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亚明
乡村布衣之家长大的我,总把“不欠他人恩情”作为做人守则。这些年来,我时常盘点人生债务,其他无愧,只欠书债。
上中学时,一天下课,教语文的班主任王老师朝我的座位走来。他从讲义夹里取出一本书,说:“回去慢慢看,别弄丢了。”上世纪70年代前期,学校图书馆藏书贫瘠,能借人一本好书,是信任与真情的无上象征。王老师又常有文章被电台、杂志录用,我对他一向崇敬无比。我急切地打开那本用牛皮纸包着的书——呵,刘白羽散文集《早晨的太阳》!
对这份难得的精神食粮,我自然十分宝贝。其间,身后的学习委员发现了我的秘密,趁我不备时,“借”走了这本书。过了一周,我赶紧用一本《闪闪的红星》把它换了回来。摩挲着泛黄的书页,我手不释卷,读了又读。一天,我抄完几篇散文后打算去还书,却不小心把书掉在地上。天呐,书脊断了两折!
一连几天,我在不安中熬过,惧怕与王老师照面。王老师上完课后,把我喊到讲台前,问起书中的几篇文章,我的回答证明了我已用心读过此书,他笑而不语。是不是我的羞惭尴尬被他发觉?此后,他再也不提那书的话题。
转眼高中毕业。走出校门,我们像林中的鸟儿,奔向了广阔的农村。农村知青多,对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十分重视,我们大队也组织了宣传队,由我担任队长。宣传队除了农闲、春节后到田间地头演出外,还要参加公社及郊区的文艺会演调演。《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那年,公社要求每个宣传队至少排练一个自创节目。时间紧,任务重,大家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我,可我哪会填词呢?只得硬着头皮去找王老师。
没想到,这次王老师又送我一本书。这是一本散发着油墨香味的册子,相声、快板儿、三句半令我眼界大开。再到王老师家时,他早早吃了夜饭等我,给了我一小叠稿子,我接手一看:“方言说唱,四大嫂开展三大讲”,讲的是农村路成线、田成方、房成行的新气象——原来,王老师帮我改稿了!他还指着“扁豆花、豇豆花不如社员同志心里乐开的花”一句问我,“社员同志”是否不那么口语化?思考了一会儿后,他改成了“不如我伲心里乐开的花”。
这讨论式的气氛,让我感受到“昨日师生,今日同志”的深情厚谊。一句“回去慢慢看”,又让我回到了当年摩挲着《早晨的太阳》的情景。
恢复高考时,正值秋收秋种。由于担心误工,加上底子薄,又无书本复习,我起了放弃参考的念头。没想到有一天晚上,我干完农活从生产队回来,奶奶告诉我,下午来了一个三十多岁、皮肤白净的人找我,姓王,放了包裹后就走了。我打开包裹一看,竟然是油印的复习资料!没想到王老师只来家访过一次,就记住了乡下的路。
过年后,我去公社开会,绕道到学校去见王老师。我说,准备今年参加高考。他满怀期待地鼓励我说,大家的底子都差不多,要重视高考,但不要成为负担。但那一年,由于工作忙,家里又有老人生病住院,一直闲不下来,我匆匆参加了考试,还是落榜了。
知青回城后,我踏上新的工作岗位,靠多读了几本书和写材料的基础,到秘书科从事文字工作。一天我专程去王老师家报告近况:“我考进了电大,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半脱产学习。”王老师察觉到我的尴尬,鼓励我说:“电大也不错,而且中文可以自学,只要多啃书,勤动笔,就会有成果。”一席谈话,把我的负疚变成了动力。
这些年来,我一直不好意思提起那本有借无还的书,以及他为我高考而精心准备的油印资料。那份沉重的欠债感使我难以解脱,只有在读书与耕耘文字的过程中方获轻松与安然,它鞭策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奋发努力,不敢懈怠。
我也曾想过,多买些好书“赔”给王老师。但再思之下,又觉不妥。看来世间之债务,唯有书债要靠知识的增值才能抵还,金钱反而无能为力。
不久前,和分别多年的同学聚会,看到王老师虽两鬓斑白,但“书味”依旧,已是教授的他仍然低调谦逊。在听其他老师介绍了他的成果著作后,隔日我便与朋友去了书店,书架上王老师的名字跃入眼帘。我取下《纵横论王维》《盛世读王维》,移步细览,还有他的散文集、文学评论集,我通通买了下来。不日,我邀约几个文友为他小贺,并请他签名,他欣然提笔。
的确,书债难还,书债逼人,书债也怡人。每当我怀着自豪与敬佩之情读王老师著作时,总有一种充盈感袭上心头——此生书债,怕是要等我的后辈来偿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