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读书阶段最尴尬的是考试。我小时候却有点恃才自傲，不以为然，就像优秀选手总渴望比赛一样，对学习中的各类考试从不畏惧，反倒认为是显露自己的难得机会。然而，人生中却有两次“59分”令我难忘。

小学五年级时，我已是连续两年的少先队大队长，各门功课领先，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点飘飘然了。一次数学课提问，我正在用手捏裤缝，数学老师刘锦春是班主任，课堂语言风趣幽默，他顺口就来：“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裤缝不是捏的……”我被弄了个大红脸。更有甚者，他在家访时告诉我父亲，说我有了骄傲自满情绪。马上要考初中了，上世纪60年代初的溱潼中学，面向里下河地区的18个乡镇招生，分数面前是不认“赵钱孙李”的。我全然不当回事，认为老师是故意找茬。

哪知，真的被“找茬”了。期中数学考试，批改后的卷子发下来时，我一下子蒙了：59分。两道应用题全错，一题扣20分。错在哪里呢？一道没有把草稿纸上的计算程序抄到卷面上，另一道是忘了写答案的单位，譬如多少吨、多少公里之类。还有1分是字迹潦草。所以，卷面上是大大的朱红数字：60-1。更加过分的是，我中午放学回家，这张“60-1”的卷子，已经摊放在我家堂屋的桌子上。对一个农村家庭的孩子来说，我当天的悲惨境遇可想而知了。

另一次尴尬发生在高中毕业之后。由于学制改革，我们这一届高中毕业的时间在1973年1月，实际是农历壬子（鼠）年的冬天，史上称为72届。当时的高中毕业生不多，回乡青年最好的出路是参军，然后是民办教师，再不行，也有社（乡）办厂、队（村）办厂“捡宝”一样，招个“文化人”进去。我回乡一年了，因为家里劳力少，弟妹多，而且家族中户口在农村、工作在城里的人有好几个，所以，我不能再在生产队里“吃软饭”，让人说闲话。再说，公开宣传的政策里，推荐报考大学的必备条件是，在农村务农两年以上。所以，多种原因，包括想上大学的一星半点“企盼”，促使我放弃了民办教师、公社食堂会计等岗位，坚持在生产队当农民，什么脏活、重活、累活都干。一次，生产队安排我到溱潼镇挑粪，中午放学的时候，我挑着满满两桶大粪走在西大街上，迎面走来了高中语文老师赵震，说时迟那时快，我赶紧拉下草帽试图躲闪过去，哪知，赵老师硬生生立在我的前面，声音不高，但一字一顿：“周桐淦，为什么要拉下草帽？”我放下担子，眼含热泪，呆立在老师面前，一句话也讲不出来。高中阶段，赵老师视生如子，几乎每次作文课都要讲评我的作文，如今，我却以这样一副面孔出现在老师面前，实在羞愧难当。赵老师似乎也动容了，让开身子，挥挥手说：“挺起胸来，劳动是光荣的。”

大约几天后的一个周末，同村的一位在读校友送来赵震老师的一封信，我拆开一看，信是写给当时相邻的俞垛中学校长的，介绍我去那里代课。显然，他们已经沟通好了。次日傍晚收工以后，我带着一篮青蚕豆去镇上看望赵老师，汇报了自己不想当代课教师、民办教师的想法。他见我意志坚决，也就不再坚持举荐了，分手时，赵老师喃喃道：“读书总归是有用的、读书总归是有用的……”

这两次风马牛不相及的尴尬，我在几十年的为文、为人的生涯中，每每同时忆及，特别是在人生的某些关键时候。第一个尴尬是学习上的不及格，警醒我一辈子“文章不写半句空”，为文要踏实、扎实，千万不能浅尝辄止，千万不能夸夸其谈。第二个尴尬是草帽遮颜，回避老师，是思想品德考试的一次“59分”。人生既然已经立志，就应该有所坚持，勇于担当，顺利时不要昂头，逆境中必须挺胸。所以，我会永远记着我人生中的两次59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