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裕成

1996年的夏天，我父亲收到了他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那是一封牛皮纸信封，寄信地址是“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落款日期是1996年7月12日。信封已经发黄了，边角卷了起来，但上面的字还清清楚楚。

父亲把它夹在一本书里，压了三十年。

那个夏天，他十九岁，把录取通知书揣在贴身的口袋里，时不时摸一下，怕丢了。

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导航，他手里只有一张学校寄来的报到指南，上面写着“从南京站乘33路公交车至鼓楼站下车”。他问了三次路，才找到了公交站。

“考上大学是件大事。”父亲说，“全村人都知道。你爷爷跑到镇上的邮局，打了三毛钱的电话，告诉我大伯。我大伯在南京打工，说等你来了，我接你。”我父亲在南京读了四年书，毕业后留在南京工作，后来结了婚，有了我。

我从小在南京长大，听父亲讲他当年坐绿皮火车来南京的故事，总觉得很遥远。那趟火车早就停运了，他住过的学生宿舍也拆了，校门口的小馆子换了好几茬老板。但那张录取通知书还在，夹在一本《高等数学》里，书脊已经断了，用透明胶带缠着。父亲每隔几年翻出来看一眼，也不做什么，看完放回去。

前年，我考上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那天，我母亲拍了张照片，发在家庭群里。

父亲下班回来，把快递拆开，看了一会儿，没说话，进卧室打开书柜，找出那本《高等数学》，从里面取出那张1996年的录取通知书，并排放在桌上。一张牛皮纸的，一张硬纸壳的。一张发黄了，一张崭新的。一张上面写着“南京大学”，一张上面也写着“南京大学”。父亲说：“三十年。”他说的不是录取通知书，是从1996到2026年，三十年，两代人，同一座城市，同一所大学。

他大学宿舍在汉口路，六个人一间，上下铺，夏天没有空调，风扇转起来嘎吱嘎吱响。后来那栋宿舍楼拆了，原址上建了一栋新的教学楼，玻璃幕墙亮得晃眼。父亲有一次路过，停下来看了一会儿，说：“原来这儿是一棵梧桐树。”他说的是宿舍楼后面的一棵老梧桐，树干粗得要两个人合抱，他们在树下乘凉、下棋、弹吉他。现在树也没了，楼也没了。

父亲大学毕业那年留在了南京。每次搬家，他都会把那本书和录取通知书带在身边，从来没有让它们和旧家具一起处理掉。我问他为什么不放到老家去，他说：“放在身边踏实。”

2016年，我们家搬到了河西。房子不大，但够住。刚搬进来那阵子，父亲每天傍晚都在阳台上站一会儿，看着江面。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二十多年后自己会住在这里，站在自家的阳台上看同一条江。有一次我跟他说：“你现在也算是把根扎在南京了。”他想了想，说：“不是扎，是慢慢挪。一步一步挪过来的。”

上个月，父亲翻出那个旧相册，给我看1996年刚到南京时的照片。照片里的父亲很年轻，穿着一件白衬衫，站在校门口，手插在裤兜里，笑得很开心。校门还是老校门，灰扑扑的石头门柱，上面的字是手工刻的，后来拆了，换成了新的，更宽、更高、更气派。

照片里还有他同宿舍的同学，六个人排成一排，背后就是那棵梧桐树。父亲一个一个指给我看，这个是东北来的，毕业后回了老家，后来当了中学老师；这个是四川的，去深圳做生意了，好多年没联系；这个现在还在南京，做工程设计。他说这些的时候没有感叹，只是陈述，像翻一本账本。

九月份，我报了到。父亲开车送我到学校，后备箱装满了行李。路上他开得很慢，既不赶也不急。导航提示前方拥堵，预计到达时间还有二十分钟。他听了之后关了导航声音，自顾自地拐进一条他以前常走的老路。梧桐树把整条路都遮住了，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碎碎的落在挡风玻璃上。我没问他这条路叫什么名字，他也没说。他只是开着，在梧桐树影里拐了几个弯，又回到了主路上。到了学校门口他停下车，没有熄火，也没有帮我拿行李。他从储物箱里拿出一本旧书，从书页里取出那封1996年的录取通知书，递给我。

“放你那吧。”他说。

我接过来，握在手里，听着他关上车门，启动引擎，慢慢倒车，拐过弯去。车子被梧桐树影挡住了，只留下发动机的余音远远地散开。我低头看了一眼手里那封信封，纸已经脆了，薄得近乎透明。

在那些渐渐淡去、几不可辨的字迹之间，我忽然触到了一种比文字更重的东西——那是一个十九岁的苏北少年，在绿皮火车的硬座上，用一整夜郑重托付给这座城市的、毫无保留的信赖。

我把它小心地放进了自己的书包，和我的录取通知书放在一起。一张牛皮纸的，一张硬纸壳的。一张写着1996年，一张写着2026年。

隔着三十年的光阴，它们并排躺在一起。如今，我也站在他走过的路上，路的开端，是两张通知书，一张是他的过去，一张是我的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