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的姨爸突然闯进我的脑海，我才想起姨爸早已作古。我清晰地记得，小小年纪时，我因学了数学曾给姨爸一个公式：姨爸=劳动。

我在姨爸家做客，一住就是四五天。早晨起来全家人都在，唯独不见姨爸：“姨爸呢？”姨娘答曰：“上田里去了。”第二天、第三天早晨问，还是“上田里去了”。姨娘说：“你姨爸起得早，潮手巾把脸一揩，他就下田了哇。晚上都等我们吃过晚饭洗过澡，他才回来呢。他一个人耕的田是人家的两倍。我们这几天吃的鸭蛋，全是他劳动奖的。”

是的，姨爸非常爱劳动。他是家里的大劳力，吃饭大嚼大咽，三下五除二，第一个丢碗。丢了碗他就找事做。他跟劳动是最亲密的朋友。三哥到姨爸家做客，早晨起来两个人在床头谈的就是怎样施肥，怎样锄草，怎样捉虫。

哪个亲戚家办喜事，大家都趁机过过牌瘾，我的姨爸是不可能坐在牌桌上的，那多浪费精力和光阴。没事，他就找个小板凳挨着懂庄稼的亲戚，问怎样才能使稻子增产、麦子多收。

一次，我到姨爸家，姨爸说：“大智啊，你晃啊晃的，不能扫扫地啊？”姨娘听到了，训斥姨爸说：“细小的是来走亲戚的，你怎么叫细小的做事呢？”但我觉得姨爸说得有理，我拿起了笤帚和畚箕。

因为忙碌，姨爸走起路来不是直着身子，而是埋着头向前冲，大概是个75度角的样子。

一天早晨，我刚起床开门，于墙角拐弯处，首先看见姨爸的头，然后是颈，是肩，是胸，可见他是斜着身子走路的。他见了我，问一声“起来了？”他说，“又养了一些蚕，我是来打桑叶的”。说完就快步走到河边的桑树下，我跟在他后面，看到他一下就蹿上了树。东摘摘、西摘摘，眼睛不停地搜寻大而嫩的桑叶。

劳碌的姨爸后来得了癌症。人家谈癌色变，姨爸却说：“什么癌不癌的，你不做才呆（兴化方言读ái，本指愚钝，在此被姨爸用作‘不劳动即失去生命意义’的存在主义宣言）呢。”

我的姨爸做起事来常常忘了吃药。家人批评他，他说，劳动比什么药都好。

其实，癌细胞已在他体内铺下了一张黑色网络。以前捆麦把，腿一压，草把一揪就捆好了，可现在，腿压根压不下去。姨爸不相信，用力再压再捆，可他的力量好像被小偷偷走了，麦把、大腿都不听他的话，他还差点摔倒。他气喘吁吁躬腰站着，他与大地构成歪歪扭扭的角。姨爸终于卧床了，与大地构成了平行线，“＝”号。

躺在床上的姨爸，有点力气就说，“一辈子乖顺的麦子竟欺到我头上了。”“现在我奖不到鸭蛋了。”“现在该插秧了。”“现在该……咳咳……”

门口鸭在高声叫唤嘎嘎、嘎嘎，鸡扑棱翅膀在追逐嬉闹，啯啯、啯啯，一只猫跟另一只猫翘着尾巴打架，喵，唬。

“下地了”“挑耙了”“耕田了”，姨爸喃喃说着。

我想，假如给姨爸造一座雕塑，怎么设计呢？我认为他的身子要雕成倾斜状，像百米冲刺的运动员，像冲锋陷阵的战士，像拥抱庄稼的农民。眼里是起伏的泥土，正下方斜插一束饱满的麦穗——麦穗与地面呈75度角，与他生前走路的姿态重合。这就是我的姨爸，一个视劳动为生命的农民。

王大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