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申赋渔

去年回南京的时候，我在章嘉陵先生的家里看到一只陶瓮。其实不能说是一只瓮，因为它毫无瓮的用处，既不能盛水，也不能插花，莫名其妙地摆放在墙角。我觉得好奇，就把它搬到桌子上，盯着它看。

它原本是做成了瓮的样子，在烧制之前不小心弄坏了，使它变成了一个畸形的器物。照理说，这样的东西完全不值得烧制。可是章老师依然按照既定程序，给它上了釉，认认真真地放在窑里烧了出来，使它成了一个不成器的陶瓮。

这个陶瓮本是一种欹器。荀子说过一个故事，讲孔子在鲁桓公的庙里参观时，看到一只欹器，就问守庙人：“这是什么器皿？”守庙人说：“这是放在君主座位右边的器皿。”孔子说：“我听说过这种器皿。它空着的时候会倾斜，倒入一半水就会端正，注满水之后就翻倒了。”人们用这件东西来提醒大权在握的君主，任何时候都不要自满。

然而，章老师做的这件歪斜着身子的欹器，连这样的功能都没有。

章老师说，如果一定要给它起个名字，就叫“不器”吧。孔子曰：“君子不器。”眼前这件陶器虽然一无用处，却有一种超乎寻常的荒诞之美。泥坯刚刚做好，章老师用手按压了一下，力道恰到好处，它既没有扁成一团，也没有破碎，重心仍十分稳定，它站在桌子上，甚至显出一种庄重的姿态。它摈弃了人们给它的一切定义，成为了它自己，成为唯一的、不可复制的、拒绝被人使用的存在。

“它的美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章老师说，“你围着它走一圈，从每一个角度看，它都是不一样的。”它的每一个侧面都打破了对称、平衡、黄金分割等等对美的定义，它无所谓地立在那里，充满着挑衅、冷漠和孤独。

那一天我们长谈到半夜。章老师很快又要去景德镇，在那里长住半年，半年之后做一个“不器”的作品展。透过“不器”，他把一个文人内心的品格向这世界延伸，他在寻找一种理解世界的新方式。

现在这批令人瞠目结舌的作品已经在海宁章嘉陵美术馆展示了。它们像一个个逃亡者，既狼狈不堪，又自尊自爱。它们在逃亡的路上变了形状，在工具主义者的眼中，它们是毫无用途的废物。现在，它们来到了自己的安身之处——美术馆中的一块白布之上，它们每一个都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出走的故事。出走后的陶瓷呈现出人们原本没有发现的美，它们扭曲的折痕上，反射出奴隶挣脱了绳索之后眼中放出的光。它们被压扁的地方，恰恰显示出了它们的坚强和韧性。它们甚至抛弃了陶瓷与生俱来的脆弱、单薄与空虚。它们因为拼命挣扎，造成了一种悲剧性的力量感。每一个“不器”，都是抽象化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它们为不服从付出了代价，却赢得了震撼人心的美。

孔子曾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人成为自己，才是人生的目的。人不应当为了别人而活，更不要说成为别人的工具。在这一点上，儒家与道家终于达成了一致。庄子所说的无用和自由，也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不器”是一种解放，它让人不用活在别人的眼光之下、评判之中，它让人审视社会，而不是被社会审视；它让人发现自己，而不是等待别人的发现；它让人成为自由的人，就像大自然让一棵树成为一棵树的样子。

二十年前我认识章嘉陵先生的时候，他是一位制砚大师。他不是把石头雕凿成一方一方砚台，而是把砚台一点一点还原回自然。二十年后，他把米开朗基罗的《叛逆的奴隶》藏进了中国的陶瓷之中。从前他追寻天人合一，如今他想要“认识你自己”。他从辽阔的天地回到了自己的内心，像一个游子回到了故乡。我在“不器”的身上，看到了一种令人动容的深情和黑夜醒来的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