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祖欣

有一张泛黄发白的老照片，历经了百余年岁月的侵蚀，是母亲生前的珍藏。照片上，左一是我的外婆徐河珍，正中站立的，是她的舅舅、我的外曾舅公柳诒徵（1880—1956）。左侧端坐的，是外婆的母亲、我的外曾祖母柳兰徵，仪态温雅，眉眼沉静。右侧是柳夫人吴素鸾，端庄娴静，不笑自安。身前一双儿女，立得笔直又带着孩童的天真。

三代同堂，笑意安稳，那是乱世未来之前，一个书香家族最平常、最珍贵的天伦之乐。

相片背后，柳诒徵先生亲笔题写了几行小字。字迹清劲，落笔从容，每一笔都像在轻轻接住一段流逝的时光。我每次指尖抚过，都仿佛能触到百年前那个春日的温度，触到一家人在风雨里彼此搀扶的心跳。

母亲晚年最爱跟我讲旧事，讲我的外婆徐河珍，也讲她的外婆柳兰徵，更讲她的舅公公一家在颠沛岁月里如何照拂我们至亲。她常说，柳兰徵三十四岁便守了寡，是弟弟柳诒徵把姐姐与外甥女接回家中同住。那是1925年，我的外婆才五岁，在家中受尽宠爱，不缠足，能读书，是那个年代里极少见的幸运儿。更让我动容的是，外曾祖母本是镇江城里天足（禁止缠足）女校的老师，有机会担任校长，可为了陪伴女儿读书，她放下教鞭，从镇江迁居南京，把一生的重心都放在了抚育孤女上。那是1916年，镇江西风东渐，女学倡兴。

这些故事，不是史书里的条目，是母亲坐在藤椅上，一句一句讲给我听的家常。

照片拍下的那一年，是1922年3月，南京胡园。

胡园又称愚园，有“金陵狮子林”的美誉，是文人雅集的地方。那时的南京，文化浪潮翻涌，人到中年的柳诒徵，正处于一生学术的黄金年华。他任教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参与筹建东南大学，后来执掌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一生治学育人，而在胡园的光阴里，他不是史学家，不是教育家，不是图书馆学家，只是一位丈夫、一位父亲、一位疼惜姐姐与外甥女的至亲。

阳春三月，草木初萌，新绿浅浅，姊弟两家人缓步园中，随意一站，便成了永恒。我常想，那天的风一定很软，阳光不烈，亲人在侧，心事安稳，所以每个人的神情都那么平和、富足。

谁也不曾料到，这安稳一碎，便是半生离乱。

23年后，抗战胜利前夜，柳诒徵先生在四川柏溪的客邸里重新拿出这张照片。山河遥远，故人零落，他提笔写下：“此乃民国十一年三月在南京胡园所照。其时先姊四十九岁，河珍甥女二十岁，予夫妇均四十四岁，屺生十三岁，定生甫十岁也。卅四年五月，劬翁识，时客四川柏溪。”

“时客”两字写得清淡，可我深知，那背后是千里万里流亡路，是烽火连天里的颠沛，是藏书不保、家园难归的焦灼，是一位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时，守着文脉不肯倒的孤勇与苍凉。他没有写苦，没有写难，只写下故人年纪，记下当时光景。

照片里的人，后来都走进了风雨。

我的外曾祖母柳兰徵，在拍照后三年不幸病逝。

1937年七七事变，战火燎原，外婆徐河珍本就体弱多病，却不得不抱着年幼的女儿——我的母亲曾慰慈，跟着柳诒徵先生一家从镇江出逃，避祸兴化，辗转西仓、竹泓。兵荒马乱之中，贫病交加，惊吓成疾，外婆最终在1940年夏病逝于竹泓大庙，连尸骨都在后来的水灾中无迹可寻……柳诒徵先生痛失心爱甥女，写下长诗《哀河甥》，一字一泪，我读之，总想起照片里那个轻触枝桠的芳龄少女，笑得那样无拘无束。

照片里的男孩柳屺生，彼时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小，升入本校初中。他父亲与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创办《学衡》杂志，与以《新青年》为核心的北大知识分子，展开了一场关乎中国文化出路的思想论战，他却和同学巴金、胡风一起办校刊，写白话文小说——在五四运动兴起的那个大时代，不论什么样的家庭出身，青年趋新都是一种潮流。照片里的小女孩柳定生，后来以优异成绩保送中央大学历史系，与她一同保送的，是后来名扬天下的物理学家吴健雄。而柳诒徵先生本人，在西迁流离之中，仍坚守教席，笔耕不辍，继代表作《中国文化史》后，以力作《国史要义》阐扬民族精神，在山河破碎之际，为民族守住文化的根与魂。

百年光阴弹指过，胡园依旧，人事已非，可照片里的温情从未淡去。它不只是一张全家福、一段家族记忆，也是柳氏家族在风雨岁月里敦亲睦族、守望相助的见证，更是近代学术史与文化史中，一段温柔而坚定的注脚，在家国动荡之中，文化与亲情，始终是一代学人心中最坚实的依靠。而在我们家族的记忆里，柳诒徵先生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学术大家，而是那个接寡姊回家、疼惜外甥女、护佑大家周全的柳先生，是大家族里最可敬、最可亲的长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