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曾做过“看青人”。所谓“看青”，就是大集体时期，派人守在地里，看护着庄稼不被偷盗。

由于担心有人或者小动物偷盗庄稼，村里的小队长请了我爷爷去“看青”。申村大片的耕地，在半夏河的南岸，做活的人们，每天都要踩着吱呀作响的小木桥过去。一过小木桥，在左手的河岸边上，有一棵高大的刺槐。刺槐树的底下搭了一个小草棚，爷爷就住在这个棚子里，因为看青的人夜里要守在地头。

棚子是我的木匠爷爷自己搭的。他用两排长长的树干，架成了一个“人”字形的骨架，再在两边的斜坡上铺上高粱秆和稻草。棚子里面的泥地上铺着麦秸，软软的，透着一股清香。爷爷比较讲究，奶奶又给他在草秸上铺了一张草席，荞麦枕头也是专门从家里拿来的。

记忆里，村里面的妈妈们总会在过年这几天来我家，走一走，喊爷爷一声，想让他“看青”的时候不要太严厉。“看青”这件事，爷爷才做了一年。当时是因为什么事，跟奶奶赌气，正好小队长找人“看青”，他就去了，这样可以不住在家里，算是一个老人的“离家出走”。他去“看青”之后，庄稼既没有大的损失，也没有弄得村里的人际关系鸡飞狗跳，村里人都很满意，他自己得到了更多的尊重，也高兴，所以虽然与奶奶早已和好，今年又继续住在野地里。

“小满”过后，爷爷把大槐树底下的棚子收拾好，背了铺盖住过去。我和奶奶就每天晚上来给他送饭。奶奶迈着小脚，拎着一只竹篮子，里面是一盘菜，一碗饭，一只长嘴的白瓷茶壶，和一只茶盏。我抱着一只竹壳的热水瓶，走在她的旁边。如果爷爷不在，到地里去巡视，我们就在桥头坐下来等。奶奶把碗盘茶盏从竹篮里拿出来，摆在桥板上，然后从长嘴的白瓷茶壶里倒出一盏茶。茶还没凉，就听到爷爷轻轻一声咳嗽，不紧不慢地从庄稼地里走了出来。我朝他大喊：“爷爷，今天有红辣椒。奶奶说要辣你，你怕不怕？”爷爷说：“好，好。”走过来，用手拍拍我的头，靠着桥栏杆坐下来。

他先要喝一盏茶，喝完了，看着河水定一定神，才拿起筷子吃饭。他吃饭很仔细，很认真，碗里从来不肯剩一颗饭粒。吃好了，奶奶把碗筷拿到桥下河水里去洗。洗碗的时候抬头问爷爷：“不曾有事吧？”爷爷掏出他的水烟壶，嘴里应道：“不曾有事。是有个人，我咳了一声就走了。”“不曾打照面吧？”“不曾打照面。我走得远了才咳的。不会难为情。”一般从田地里顺手牵羊，捞点粮食回家的，都是妈妈们。她们知道爷爷就在附近，她们也知道爷爷看得到，所以下手并不过分。只要不过分，爷爷就不会过来。实在有不自觉的人，爷爷会在远处咳一声，提醒她离开。

爷爷“叭哒”“叭哒”地吸起水烟，烟壶上的火星在他的呼吸间，一明一灭。这在夏夜的河上是十分协调的。河面上到处都是萤火虫。一层薄薄的雾，贴着水面流动着，使得萤火虫的闪烁，一会儿迷蒙，一会儿清晰。黑暗里的虫鸣潮水般涌起，又骤然停下，像是有人拿着指挥棒在指挥。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扯着闲话，等到爷爷的烟吸好了，茶也喝好了，他又去田地里走一走，我就随着奶奶回家。

我10岁的时候，奶奶去世了，就埋在半夏河北岸的一块坟地里，离爷爷“看青”的那个小棚子不远。奶奶去世的时候，村里的田地刚刚分到各家各户，再也不需要“看青”了。可是爷爷不让把那个棚子拆掉，他还要住在那里，怎么劝也没有用。那段时间，我一放了学就去看爷爷。喊他一声，他抬起头，应一声，又专心用小刀和凿子，雕刻手上一个扁扁的盒子。在乡下，一个人去世之后要在家里设“牌位”，爷爷雕刻的，是罩着奶奶牌位的一个木盒子。我几乎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家的牌位上罩这么一个盒子，最多就是在上面扎一小块红布。爷爷是想把奶奶的牌位装扮得更堂皇更珍贵些。

奶奶去世后，爷爷不再吃早饭，午饭也不定时。他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来到伯父家或者我家。伯母或者母亲给他下一碗面条，炒两只鸡蛋，这样最快。每天晚上是我给爷爷送饭。爷爷吃过饭了，自己到河边去洗碗筷，洗好了，递给我。然后他就在槐树底下的凳子上坐着。他既不喝茶，也不抽烟，原先那套讲究的仪式完全没有了。我陪他坐过一会儿，他就站起身，说：“回吧。”我们一起过小木桥，我往家走，他拐弯往西，沿着半夏河的北岸往奶奶坟的方向去。他每天晚上都到奶奶坟地那边去转一圈。

这年的冬天很冷，过了小寒，一连下了好几天的雪。养牛的篾匠烤了几只山芋拿过来送给爷爷，掀开草棚的门帘子喊：“木匠，木匠。”爷爷躺在被子里，没有起床，只是轻轻答应一声。篾匠走到他旁边，蹲下来，用手在他头上一摸，额头上滚烫。爷爷这场重感冒十几天才好，伯父和父亲早把他的棚子拆掉了。爷爷走到半夏河的岸边，看了看对面孤零零的大槐树，叹了口气，不再提要住出来的话。

奶奶是1980年去世的，爷爷1993年去世。这十几年，爷爷大部分时间就坐在家门口的椅子上打瞌睡。高中毕业之后，我到外地去打工。离开家的那天，天还没有大亮，爷爷没有起床。离开家的前一天，爷爷一直坐在柿树底下的椅子上，双手握着拐杖的龙头，下巴搁在手背上打着瞌睡。蝉的叫声由远而近连成一片。这是我最后见到的爷爷的样子。

□ 申赋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