，这为我们的展览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迈克尔用流利的汉语感慨道。

　　“1998年新国际博览中心组建时，大家都不认为能成功，那个时候，浦东连展览业这个业态都没有。”迈克尔说。新国际博览中心如此火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浦东解决了签证难的问题。

　　这也是浦东新区政府主动作为的结果。机构虽小，但服务企业、服务国家战略的能量要大。

　　近5年来，浦东努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新高地。浦东在全面落实上海市统一行动的基础上自我加压：企业设立登记再压缩1天，开办企业实现2天领照4天营业；不动产登记从5个工作日压缩为5个自然日；企业投资建设项目审批从取得土地后到获得施工许可证，带设计方案出让项目24个自然日，不带设计方案出让项目80个自然日，逐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浦东明确提出，着力对接企业群众需求，把引领发展的“高站位”落实到服务企业群众的“低身段”上，不断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上海社科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姜佑福分析，浦东新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来不是以“强政府”或“强市场”为轴心的圆形结构，而是以“政府—市场”同步从弱到强的动态平衡发展为焦点的椭圆形结构。随着开发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浦东新区政府治理朝着市场化、法治化、社会化以及国际化的方向不断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浦东新区政府与浦东的企业一道，同步发展。政府自身紧紧围绕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航运、贸易、经济、科创“五个中心”建设等国家战略，着力在推动高水平改革开放、推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锻造高素质队伍上实现新突破，构筑新优势、打造新高地。

　　敢于“自我革命”，为市场松绑

　　当然，“成长的烦恼”还有。

　　新国际博览中心每一个展览都规模巨大，布展、拆展需要大量卡车。等待布展和拆展期间，所有的大卡车沿着一侧的花木路等候。排队拥堵让司机难耐，附近居民也怨声载道：有的司机把绿化带当厕所。过去数年间投诉电话不断。可要解决这一问题，迈克尔最初不知道该找谁。

　　就在这时，新国际博览中心又遇上了浦东新区政府自身的大转变。浦东新区公安、商务委、消防、知识产权以及市场监管局等与展览有关的部门全都下沉到展览现场集合办公，各部门会商处理出现的各类问题。

　　浦东为博览中心专门找了一块地方停放布展和拆展的卡车，同时建立了专用APP，用智能方式让司机预约进场，司机候场时也可以放松休息。花木路上的卡车拥堵之患化解了，居民投诉量也大幅下降。

　　浦东新区政府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对标国际最高水平，大力推进“证照分离”等事前事中事后监管改革，并全力推进“一网通办”。浦东建立了企业服务中心，全部实行一窗受理，办事创业，只要往窗口递一次材料，其余的就交给服务中心办了，实现了群众少跑腿，部门和数据多跑路。这样的局面，正是浦东新区政府自我“革命”、对内“开刀”的结果。

　　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翁祖亮给企业服务中心提了一个简单的要求——“只说YES，不说NO”，这一要求成为企业服务中心的承诺。

　　这样的态度，成就了一批新企业的诞生。阿里巴巴新零售企业“盒马鲜生”在浦东注册时就遇到一些麻烦，按现有的工商管理规定，它既不是纯粹的商超，也不是纯粹的餐饮，是一种既有商超又有餐饮的业态，此前没有过。怎么办？

　　浦东新区政府办副主任、企业服务中心主任蒋红军介绍，依照“只说YES，不说NO”的承诺，出于对新业态的扶持，批准了盒马鲜生的注册。如今，盒马鲜生生意红火，成为一个新兴时尚的零售企业。

　　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总经济师赵宇刚说，政府职能转变的首要一点是观念的转变，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与企业的关系，要敢于“自我革命”，实行刀刃向内的改革，才能真正为市场松绑。

　　浦东新区政府的权力小了，企业和市场的活力大了。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姬兆亮介绍，2016年和2017年，浦东新增纳税主体与2015年相比分别增长9%和29%。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连续保持8%以上年增长速度，2018年将突破1万亿元；合同外资金额快速增长，累计近1300亿美元。

　　《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11日 01 版）

　　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天津滨海新区人气爆棚。泰达航母主题公园、海昌极地海洋世界、中新天津生态城、“最美图书馆”滨海图书馆,向天南地北的游客展示一个繁荣宜居的智慧新城。

　　渤海之滨这片热土,见证改革开放时代传奇:30多年前,这里大部分是盐碱荒滩;20多年前,这里以“一只机(传呼机)”“一碗面(方便面)”著称;10多年前,这里靠传统制造业领衔;5年前,汽车、电子、装备制造业集聚发展,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悄然崛起;而今,绿荫掩映的现代化新城,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1986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此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勉励“要充分利用滨海新区平台,先行先试重大改革措施,努力为全国改革发展积累经验”。

　　“滨海一直都在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叶迪生由衷感叹。

　　从窗口到高地

　　开发开放,成为血脉和基因

　　滨海新区因改革开放而兴,改革开放创新就是滨海新区的根和魂。

　　1984年,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应运而生。“我想怎么也得有片厂房吧,到地方一看傻眼了,一片盐碱荒滩。”叶迪生回忆。

　　1986年8月,邓小平同志视察不到两岁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指出“你们在港口和市区之间有这么多荒地,这是个很大的优势,我看你们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

　　胆子大点,发展快点,在盐碱滩上顽强生长的开发区创造出亮眼的“滨海速度”。为满足企业需要,这里安装了天津市第一台程控交换机,“当时家庭装部电话要等3个月,我们提出,企业电话必须3天装好,多出的钱开发区管委会补贴。”叶迪生说。

　　快速提升的,还有发展理念。“服务也是生产力”“企业先赚钱,政府后赚钱”“为投资者提供方便,让投资者赢得利润”……盐碱滩上破土而出的改革精神、开放胸襟、创新魄力,成为渤海之滨这片开发开放新高地的血脉和基因。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继上海浦东新区之后第二个国家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

　　紧紧抓住根和魂,滨海新区成为国内对外开放区域形态最为齐全的地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连续19年在全国开发区综合评比中名列第一,滨海高新区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天津港保税区诞生全国第一个空港保税区,东疆保税港区创全国面积最大保税港区,中新天津生态城建世界上第一个国家间合作开发的生态城市。多年来,滨海新区累计吸引140余家世界500强企业的近400个项目,年实际利用外资超百亿美元。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考察时强调,“要以滨海新区为龙头,积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集成集约集群发展。”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获得新动力,跑出加速度。

　　2015年4月21日,天津自贸试验区成立,扩大开放实现质的飞跃,截至目前,90项改革任务、175项制度创新基本完成。如今,平均每半小时就有一家企业在这里注册,每一秒钟就有1.7万元资本向这里集聚。

　　“空客和滨海新区的合作是全方位的,我们对下一个10年信心满满!”空中客车中国公司首席执行官徐岗说,今年是空客A320天津总装线投产运营的第十个年头,这是空客公司在欧洲以外设立的第一条A320系列飞机生产线,已完成总装并交付飞机近400架。去年,A330飞机完成及交付中心也在滨海新区建成投产。

　　“过去有公司想租赁国内组装生产的飞机,要跑到欧洲办手续,现在东疆帮您搞掂!”东疆国际航运与金融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李晖说。创新融资租赁模式,地处天津自贸区的东疆保税港区成为继爱尔兰后全球拥有飞机资产最多的租赁聚集地。

　　从深水区到无人区

　　先行先试,改革永远在路上

　　国家博物馆一角的展柜中,躺着一枚公章。

　　2014年,滨海新区成立行政审批局,109枚公章精简为1枚,在全国率先破解“公章围城”顽疾,取得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重大突破。

　　作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既要搅动“深水区”利益格局,又要和“无人区”新问题短兵相接。

　　自2006年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后,滨海新区先后实行了两轮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七大功能区,成为全国同类区域部门机构最少、人员编制最少的地区。

　　改革永远在路上。七大功能区曾是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主战场,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机构设置不统一,缺乏战略协同,部分产业发展趋同。“产业规划目录经常撞车,为了一个招商引资项目相互砸价,最终影响新区整体发展。”一位功能区负责人坦言。摊子越铺越大,职能越管越宽,既抓经济发展又搞社会管理,“做大做强主导产业、探索改革发展经验的主业反而弱化了。”

　　2017年底,滨海新区刀刃向内打出深化改革“组合拳”:功能区“七变五”,进一步推动资源要素优化配置,错位发展。与此同时,天津开发区经济职能与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市场监管职能分离,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泰达街道行使社会事业和社会治理职权。

　　“改革既有效推动开发区增肌减脂、轻装上阵,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又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滨海新区副区长兼泰达街道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张国盛说。

　　改到深处是利益。2018年新年刚过,天津开发区和天津港保税区的干部再次面临新考验:处级干部全员就地起立、对号竞聘上岗,能进能出,能上能下。

　　“这里没有官。说起来我是管委会副主任,其实就是全天候服务员,手机一天响到晚,隔三岔五就往北京跑。”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是京津冀协同创新的桥头堡,园区管委会副主任续光介绍,管委会弱化行政级别概念,园区管理充分自主。仅今年头9个月,园区就新增注册企业415家。

　　落户滨海20年,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从7个人两间房,发展到国际高端市场占有率稳居全球锂电行业前列,客户遍及苹果、三星、LG、一汽。“这些年,滨海新区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一系列改革成果,让企业放手、放心、放活发展,我们就是深化改革的受益者。”力神董事长秦兴才感慨。

　　“如果把滨海新区比作一辆汽车,体制机制就是发动机,只有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才能确保发动机马力更强、动力更足。”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滨海新区区长杨茂荣说。

　　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

　　以人民为中心,建繁荣宜居智慧城

　　废弃矿坑变身碧波涟涟的静湖公园,碱厂旧址拔起靓丽现代的文化中心,能连无线网络的智能公交站,可以“刷脸”结账的无人超市……10年深耕,中新天津生态城长成中国首个绿色发展综合示范区,成为滨海新区形象代言人。

　　“来我新家看看!”在北京中关村打拼10多年的王胜彪,将研发留在北京,加速器放到天津,把家从北京海淀搬到了滨海新区。

　　30多年来,滨海一直在变。业态提升、生态刷新的背后,是发展观、政绩观的深刻转换。

　　“要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提出“三个着力”的重要要求。

　　2017年底,滨海新区确立建设繁荣宜居智慧新城的目标,将其细化为12个指标,同时实施协同发展深化、产业聚焦升级、深化改革攻坚、开放环境创优、城市品质提升、民生福祉增进等六大行动,满怀信心迎向高质量发展。

　　迎向高质量,就要舍得面子,舍得时间,舍得投入,拼质量、拼效益、拼结构、拼绿色。“以前统计结果一出来,大家抢着问GDP增速是多少,现在呢,首先关心经济质量怎么样。”从事统计工作20年的滨海新区统计局副局长杨永茂印象尤深。

　　告别高速度,不等于不要发展。滨海新区提出发展集聚经济、开放经济、智能经济,闯出新常态下新旧动能迭代更替、接续转换的新路径。

　　家具厂就该人声鼎沸、锯末横飞?美克美家新厂房内,上料、加工、下料,统统由机器人完成,工人只要扫描一下物料上的跟单,就可自动调出加工程序,原本4个人的活,现在一个人就干了。“预计到2020年,滨海新区智能制造核心产业规模将达5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实现产值2000亿元。”滨海新区科工委负责人介绍。

　　从34年前34平方公里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到如今227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00万的现代化宜居新城,滨海一直都在改。

　　“滨海新区将坚守改革开放先行区的第一定位,牢牢把握改革开放创新这个根和魂,以深化改革激发动力,以扩大开放焕发活力,以持续创新挖掘潜力,用改革回应民生期待,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一条新路来。”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张玉卓说。

　　《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10日 01 版)

　　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脱胎换骨、凤凰涅槃的成长,大连已经成长为欣欣向荣的创新之城。1978年大连市地区生产总值仅为42亿元,2017年达到7363.9亿元,占辽宁全省的30.8%。今年上半年,大连市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4.7%和25.3%,分别快于规模以上工业19.7个和10.3个百分点。

　　变迁:改革开放大潮下农民的求索之路

　　改革开放前,大连市金县(现为金州区)老虎山村的葛治星一家连肚子都填不饱。“我家一共12口人,挤在5间破房里,靠父母在生产队挣工分养活全家。”葛治星记得,他16岁初中刚毕业,就加入劳动队伍,每年拼命干活,最多能挣4000个工分,算下来只有200元收入,除去生产队扣去的各项费用,不欠账就不错了。

　　为了能吃饱饭,葛治星于1975年到部队当兵。“当时就是为了能给家里省一个人的口粮。”1982年葛治星退伍回乡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大连,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从部队转业的葛治星,不满足于吃饱饭,还想要有钱花。可钱从哪来?一番考察后,他和村里一些年轻人率先种植起了大樱桃。当时大部分村民觉得种樱桃要有五六年的空果期,风险大,不愿意干。葛治星偏认准了这条道,并干出了亮眼成绩。2010年,他在村里配套了水电路等基础设施,把灌溉管网和作业路网修到每块地头,成立水果专业合作社。

　　截至目前,老虎山村大樱桃种植面积已达7500亩,村里还建起了占地7万平方米的大樱桃交易市场,吸引全国各地800多家水果经销商进驻。今年,全村大樱桃产量达6000吨,销售额达1.8亿元,仅此一项,全村人均收入就突破7万元。葛治星成为带领村民共同富裕的“领头雁”。现在,葛治星正在学习电子商务,想让村里的大樱桃借着互联网“飞”到全国去。

　　2001年12月1日,国家实施新《商标法》后自然人可以注册商标的第一天。早上7点,大连市商标事务所还没开门,就有3个人前来排队,排在第一位的是个叫苍峰的农民,专程从老家瓦房店东蓝旗村赶来。当天,他顺利递交了商标注册的相关资料,由此成为大连个人商标注册第一人。

　　随着国家商标事务所合伙人制度的推进,苍峰于2006年成立了自己的商标事务所,年均代理注册商标等相关事宜1000余件,已累计完成代理注册商标万余件,客户包括大连银行、大商集团、百年人寿这些知名企业。追逐改革开放的东风,苍峰这个“不安分”的年轻一代农民,完成了“农转非”的华丽转身。

　　变革:一种创新基因的发育成长

　　在大连市金普新区中轴路金马路中段,一块大理石上赫然刻着“奠基”二字。1984年10月15日,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此奠基。

　　“埋下了奠基石,实际上就种下了改革开放的创新基因。”于怀江当时在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建设公司工作,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3平方公里起步区为工业区,外加2平方公里生活区,这是国家确定下来的。”

　　要建设一个崭新的、听也没听说过的开发区,没有任何经验可供借鉴,怎么建?经过反复争论、商榷,最终敲定不能局限于3平方公里,并破天荒地提出了“控制区”概念——以3平方公里起步区为基点,向周边辐射120平方公里为控制区,为大连开发区后续发展预留可接续的各种“接口”。

　　2014年6月,国务院设立东北首个、全国第十个国家级新区——大连金普新区,囊括了原大连开发区、大连保税区、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等开放先导区。从当初起步的3平方公里到如今的2299平方公里,大连改革开放的创新基因再次迸发。

　　“创新是引领产业不断发展前行的第一动力。”大连光洋科技集团董事长于德海说。在金普新区,一座占地约24万平方米的地下工厂即将竣工,它位于地下十几米深处,通过数控通风装置,实现恒温、恒湿状态。借助这座“地下车间”,光洋的大型机床生产与组装可实现定位精度0.5微米、运动机械分辨率0.1微米,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但运行成本仅是同等规模地上工厂的5%。

　　从荒地上奠基到现在,大连金普新区拥有企业近6万家,其中外资企业500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此投资的项目近百个;2017年实现进出口总额2846.15亿元,同比增长29.13%,占辽宁省四成以上。

　　变化:激发创新驱动内生动力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考察时特别强调,要依靠创新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经过改革开放40年实践和积累,大连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在按照总书记要求,积极寻求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着力鼓励创新创业。”大连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说。

　　大连把重大创新项目作为加速腾笼换鸟、经济转型的落脚点。走进大连长兴岛恒力石化产业园,管廊纵横,储罐林立,吊装繁忙。在6平方公里的施工现场,东北振兴重大产业项目——恒力炼化一体化项目正在紧张进行各种安装与调试,恒力石化(大连)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许锦告诉记者:“恒力年2000万吨炼化一体化项目已完成投资450亿元,今年10月底投料试车,现在每天都在加班加点。”

　　随着恒力炼化一体化项目、大机车二期机车项目、新机场和地铁5号线项目、大连湾海底隧道、天然气入大连工程等加快推进,一个个品质优、前景好的项目正落地生根,积蓄了大连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今年上半年,大连市生产总值达3520亿元,同比增长6.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比上年同期增加5.2个百分点,高于全国8.3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25亿元,同比增长36.8%。

　　《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09日 01 版)

　　9月的合肥街头,多了不少彩旗。市政府大楼周边,以及向西一直延伸到合肥高新区很大一块范围内,醒目的标牌和展板摆放在一些重要路段,其中一块展板上写着:大城名校、携手创新、共创辉煌。

　　这是中国科技大学在庆祝建校60周年。1958年,中国科大诞生于北京玉泉路,生日是9月20日。1970年,中国科大南迁至安徽合肥开始了二次创业。

　　“我们要坚持科教报国、追求卓越的精神,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科大校长包信和在校庆纪念大会上如是说。

　　9月的合肥,沉浸在喜庆氛围中。有人感慨:市民们祝福中国科大,其实是在感谢科技创新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崭新变化。

　　基础创新激发发展加速度

　　举国欢庆的国庆节日氛围中,位于合肥高新区望江西路与石莲南路交口西南角的建筑工地上一片繁忙景象。

　　这是被安徽省作为科技创新“一号工程”的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预计2020年建成使用后,这里将实现全国量子领域优势研究力量的初步整合,代表全国量子领域顶尖水平参与全球竞争。

　　量子通信领域研究领军人,是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

　　“我们在量子通信领域的发展历程,之所以能够做到领先,是因为在整个领域起步的阶段、暂时还看不到实用价值的阶段,我们就赶上了世界的先进水平。”潘建伟感叹,“今天量子通信已经进入了实用化阶段。”

　　2017年1月,合肥获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获此殊荣的另外两座城市分别是北京和上海。合肥也因此引来全国多个城市注意,毕竟这意味着合肥乃至安徽省在全国创新大格局中将占据重要地位。

　　目前,合肥拥有同步辐射、超导托卡马克和稳态强磁场三个大科学装置群以及量子科技设施等世界先进的科技基础设施集群。“无论是人才集聚,还是产业转化、结构升级,这些都将对合肥的未来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合肥市发改委副主任程宗好说。

　　“人才新政” 吸引人才集聚

　　在合肥西北面一个水库中的半岛上,王俊峰与一位“不像领导的领导”聊了一番科研与理想的话后心情澎湃。随即,他给身在大洋彼岸的妻子打了一个越洋电话,说自己“已经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做自己喜欢做的科研工作”。

　　彼时,王俊峰正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那个名叫董铺“科学岛”的地方真正吸引他的,是正在建设中的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这个装置是现代科学实验最重要的极端条件之一,在材料科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的科研中十分关键,目前全世界拥有这个装置的国家不超过5个。

　　“不像领导的领导”是当时这个装置的项目负责人匡光力,现任安徽大学校长。在王俊峰面前,匡光力描绘了“一个充满无限想象空间的画面”,在王俊峰成为“岛民”之后,一番连锁效应也被触发。

　　如今,在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获批建设后,合肥市出台了“人才政策20条”,并且配套出台“国内外顶尖人才引领计划”“鸿雁计划”等23个实施办法。

　　这些政策不可谓不丰厚。从2017年开始的5年内,合肥市将安排不少于20亿元人才发展专项经费;对成长性好、业绩突出的团队项目,合肥市最高可资助1亿元;每年重点引进3000人左右的产业领军人才,符合条件的分期给予每人5万元~10万元生活补助。

　　目前,合肥拥有“两院”院士108人。难怪王俊峰后来感叹:这就是一个强磁场!

　　“创新基因”激励创业新长征

　　曾经以洗衣机、电冰箱等家电闻名的合肥荣事达电子电器集团在经历了多年的市场经济洗礼后,现在已经实现了“华丽转身”, 打造了一个以事业群制、合伙制、双创平台三位一体的“双创”生态圈。到目前为止,这里的创客创业项目实现了“零死亡”,堪称创造了一个创客神话。

　　“荣事达双创核心是机制创新。”合肥荣事达电子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潘保春很有信心。

　　一直将“科教兴市”作为全市发展基本战略的合肥,2005年正式确立了“工业立市”的主战略。2013年,在吸纳了一个以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命名的地级市撤销后分离出来的两个县区而“扩容”之后,合肥市再次提出“大湖名城、创新高地”的城市发展目标。

　　传承一直以来的“创新基因”,历经时间的磨砺,现在,“大湖名城、创新高地”已经成为合肥的城市精神。

　　钢琴曲响起,800架无人机编队飞向空中,“大鹏展翅”的编队造型,照亮深圳夜空。

　　9月20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综艺晚会《追梦——改革开放再出发》上,深圳再次展现科技创新魅力。

　　目前,深圳市聚集中国电子信息前10强的企业总部或区域总部;2017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900亿元,占GDP比重4.10%,居全球前列;PCT国际专利申请20457件,占全国申请总量的43.07%,连续14年居全国城市首位。

　　“先进技术和装备是买不来的,要培育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深圳市市长陈如桂表示,深圳将把创新的旗帜举得更高,加快建成全球“创新之都”。

　　构建创新综合生态

　　“6个90%”凸显自主创新活力

　　在220米外就能发现目标、动态识别人脸;一个系统即可完成人脸、手机和车牌的多项识别……光启集团研发的“超级智能系统”,可广泛应用于城市公共安全与城市治理。

　　成立仅8年,专利申请总量已超过4400件,光启集团是深圳众多创新企业的缩影。

　　深圳自主创新最大的特点是“6个90%”:90%的创新型企业为本土企业、90%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的研发投入源自企业、90%的专利产生于企业、90%的研发机构建在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由龙头企业承担。

　　在这样的创新氛围中,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龙头企业应运而生:华为成为全球最大通信设备制造商;腾讯成为全球最大互联网公司之一;比亚迪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企业……

　　在鼓励企业自主探索的同时,深圳在产业布局上进行引导。近年来围绕5G、新型显示、集成电路、机器人、石墨烯、新能源汽车、精准医疗等新兴产业领域,规划建设了10个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多个创新中心先后挂牌。

　　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基础创新的源头支撑。

　　今年3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切哈诺沃精准和再生医学研究院成立。研究院关注癌症和传染性疾病诊治的精准医疗,以及干细胞疗法治疗中风、帕金森、糖尿病等疾病的再生医学,是港中大(深圳)组建的第三个由诺贝尔奖得主命名的研究院。

　　深圳还相继建成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和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并启动建设首个国家基因库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截至2017年底,深圳累计建成创新载体1688家,其中国家级110家,省级175家,覆盖了深圳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领域;培育了93家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三发”一体化的新型研发机构。2017年,深圳新组建诺贝尔奖科学家实验室3家、基础研究机构3家、制造业创新中心5家。

　　营造人才创新环境

　　人才驱动激发创新源泉

　　9月4日,47岁的澳大利亚籍华人、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审计监察高级经理张威,在深圳前海拿到了永久居留身份证。“出入境和日常生活都会方便很多,这个证让我有了归属感。”张威说。

　　这种便利缘自深圳实施的“人才强市”战略。近年来,深圳先后出台《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深圳经济特区人才工作条例》;今年深圳还将出台实施“鹏城英才计划”“鹏城孔雀计划”等。

　　这些措施可谓“大手笔”:支持事业单位科研人员离岗创业;到2035年新增建设筹集人才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不少于100万套。

　　“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刻在深圳人才公园语录石上的这句话,昭示着深圳重才、爱才、求才的意志和决心。

　　2012年,29岁的斯坦福大学博士刘自鸿在深圳创立柔宇科技。6年来,公司不仅创造了打破世界纪录、厚度仅0.01毫米的全球最薄彩色柔性显示屏,还建成了全球首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类六代全柔性显示屏大规模量产线,满产规模超过每年5000万片。

　　“深圳这个城市充满活力,更多元化、更具包容性,不同的文化会产生很多的火花,而这些往往是创新的来源。”刘自鸿说。

　　“人才不断来深创业发展,为深圳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强的后劲。”深圳市政府秘书长李廷忠介绍,2017年深圳新引进“孔雀计划”创新团队30个,引进各类人才26.3万名,增长42%。目前,深圳人才总量超过510万。

　　优化营商政务环境

　　政府成为最大的服务员

　　“我们公司2312万元的留抵退税到了!”9月3日,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有限公司的税务工作负责人江国强兴奋不已。

　　铁汉生态是生态环境建设上市公司。2016年5月至2017年末,该公司共产生留抵税额4625万元。这在以前只能挂在公司账上。今年7月,深圳市税务部门主动告知铁汉生态,可享受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并迅速为其办理相关手续。

　　“留抵税额挂账上会占用公司大量资金。”江国强说,“多亏税务部门主动上门,解决了我们扩大研发的资金难题。”

　　在深圳,和铁汉生态一样受益于政府服务的企业还有很多。从率先实现商事登记“三十证合一”,到300项“不见面审批”;从建设项目总审批不超过90个工作日,到“企业办事不出区、市民办事不出街”的“全城通办”……深圳密集出台一项项便民利民措施,改善营商环境,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深圳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杨建认为,企业是深圳创新的主体,深圳市政府需要做的,就是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服务,“营商环境好了,市场自然有活力。”

　　2017年,深圳新登记商事主体55.2万户。全市累计登记商事主体达309.4万户,总量居全国城市首位。每千人拥有商事主体261户,拥有企业151户,创业密度居全国城市首位。

　　培育创新创客文化

　　吸引全球创新资源汇聚

　　9月25日中午,深圳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7楼,荷兰人亨克正聚精会神地敲打着代码。亨克2011年来到深圳创业,2016年进驻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从事LED屏幕设计,“在这里定制特殊曲面LED屏只要3周,全球其他任何地方最快也要6个月。”

　　全球数一数二的完整电子制造和互联网产业链,为创客发展提供了最好的土壤,也是全球创新资源汇聚于深圳的重要原因。

　　当前,深圳正在加速汇聚全球创新资源:ARM中国总部、空客中国创新中心等80个优质项目落户深圳;苹果、微软、高通、英特尔、三星等跨国公司在深圳设立研发机构、技术转移和科技服务机构;诺贝尔奖科学家实验室在深圳陆续挂牌成立。

　　2016年底,受南方科技大学邀请,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格拉布斯,在深圳设立了中国内地首个以诺贝尔奖得主命名的研究机构——深圳格拉布斯研究院。“这里与硅谷一样的创新精神和创新环境,是吸引我来的重要原因。”格拉布斯表示。

　　2018年1月,在深圳市委六届九次全会上,深圳以“创新”为关键词,提出了未来发展目标——到202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到2035年,建成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创新之都;到本世纪中叶,成为竞争力影响力卓著的创新引领型全球城市。

　　“深圳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必将以改革开放、创新驱动而强。”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表示,深圳将扎实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加快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金融支持的全链条创新,把深圳这座城市的创新基因再强化、再巩固、再提升,努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之都”。

　　《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08日 01 版)

　　陆家嘴集团职工姚建良,退了休才有空闲去江边漫步。

　　“吓了一跳,居然这么漂亮!吹着江风,看着美景,不要太舒服!”摄影爱好者老姚,从上世纪90年代初坚持同一角度拍摄陆家嘴,见证了浦东的脱胎换骨。

　　去年底,黄浦江两岸45公里公共空间彻底贯通开放。其中,22公里位于浦东。过去灰扑扑的“工业锈带”亮了,老码头、旧仓库纷纷变身创意空间,不同颜色区分出骑行道、跑步道、步行道、绿化带,如五彩丝带飘飞江畔。

　　还江于民,让上海人心里很暖。

　　为了让百姓更暖,上海在全市范围大调研,浦东新区的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也全压到里弄、村居和企业,细细走访梳理,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调研对象70万余家、收集问题建议5万余条,问题解决率70%左右。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上海团审议时表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

　　上海治城,核心是人,目标是让城市更有温度。

　　从雾锁寒江到两岸通途,住得宽敞交通顺畅,让百姓舒心

　　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人,过得捉襟见肘。

　　上海媒体曾历数城市建设等方面几个全国“倒数第一”:市区平均每平方公里挤着4.1万人,人口密度之大,全国之最,三代人挤在一间房是常态;人均绿化面积0.47平方米,就是一张报纸大小。建筑之密,厂房之挤,道路之狭,绿化之少,均为我国大城市之最。市区人均4平方米以下缺房户有91.8万多户,占全市户数六成,比重之大为全国之最……

　　当时,黄浦江上没有一座桥,浦东孤悬乡下。一起陆家嘴轮渡惨剧,将两岸交通的窘迫暴露无遗。那是1987年12月10日,雾锁寒江,轮渡停航,陆家嘴码头要过江上班的人和自行车越挤越多。很多企业实行打卡制度,迟到就要扣奖金。拥挤中发生踩踏,酿成重大安全事故。

　　在浦东陈列馆,还能看到一处实景展览再现90年代初的陆家嘴:东方明珠塔已拔地而起;塔下,一条“烂泥渡路”还分外扎眼。浦东民谣唱道:“黄浦江边有个烂泥渡,行人路过,没有好衣裤……”

　　而今,上海人均居住面积已达36平方米,在浦东张江科学城,规划中900多万平方米的人才公寓将是年轻人的居住保障。

　　黄浦江上,大桥、隧道飞架穿梭。1991年、1993年、1995年、1997年……上海平均每两年添一座大桥,相继建造了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奉浦大桥、徐浦大桥……现在,拥有20余座隧桥互通,浦东与浦西早已融为一体。

　　浦东的开放,大大延展了上海的地理空间和心理空间,上海人心气舒展了。

　　从“找茬窗口”到家门口服务站,精细化服务,让百姓温暖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这是从前。现在的浦东人烟稠密,人流如织,热闹而有序。过去黄浦江如“天堑”,现在公共交通10分钟就穿越。

　　位于浦东的地铁世纪大道站,4条轨道交汇换乘,以日均35.8万人次成为上海最大换乘站——超过冰岛的总人口。十几年来,一个名叫“世纪春霞”的服务团队,提出一套“六心服务法”,为地铁服务建立了高标准;面对超大客流忙而不乱的中控管理,也展现这块发展高地的治理水平。城市治理要用“绣花”功夫,上海和浦东念兹在兹。

　　上世纪80年代,深圳已经起飞,浦东尚未开发。为改变外商投资环境,上海聪明地设立“一个图章”机构,把126个图章变成一个大图章,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工作效率,直接撬动外资入沪。

　　今天,加快智慧政府建设,全力打响“一网通办”政务服务品牌,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浦东推陈出新。

　　浦东新区企业服务中心,有个“找茬窗口”,有意见能直说。

　　“700多条‘找茬’意见都一一登记在案,会集中查看、研究处理、及时反馈。”找茬窗口专员倪哲一说。企业可以找茬,窗口却无否决权。“不设路障设路标,不打回票打清单,不给否决给路径”“只说Yes不说No”……浦东将服务姿态放得比任何时候都要低,将工作做得更精更细。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海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超大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是世界级难题,上海不断求解。

　　二三十年前,上海里弄都有一部公用电话,谁家有电话,居委会大妈扬声传呼,声声传呼联通了上海和世界;今天,精细化管理以另一种方式呈现。陆家嘴街道市新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李娟展示了“家门口”服务站的工作原理。借助社工帮助,社区居民能用远程视频完成11项最常用事项的办理。对于高度老龄化的上海,为老年人打通这样的“最后一公里”,很暖。

　　浦东启动河道整治、背街小巷整治,有关民生的服务供给和制度供给也更加精准化。一位浦东基层干部说:“为了百姓感受,要用最小细节体现最高品质。”

　　在上海人大会议浦东代表团,市委书记李强诚恳交心,希望要从群众最期盼的事情做起,每年抓一些具体项目,一件一件推进落实。“老百姓对城市是否安全、有序、干净,感受往往更直接。要守牢底线、补好短板、夯实基础,通过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城市,属于它最普通的百姓。

　　从补上文化短板到打造“上海文化”品牌,文化建设,让百姓充实

　　城市要有温度,必须有人文关怀、文化建设——这是上海领导层的共识。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有过三次文化发展战略的大讨论。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围绕加强文化领域立法;第二次是上世纪90年代末,使上海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理论先驱;第三次是最近,这次讨论以全球城市为愿景,把文化作为体现城市竞争力的核心资源,怎么用好“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资源,让“上海文化”品牌成为金字招牌?

　　浦东感到了压力。“浦东人均公共文化场馆面积不足巴黎、伦敦的1/8。”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黄玮说。既听得出“压力满满”,也听得出“取法乎上”。

　　8年前,浦东人看个话剧还要去浦西。2010年的世博会,主会场席设浦东,浦东开始灿烂。

　　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翁祖亮在一档“2018对话区委书记”的访谈节目中,不谈经济,单谈浦东一大拨令人惊艳的文化设施,“让全上海人民眼红”。

　　“站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浦东人一如既往。

　　现在,东方艺术中心每天上演高水准的音乐、舞蹈、戏剧;拖儿带女逛上海的游客绝不会错过上海科技馆;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演唱会盛事不断,还能秒变冰上舞蹈秀场;即使远在临港,都有美轮美奂的“大隐湖畔书局”,“共享图书”7天免费借阅,更不要说能让人玩疯了的迪士尼乐园……

　　还有更多属于文化的惊喜正在酝酿:世博文化公园、上海博物馆东馆、上海图书馆东馆、浦东美术馆,加上已经钢结构收尾的上海天文馆——五大世界级水准的文化地标都将在2020年建成。

　　有媒体人惊叹,将来,可能全上海人都要去浦东追文艺了!

　　浦东还希望,文化无处不在,转角就能撞上。

　　陆家嘴融书房,以前是落寞的老图书馆,现在是时尚的文化空间。3元钱,书能快递到家;信用分达标,线上线下都能免证免押金借阅;每周两场名家讲座,讲文化,也讲金融知识……这样的改头换面,年轻金融白领喜欢。馆长凌志荣说:“融书房,是金融的‘融’,也是科技与图书馆的融合,更是融入与包容嘛!”

　　年过花甲的姚建良有了小孙女——浦东的新居民,他决定追拍孙女的成长,也不会放弃追拍陆家嘴。记者问他,最满意哪一张照片,他含蓄地笑,“下一张!”

　　浦东新区28岁了,人们依然喜欢这样一句话,“站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浦东,最美的在下一程。

　　《 人民日报 》( 2018年09月25日 0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