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周淑娟 何圭襄

在震泽，女性创业是一道别样的美丽风景。

胡毓芳、沈福珍、刘瑛，分别创办了“太湖雪”“慈云”“山水”，并带动一批蚕丝龙头企业，形成蔚为大观的震泽蚕丝产业集群。

谭桂芳，如同一个“花使者”，培植出“百丽”“初莲”“安佶拉”“牧与森”等业态，打造出一个“苏小花王国”。

朱建芳，一个“风一样的女人”，把齐心村治理得井井有条，那么美、那么好、那么富。

吴小英，震泽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江区丝绸文化创意园和震泽丝绸风情小镇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她念念不忘“一根丝”，始终不忘“蚕宝宝”，她的人生与震泽的发展可谓“丝丝入扣”。

这个名单上，还有沈晓雯、周佳园、王安琪……相比震泽第一代创业女性，第二代女性创业者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有的甚至从海外留学归来。她们视野开阔，眼光超前，传承了家族的产业，不甘于守成，成为勇敢的“破局者”“破圈者”。

吴娃喜蚕桑，果然名不虚传。

在她们的身上，能明显地感受到果断和勇敢。她们做起事来，不拖泥带水，不畏惧退缩。心里都有一幅“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宏图，用心一笔笔描绘出来，用丝一点点织就。

我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女性进入这份名单。自强之花，自有其沃土。

这一方土地，历来重视女性才华的培养、挖掘和发挥。美国学者曼素恩在她的《缀珍录》中研究了18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状况和地位，对江南各州府的女作家人数有过统计。苏州地区以466人列第三位，仅次于杭州和嘉兴。清代出现过较多女作家的江南诸县中，吴江有91人，列第八位，在清代女作家总数中占2.9%。女性才华的显露，一方面得益于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与方法，另一方面得益于自身对知识和文化的渴求。

一个人的成功，或可看作偶然。一个群体的出现，一定有某种必然。这种必然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风气——对女性一视同仁。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在这里，“出嫁”和“迎娶”同样受到重视，“外孙”和“家孙”并没有太大区别。

普通女性也以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赢得了地位。这或许跟当地蚕桑业的生产有很大的关系。相比女性在文化艺术领域所彰显的价值，女性在社会生产中所发挥的价值，更具社会性、经济性和广泛性。在当地悠久的种桑养蚕历史中，采桑喂蚕、扯绵拉被的工作常常由女性来承担。她们总是把蚕亲切地称作“蚕宝宝”，她们也因此被称作“蚕娘”。

清代初期思想家唐甄写过一段文字：“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是以虽赋重，困穷民未至于空虚。室庐舟楫之繁庶胜于他所。此蚕之厚利也。”他接着笔锋一转，建议当地官员在蚕桑生产中推广使用女工，可以从养蚕地区聘请老师对妇女进行生产上的指导和培训。因此，女性在蚕桑生产中的劳动价值很早就得到了重视和确认，这对提升女性家庭和社会地位无疑是相当有利的。

更直接带动当地女性创业的，应该是费达生先生。

100年前，“中国蚕丝之母”费达生就在这里进村指导、兴办工厂、开展教学，当地蚕桑生产受益于她的技术和良种，更受益于她躬耕桑梓的奉献精神和志在富民的博大情怀。费达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女性，塑造了当地女性的独立精神、科学精神，而这种精神恰好是创业创新的必备条件。春蚕的奉献精神和蚕丝坚韧绵长的高洁品质，如灯塔般照亮了她们的创业之路。

震泽蚕丝业第一代女性创业者中，不少人直接接受费达生的影响和指导，她们和费达生都有过或长或短的交往经历，从费达生身上汲取了创业精神和科学方法，从而受到感召，勇敢地迈出了创业的步伐。

生逢一个创业的好时代，立足当地丰厚的自然资源和人文禀赋，把女性的细致和韧性等优势发挥到极致，她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成功呢？因为她们的拼搏，女性不仅成就了自己和家庭，也为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当女性创业不被强调、不被区分的时候，我知道，这里就是女性创业的天堂，这里就是女性生活的天堂。我希望，这样的“天堂”在其他地方不断涌现。当它们连成线、连成面的时候，我们可爱的祖国，不就是人人都能发挥才能、实现价值的“天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