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舒

这是我陪着父亲住进八人间的第二个夜晚，他刚做完穿刺，在镇痛泵的作用下沉沉睡去。我的注意力完全放在隔壁床，那是一位老大爷，八人间的钉子户，住进来已经十天，肝癌转移到肺部，因为指标不达标，没办法做治疗，只好每天吊营养素。老大爷在我们这里很有名，凭借的一手绝活是打呼噜。说实话，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鼾声，不间断的咆哮，像狮群集结号，我斥巨资买来的降噪耳机毫无作用，到护士台去抗议，护士和我说了他的情况，当然只能谅解。

此刻，不知哪里一阵风，白色的帷幔飘动，我可以看见隔壁床上主人的庞大体型隐现其中。可是他纹丝不动，安静得不可思议。这太反常了。我有点慌张，要不要去叫护士？还是去看一看他？终于决定站起来，伸手去掀帘子，我要看看狮吼功老大爷的安危。就在这时，他忽然坐起来。“我做了一个梦。”他没头没脑地说。我不知道是不是说给我听的，也许是，也许不是。所有的光亮都通过我掀开的帘子透过来，他的脸一半在黑暗里，一半略微凸显出来，黄色的光让他本就蜡黄的脸忽然有了一点神性。

“刚刚，我做了一个梦。”这一次，我确定他是对我说的，此时此刻，我的心里有点高兴，因为刚刚还在怀疑床上这个人的安危，现在他却可以和我讲话了。“你梦见了什么？”我问他。“我梦见自己回到了老家的院子里，太阳很亮，院子里挂满红灯笼，我老婆穿着红色的新外套，满脸喜气地跑过来告诉我：‘儿子要结婚了，就这个月办。’我心里一阵激动，想站起来帮忙布置院子，手却不听使唤，急得眼泪都快流下来。我老婆说，结婚还差10万块钱，我说没关系，我不治了，结婚要紧。我熬到现在，就希望看到他结婚，看到他结婚，我立刻就可以走。我早就不想在这里待了。”我不知道怎么接话，但我可以看见他的眼眶红了，嘴唇轻轻抖动，喉咙里仿佛卡了什么，声音渐渐微弱，变成了模糊的气音：“我就盼着他结婚……”

我有点好奇，住院这么多天来，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床边有男人。常来的老妪应当是妻子，面上从来没有笑容，她沉默地递水给他，沉默地给他看着吊盐水的刻度，到了时间，她伸手去按按钮，仍然是一言不发。“我儿子在上海上班。”他似乎很骄傲，说儿子很忙，刚刚升职，不能打搅他的工作，自己这个毛病生的不是时候。我不知道说什么，只好对他说：“我觉得这是个好梦，你看，现在才9点。上半夜做的梦都是真的，下半夜才是反的。”他的眼睛亮了起来：“真的吗？”他问我，呼吸急促起来，连带着喉咙里发出咯咯咯的声音，忽然直挺挺倒下去，大口抽气，眼睛翻过去，像一条溺水的鱼。我赶紧按了呼唤铃，走廊的脚步急促起来，急促起来，一阵风，先跑过来的是护士，量血压，翻眼皮，接着是医生……我呆在那里，仿佛之前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大爷半夜被抬去ICU了，我跟着出去看，这似乎是肿瘤科习以为常的事，担架旁边，我看到了那个年轻人，那个被父亲赋予了很多骄傲的年轻人。此刻，他充满沮丧地站在那里，听医生讲各种事宜，身边是他的母亲，仍然沉默着，这一次，她张大了嘴巴，第一次表现出惊恐。我想要走过去，告诉他们我曾经被这个人分享过一个梦，那也许是他最后的话。递过去一杯水，我小心地说：“刚才你爸爸醒来，跟我说起，他做了一个梦，梦到你要结婚了。他说，这是他最想看到的事。”他似乎更加沮丧了，开口是标准的上海话：“伊不是我爸爸。”他停顿片刻，看一眼旁边的妇人，又继续说：“他是我朋友的爸爸。”他说话时声音压得很低，但我仍然明白了“朋友”的内涵。“他带我回去过一次，然后他们就闹僵了，其实到现在也没见面。”这个夜晚就这样过去了，细细想来，这是我在肿瘤科经历的最为惊险的聊天，虽然只是“一会儿”，有时候，就是一个人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