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桂荇

那是我人生中最为黯淡的日子。高考落榜，本来困窘的家境，更显萧疏。我悄悄买了把泥刀，到城里做瓦工。

转眼间，开学的日子又到了。我想再去复读，拼一拼。可钱呢？

夜阑人静，月光透过篱笆墙的缝眼，照在清幽幽的房里，零零碎碎。躺在竹片床上，辗转反侧，轧得床吱吱地响。一个早更头，母亲披着衣裳，轻轻地坐到床边，把一沓子钱放在枕边。

“哪儿来的？”我很诧异。母亲沉默良久，说：“穷，穷得有志气。拖了几个月，明儿去上吧。”转过头来，猛然，我发现母亲手上好像少了什么。细细地打量，不见了一副银手镯。我朝母亲望了望，没说破。鼻子一酸，眼角湿润了。母亲缓缓地站起身，刮锅、煮早饭去了。

丹桂十月，花暗香。我进了古镇复习班。

那会儿，母亲和我的口粮，一个月拢共60斤稻子，碾42斤米。我在校搭伙，每月需投45斤米。先吃，月底交。

离家前，母亲说月底送米来，不要我回去拿。说到学校望望，她放心。

我不想母亲来。母亲是种地的，穿着寒碜，我怕同学笑话。更何况，工分是母亲的命。缺了，她总要开夜工补上。

最终，我没犟过母亲。

可是，到了投伙的最后一天期限，母亲还迟迟没来，我心里不禁怨怪起来。

个把星期前，里下河下过一场不小的冰雹。天气骤冷，我也想回家拿条褥垫。下午第一节课后，我向老师请假了。

正要回家，母亲挑着担子，一头挂着米袋，一头捆着稻草垫，踽踽地走进校门。青布围袄扎在腰间。头上裹着灰白的头巾，窄窄的、薄薄的，洗得没有了绒头，纱一般。额头上方，隐隐地映着稀疏的白发。

母亲放下担子，絮叨叨地说：“怕家里秤小，向二奶奶借了8斤米。多下的，买点馒头。”

说话间，从围袄里掏出一只高粱饼，红褐色的，一口一口地咬着。

原来，那场冰雹来势猛，把家里的猪圈打塌了。母亲借了茅草、毛竹，请来大舅，修好了。猪是农家人的“宝”。田里垩肥，油盐开支，出人情，过年做衣裳，都仰仗它呢。

母亲擦擦眼，释然一笑。

那一刻，酸涩和愧疚，如巨石从我心里隆隆碾过。

约莫两袋烟工夫，母亲要走了。起初，不要我送，叫我歇会儿。到了小镇车站，不肯上车，说坐车头晕。

这是谎言，我不想戳破。母亲年轻时在沪上蹲过人家，走南闯北，从没听她说晕船晕车。

临走前，母亲翻过夹袄。从里层灰不溜秋的小褂子里，摸索出一方折叠齐整的油纸袋，拎起袋底倒出钱。票子，揉得乌脏。

“大前天，上街卖了两筐花椰菜。”母亲说。她蘸口唾沫，数了数。嶙峋的双手，松树皮一般。开裂处，淌着丝丝的血，如婴儿红艳艳的小嘴。

我的心仿佛被深深地剜了一刀。我赶紧掉过头去，装着望远方。阴灰的天底下，横着几个萧索的村庄。小店屋顶黑色的瓦楞上，几根枯草当风抖瑟。苦楝树的枝丫光秃秃的，上面挂满一颗颗灿黄的果子。母亲重重地打量了我一遍，从上到下，抬手帮我捋了捋头发，摁了摁我放钱的口袋。

“好点上（学）。家里穷，不能与别人比。”

冬天的风，透人心骨的冷。

母亲把空布袋扎在扁担一头，夹在腋下。不知不觉地，天下起了细雨。黄昏来临，三十多里路，母亲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家呢？

乡路弯弯，只见母亲脚步匆匆，孤零零的。她走得很紧，全然没有一点老迈的样子。深沉潮湿的夜色，将她瘦削的身影慢慢地吞噬。最是那灰白的头巾，在风中簌簌地飘动。家里没米了，我仿佛看到母亲捧着斗碗，一天三顿喝着黑乎乎的大麦粥；残月苍白，她一个人晚作，在田里默默地薅草、挑水；油灯如豆，她坐在堂屋的地上，满柴席的扫脚棉花果，在她手里渐次开花……

凄风，苦雨。我站在路旁，泪眼婆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