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很多年以前，鹅洲镇上来了一男一女，他们金发碧眼，肤白鼻挺，和镇上的人截然不同。他们的脚刚踏上麻石板小街，哗的一下，镇上的人就像潮水一般迅速围拢过来。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如同放出窝的鸭子，叽叽喳喳里裹着此起彼伏的惊叹。

我同学王爱民告诉我，这两个金发碧眼的人，是我们小学吴老师请来的客人。王爱民是个“包打听”，他用油亮的衣袖擦了擦流到嘴边的鼻涕，神秘兮兮地说：“知道吗？他们是英国来的留学生。”那时，我们尚不知晓，那位爱穿白衬衫的数学老师藏着怎样的故事。她的板书像窗外银杏叶般舒展，粉笔划过黑板时，总让人想起运河拖船犁开的水痕。她的儿子王科曾和我做过一年同学，这个黑瘦少年读书的模样，极像春蚕啃食桑叶，在我还读初中的时候，他就已经被上海的名牌大学录取了。

我们的小镇不大，却是水陆码头。运河穿镇而过，连接着太湖和滆湖，有“小无锡”之称。其实，镇上除了有一家电影院、一爿百货店，就只有零星几家药铺、饭店和浴室。镇上人最适意的生活，就是“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一壶茶，一把浴，日子在紫砂壶里泡得绵长，偶有新鲜事，便似春汛撞开闸门，在青石板缝里冒出簇簇涟漪。

从我家去学校，必须走过一座桥。桥的两端，分上塘和下塘两条街巷。上塘是商铺，下塘是小学和中学。站在桥上，便能一览小镇两岸的风景。呵气成冰的冬天，每天上学路过桥头时，总看到许多人朝河里指指点点。

运河里，有人在游泳。这个游泳的人我也认识。他是我们镇上税务局收税的老吴。老吴面黑身粗，每天拿着一本手撕税票，在农贸市场里收税。平日里，他也和大家一样穿着毛衣毛裤，可每天早上却偏要到结着薄冰的运河里游个来回。听人说，老吴这是有病，每天不泡次冰水，他的皮肤就会痒得难受。我曾经把手伸进水里，感觉冰冷的水咬住手指，赶紧缩回，看着在运河里划来划去的老吴，我感觉有把冰凉的小刀割自己的肉，疼得把脖子都缩在衣领里了。

老吴却在镇上人叽叽喳喳的议论下，从从容容爬上岸，也不和人打招呼，用毛巾擦干发红的腾着氤氲雾气的身子，裹了件衣服后便转身朝家里走去，湿漉漉的脚印漫向深巷，像未写完的省略号。

那时，少年的孤独，使我常坐在运河的河埠上，看着黧黑的木船从远处缓慢地驶来，又缓慢远去，涟漪在光影里晕染开来，恍恍惚惚，荡漾出一个个黑白的影像。

我就读的鹅洲小学，原名鹅山书院。书院里有两棵巨大的银杏树。银杏树下的宣传橱窗里，曾放过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一个叫寿康的年轻先生，沿着运河，从十里路外的一个叫屺亭的村庄，来书院教图画。我不清楚这位年轻先生是否也像我一样，喜欢坐在河埠上，看着运河里舟来船往。但多年后，我看到这位先生在巴黎画的《八骏图》，总感觉马鬃里有运河水纹的弧度。那时，先生已改名为徐悲鸿。

鹅山书院的钟声，在清晨的小镇上格外清灵、悠扬。淡淡的薄雾从运河升腾起来，两岸的街舍错落有致，白墙黑瓦，飞檐拱桥，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卷轴，这是小镇深深烙印在我童年记忆中的最美画面。

2003年，吴冠中画了他生命中最后一幅家乡题材的油画《童年》。画面中，穿镇而过的运河水雾氤氲，白色的墙，黑色的瓦，淡雅古朴，宁静安详，仿佛一袭青衫的少年，依然坐在他姑父的渔船上，从鹅洲北面的闸口北渠村，来到镇上读书。

白发归故乡。故乡的美学启蒙，让离家游子的心魂始终与家乡紧紧相依。

时间如流水，岁月的青苔又厚了一寸。

暮色渐渐笼罩小镇，街灯依次亮起，一双锃亮的皮鞋敲碎了麻石街道的寂静。这便是被称为“小开”的潘汉年留给鹅洲人最深的印象。那时，“小开”在鹅洲的彭城中学教授国文。夜色中，先生书房的灯光总是亮到最晚，然而，直到某个清晨，学生们发现先生的藤椅空着，砚池里沉着半枚枫叶，书桌上还摆着几本带着油墨香的《新青年》。

现在，徐悲鸿留在银杏树下的炭笔，吴冠中记忆中的童年印象，潘汉年书桌上的烛光，都已成为小镇人茶余饭后谈论的故事和传奇。但这些传奇和故事，却在小镇少年的心上树起一支让他远行的桅杆。

远方，长河的尽头，是开阔的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