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汪树明

高考落榜那晚，天黑透了。

我把行李绑在自行车后架上，低着头推出校门。路上忽然下起雨，土路越走越泥泞，像嚼烂的年糕一样死死裹住车轮。我脱了鞋，一手扶车把，一手拉后架，一步一滑往前挪。脚下一滑，连人带车摔进路边的芦柴丛。车子压在身上，我慌乱蹬腿，一根芦柴桩划破右脚，只觉得钻心地疼。坐在淤泥里，望着远处村庄的灯火，想到明天庄邻们会怎么看我，眼泪止不住地淌。

十九岁，我觉得一切都完了。

回到家，我把书本塞到床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躺在床上不想起。母亲端着饭站在床边，拉起了我：“咱汪家没出过大学生。落榜了，不是什么丢人的事。你喜欢写作，只要你有上进的心，在家也会写出名堂的。”

那时正是插秧季。母亲天不亮就下田，中午扒两口饭又走，天黑透了才回来。老天好像故意与人作对，烈日把秧田水晒得烫人，母亲的小腿肚被烫起了水泡。新插的秧苗，稍嫩的，在浅水处经不住晒，几天工夫，嫩绿的叶子就枯黄了，像被火熏过的纸。

几日后，母亲劝我去秧田放水。我见田埂边有株死苗，伸手要拔掉。母亲忙拦住我：“别拔。只要芯没死，它还能活过来。”她见我疑惑，扒开枯叶，亮出了里面绿着的芯。

一周后，我再去秧田，果如母亲说的，那棵秧苗又长出了新叶。

母亲蹲下来，爱抚着那棵苗，黝黑的脸上满是笑意：“到了秋天，它照样能结出穗子的。”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母亲的话。

回到家，我拖出了床肚下的书本，重新开始了读书写作。那年，省作协函授班招生，我随口一说，母亲从箱底里摸出手帕，把裹着的一沓钞票塞到我手中。劳动间隙，我坐在田埂上读；晚上，我趴在书箱上写。后来县广播站招聘合同记者，我凭着过硬的写作优势，从数百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名合同记者。

去报到那天，我特意去了稻田，想看看那棵枯死的秧苗。齐腰高的稻子，穗子低垂，根本分不出哪棵是当初枯死过的。

做合同记者的三年，我天天骑着自行车，跑田头、进工厂，稿子一篇篇寄出去，有的变成广播稿，有的上了报纸。踌躇满志的我，想做个小城名记者。没想到，三年后县站因解决不了编制，财政无拨款，招聘人员工资经费无着落，与我们解了约。一夜之间，我又被打回了农村。

回到农村不久，我走进了工厂，五年后，我再次遭遇下岗，走上了自谋职业之路。那十多年里，我在工厂烧过锅炉，在菜市场卖过菜，在建筑工地搬过砖，在街头蹬过三轮车。曾经写字的手，握起了烧煤炉的铁铲，抹起了称菜的秤杆。在锅炉旁，在菜摊边，在三轮车上，我带着书和纸，没事翻几页，想到就记下。我的眼前，常常晃动着那棵枯死过的秧苗，看到它复活的心。

如今，四十年过去了。我这个落榜生，在城里有了家，两个女儿成了家，我在机关做着文字工作。在小城，我无官无职，却有着三百多篇发表过的散文，成功加入了省作协、中国散文学会。回头看，那条泥泞的路、那片晒烫的水田、那棵枯黄的秧苗，都成了我文章里的字。

秧苗不会说话。它枯了，黄了，被人判了死刑。但只要心还青着，一场雨、一寸土，它就活过来。人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