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清明。

南京中华门掩映在一片花海里，徜徉春景的游客往来不息。松冈环顺着人流走到城门下，仰头看向历经风雨的墙砖。

残留弹痕的城墙静静矗立，一阵又一阵欢笑声取代炮火，从她的耳畔穿过。

对望之间，历史与现实在她眼前变换交织。

松冈环，日本铭心会（南京）会长。1988年起，她为找寻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无数次往返中日两国，走访300余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约250名侵华日军老兵，将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呈现给世人。

每年的南京之行，松冈环习惯将4月定为启程日。“清明是中国人悼念离世亲人的节日，我应该回来看看逝去的人。”

南京之行还有另一个目的，春和景明的日子里，见见老朋友。

故友重逢

4月初，南京落了一场雨，接着都是好天气，象征团圆和希望的木绣球开得正盛，等待故友重逢。

“夏奶奶！我又来看你啦！”

“快进来，快进来！”

热切的迎客声在楼道里回响。夏淑琴老人小步走到门边，紧紧拉着松冈环的手，到沙发边坐下，一刻不放。老人脸上刀刻般的沟壑里流满笑意。

夏淑琴老人，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也是战后首位赴日控诉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幸存者。

“以后你不用再来了……”初见的欣喜过后，夏淑琴靠在松冈环耳畔，下起“逐客令”。未等松冈环回话，老人又忙说起来，“我们国家越来越好了，我们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不能让你再来了，你做的已经够多够好了……”

1988年的夏天，松冈环第一次踏上南京的土地，也第一次见到夏淑琴。那时，夏淑琴还没有那么苍老，干净利落的短发贴在耳后，沉默不言。

“当时夏奶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情绪，但我知道她介意我是日本人。”此后30余载岁月，这份跨越国度的情谊终究让老人放下芥蒂，来自加害者国家的她和作为受害者的她，成了彼此的力量。

每一次重逢都弥足珍贵。这一天，松冈环又赶着时间去见了其他几位老友。

石秀英住在二女儿家，离夏淑琴家只有几公里远。99岁的老人穿着过生日时买的唐装，笑呵呵地等着松冈环。前些年，石秀英做了一场手术，截去左下肢，只能靠轮椅行动。天气好的时候，孙辈会背着她走下4楼，在小区里晒晒太阳。

“我孙女，现在长到一米七了，大个子！”石秀英指着孙女小时候的照片给松冈环看。她的父兄被侵华日军残忍杀害，曾经相依为命的家人也已经离去，就连大女儿也不在人世，好在家里其他亲人都健健康康的，孝敬备至。

潘巧英住在汤山乡下小院里。村子附近有个龙尚湖，眼下正是最好的季节。“家里人有时候会带我去那转转，漂亮哦。”老人坐在孩子们搭的玻璃房里，暖洋洋的。

“我现在身体好得很，就是腿脚不太方便，走不远咯。”潘奶奶是个闲不住的性子，在家待久了就要出去转转，和村里人聊聊天，看看小花小草。她对松冈环说：“春天好啊。”

“以前这个季节来南京，我总是充满期待的，但现在，它更像个分别的季节。”松冈环说。

2020年至2023年，受疫情影响，松冈环的南京之行被迫终止。4年间，超过30位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陆续离世。海的那一端，松冈环一次次收到故人离世的噩耗。

“思念他们的时候，我会给他们写信。”松冈环翻着手机，找到一张寄给常志强老人的信件照片。夏天的牵牛花印在信纸上，她用中文一笔一划地写道：“夏天又来了，您请多多保重。”松冈环没能等到常志强的回信。“他的女儿前年联系我，老人在冬天去世了，那封信因为地址不明确，没有送到他手中。”

遗憾，时间的遗憾。

“当年我才8岁，现在已经95岁了，我怕我等不到了。”夏淑琴拉着松冈环的手，眼泪在眼眶打转。“那时候我以为我已经死了，没想到又醒过来了，一家11口，只剩我和妹妹了。一晃，80多年过去了。”老人喃喃，等不到了。松冈环一遍遍轻抚她的后背。

时间在遗憾里变得紧迫，紧迫到夏淑琴担忧自己能否在有生之年得到那句道歉。

最想看的事

多年的走访调查，让松冈环的身份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新闻报道提起她，常常以日本小学老师、铭心会会长等头衔介绍她。但在故事的最开始，她还有两种不为人所熟知的身份：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特别研究员和“和平研究会”成员。

1988年和夏淑琴的见面，坚定了松冈环开始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决心。她一边学习中文，一边对照地图和历史资料在南京、无锡、上海等地走访，看到年纪对得上的老人就主动上前询问，还在学校里发起写作活动，让孩子们写祖父母的经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信息，不断回馈给她。

“纪念馆给了我一个‘特别研究员’工作证，让我开展南京大屠杀调查顺利了许多。”走访过程中，有老人听到“日本人”来了，被吓得躲进屋里不肯露面，也有人敞开心扉与她交谈。看到爷爷奶奶身上的伤口，听到当年屠杀的细节，松冈环忍不住落泪，她意识到，哪怕战争结束，暴力的余震仍反复折磨着生者。

“爷爷奶奶叮嘱我，一定要把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告诉全世界。”抱着厚厚一摞的证言记录，松冈环回到日本，开始收集当年日军在南京施暴的证据。

然而，在她的母国，“南京大屠杀”却是禁忌。

最开始，松冈环询问一些日本老兵知不知道南京大屠杀，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情绪激动，大声质问松冈环的意图，又将她赶出屋子；也有神色怪异的日本老兵，嘴里重复着“当时南京什么也没发生”。

松冈环决定改变策略。她知晓参与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囿于社会舆论和家庭压力不敢讲出真相。再次登门拜访时，她自称来自“和平研究会”，从日常生活起居聊起。

一次、两次、三次……日本老兵的戒备逐渐放低，松冈环和同伴适时深入，追问起在南京发生的事情。“有些老兵聊起进攻南京，顺势就会提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事，但对自己究竟在南京杀了多少人含糊其辞。有些老兵非常谨慎，只要涉及中国或者南京的经历就拒绝回答，或者非常隐晦地讲一些听来的‘故事’。”

这样的兜兜转转和迂回试探，松冈环和同伴经历了十余年，伴随而来的是约250名侵华日军老兵证词。有些老兵在生命走向尽头前，心怀愧疚地捐赠出战时日记或家信，成为佐证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实。

最早开展南京大屠杀调查时，松冈环执着于传递历史真相，希望日本当局能够向所有受难者道歉。但时间在不知不觉间成了最大的挑战，幸存者们不断凋零，让调查工作时时陷于被动。“老人都有悲惨的人生经历，我希望他们每一位都能保持身体健康，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也是我每次来南京最想看到的事。”

铭记南京

每次和老人分别时，松冈环都会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精心包装的礼物。有时候是粉蓝色的围巾，有时候是一对工艺品筷，有时候是刻有精美纹样的杯垫。“这是铭心会成员们为您准备的。”送上礼物的时候，她总是这么介绍。

铭心会（南京），日语完整翻译为“铭记南京会”，创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起初只有松冈环一名成员。“从成立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名铭心会成员和我来到南京，参与调查和慰问。”

在与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相关的调查之路上，松冈环不是独行者。

松冈环带着最初的调查资料回到日本后，部分日本当地纸媒以相对公正的视角报道了她的故事，震撼于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日本市民主动联系她并加入了她。随着时间推移，铭心会成员不断增多，松冈环开始在日本筹备举行“中国战争受害者证言集会”，邀请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远赴日本，向日本民众讲述1937年血色南京。

“举行集会的时候，日本右翼分子会在场外干扰，拿着喇叭喊‘根本不存在南京大屠杀’。他们中的有些人也会在网络上发帖攻击我，质疑我的意图。”面对诋毁和阻挠，松冈环和同伴没有畏惧，“谎言永远敌不过真相。”

将视野拉至全球，还有更多人选择为历史真相奔走，为珍视和平发声。多次到访中国的托马斯·拉贝，在曾经的难民避难所里追忆过祖父约翰拉贝，又在欧洲多地设立了约翰·拉贝交流中心，致力于用史实唤起更多人对生命与和平的思考；为了告慰丧生于日寇手下的亲人和同胞，美籍华人鲁照宁在世界范围内打捞真相碎片，近20年里捐赠超过2600件史料；连续举办4届的国际和平海报双年展，以艺术让全球人民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传递出和平的共鸣；来自全球各地的数百名紫金草国际志愿者，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翻译为多国语言，向世界发声……从认识到共识，从共识到行动，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加入传播史实与践行和平的队伍。

有些年的12月13日前后，松冈环也会来到南京，参加纪念活动，看看故友。曾有幸存者后人问松冈环，是什么让她坚持到了现在。松冈环说，南京大屠杀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不容篡改，不容抹杀。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有强大的意志。”

新华报业·新江苏记者 柏丽娟 喻婷/文 胡秋阳/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