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行列车的硬座车厢里，灯光昏黄。我缩在靠窗的位置，正对着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影子发呆，对面座位的动静忽然撞进耳朵——是带着江淮口音的低语：“把花生拿出来吧。”

抬头看坐在对面的一对夫妇，五十出头的年纪，都是打工者模样。见我望过去，女人先笑了，眼角的皱纹像水波似的漾开：“你也是回江苏？”三两句家常，我们搭起了话头。

他们是泰州姜堰人。男的在北京干装修，说起营生，他黝黑的脸上泛起些自豪的红光，手里剥花生的动作没停：“活儿是累，从早七点干到天黑是常事，有时赶工期，半夜还在人家里刷墙。”他指尖沾着泥土似的灰，却把花生壳摆得整整齐齐，“但咱江苏人手里有准头，贴瓷砖能做到严丝合缝，北京人最喜欢江苏的装修工。在北京干了十来年了，现在都不用找活儿，老客户介绍的新客户主动找上门。”

女人比男人爱说，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住。她说，以前在老家的工厂打工，三年前跟着男人来北京，现在在一家国家单位的培训中心做保洁。“可不是扫大街的哟。”她连连摆手，眼里闪着认真的光，“在大楼里，工作环境很好，每天就擦擦桌子，吸吸地板。签了劳务派遣合同，有社保，中午还管一顿饭。”我问她怎能对保洁工作如此满意，她笑得更欢了：“在老家工厂里，机器轰隆得能震碎耳膜，现在每天听着鸟叫扫地，不是福气是啥？”

聊到回家的缘由，两人脸上的轻松淡了些。男人的老父亲八十多了，前些天突然咳得直不起腰，被亲友送进了医院。“接到电话时，我正在给人装吊柜。”男人的声音低了些，指节捏得发白，“赶紧跟工头请了假，回家看看。”女人在一旁轻拍他的手背：“老爷子挂了两天水，能自己端着碗喝粥了。”话虽如此，她望向窗外的眼神里，仍飘着一丝忧虑。北京到泰州，有一千多公里，老人在一天天衰老，他们并不能随时回家。

说起儿子，女人的声音陡然拔高了几度，并从手机里翻出张照片。照片上的小伙子穿着西装，站在中介门店前，身后的玻璃门映出他挺拔的身影。“上学时不好好读书，成绩不好，大专毕业后到上海干房产销售，工作倒是拼得很。”

“现在卖房不好干吧？”我想起新闻里说的楼市行情。女人却不甚在意：“可不是嘛，他们有同事整月开不了单。但儿子说，行情总有起落，就像田里的麦子，有涝年也有丰年。”她说儿子这两年攒了些钱，正准备在上海嘉兴买房。我忍不住提醒她，嘉兴不属于上海，是浙江的。她愣了一下，随即又笑了：“管它属于哪！儿子说开车到上海市中心就几十分钟，比我从姜堰老家到泰州火车站还快。等过一两年，我就去嘉兴带孙子，每天买菜做饭，不再出来打工了。”

后半夜，车厢里渐渐安静。列车在黑暗中疾驰，窗外的灯火连成流动的星河。我望着对面这对夫妇，他们的脸颊被灯光照得半明半暗。我想到，这世间有太多这样的人，出身普通，也没有过人的才智，却像地里的向日葵，永远朝着有光的方向生长。

或许几天后，男人就要继续刷墙贴瓷砖，女人要仔细擦拭大楼里的门把手，他们的儿子还在上海的街头奔波着。但此刻，在这列穿破黑夜的列车上，他们眼里的憧憬闪着光，这就够了。

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