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顾建虹

上世纪70年代，我父母结婚时有一张雕花大床，由当地有名的木匠纯手工打造，整张床没有一根钉子，都是榫卯结构。木料虽不名贵，形制却沿袭了明清。床楣、围栏、立柱上雕刻着几何纹，顶部床楣上，嵌着一幅《喜鹊登梅图》，白底黑线红花，在朴拙的韵味里，平添了几分喜气。

这张雕花大床极高，床沿几乎及腰，四根立柱撑起顶盖。三面是一米多高的格子围栏，如半抱臂弯。床沿高出一截，床面便如浅浅的泳池。人躺上去，如同卧在一座微型殿堂里。这张床，成了父母组建新家时最贵重的物件。

中国床榻有讲究，大抵有榻床、罗汉床、架子床、拔步床四种。榻床无围无栏可坐可卧，春秋战国时便已盛行，文人雅士独坐观书，有来客时，便于榻上清谈。罗汉床稍高，三面矮围中间凹，形似罗汉须弥座，故而得名。拔步床最奢华，宛如一间小木屋，床头有格抽和柜子，床外有廊庑、化妆台，还有马桶。

父亲说我爷爷结婚就用的拔步床。这样的床，已非单纯的卧具，人卧其中，便是入了心灵堡垒。港湾温馨，夜眠晨醒，梦也一定是好梦。《诗经·小雅·斯干》有句说得好：“乃寝乃兴，乃占我梦。”

父母的大床是我和妹妹最早的乐园。小时候我们总要手脚并用爬上去。妹妹喜欢把蚊帐放下再拉开来做报幕员。我则威风凛凛地站在床中间，把床单披在肩上拖动，甩着水袖学唱录音机里《三请樊梨花》《珍珠塔》等段子。

改革开放春风吹来，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初，我家专门请人设计了带院子的小别墅，轰动一时。新房子里面当然要配好家具，我爸觉得那张雕花大床和房子的欧式装修不配套，而且老旧笨重占地方，于是买了三张席梦思大床。老床最后被拆解堆进柴房，渐渐被岁月忘却。

2000年我结婚，买家具时才觉得床确实是首要的，于是特意开车去苏州相城区的家具城选购，我先生花了两万多元买了一款实木大床。2007年我们又给女儿买了一张原木清漆实木床，更加简洁大方；2015年给老二添置了双层立体床，一层书桌一层床，旁边是柜子和书架，连踏步楼梯都是借助柜子，把空间充分利用。

可记忆里的那张雕花大床却始终未曾忘却。有次在一家收藏馆里，见到了专门展示的古董床，我看得目瞪口呆，周围的观众也啧啧称奇。可我总觉得成为藏品的床，虽然名贵，却失去了最重要的气息。它不再是人们睡眠做梦的港湾，不再是孩子们戏耍的舞台，它成了历史标本，不再承载生活。

雕花大床的没落似乎不可避免。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居住空间越来越小，谁还需要一张占地方的老式床呢？睡眠也变成了一种效率行为，那些需要攀爬的高床，那些雕着繁复花纹的围栏，自然成了过时的累赘。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说，“传统的断裂，首先体现在日常器物的消失上。当一代人不再使用父辈的器物，记忆便失去了载体。”家乡在太湖西岸，太湖水依然浪打浪。湖畔芦苇依依，湖面船帆飘飘，但湖畔的老房子越来越少，老家具、老物件也越来越少。只有一些空巢人家的院子里，偶尔还能看到一两张沉睡在时光深处的大床，油漆剥落，雕花模糊，像被时代抛弃的老人。它们曾经承载的故事，又有谁记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