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希桥

1996年，我刚进厂供销科四个月，跟着余科长第一次出差——是中秋节前，采购五千斤苹果当职工福利的。为省中间差价，我们直奔鲁南果园。

接待我们的果农姓孟，黝黑敦实，话不多，引我们看园子。红富士挂满枝头，品相上佳，双方谈妥，果品一级，五角一斤，合同顺利签下，次日装车。

第二天午后，货车开到地头。孟家亲戚邻里都来帮忙摘果装包。忙了一下午，装了六七十包，人声嘈杂中，我和余科长过着秤，谁也没细查袋内果子。

天上黑影时，余科长拉我到暗处，低声说：“一包没抽查，怕掺次品。”我心头一紧。借手电拆开四五包，每袋底层都混着带黑斑、磕碰腐烂的次果。我脑子发懵。

余科长拎起草包走到孟果农跟前：“白纸黑字写全一级果，你自己看看包里。”孟果农脸色骤变，嗓门拔高：“装好了说不要？不可能！”争执中，他一拳砸在余科长肩窝。我连忙扶住科长，挡在中间劝：“有事好好协商。”

趁乱，我溜到驾驶室旁，低声嘱咐司机去附近乡镇工商所请人。这边余科长故意放慢称重，反复核对，一边跟孟果农闲聊拖延。称足四千多斤，我喊停，不必再摘。凌晨三点，我提议：“大家熬了一夜，先去你家歇脚，天亮再结账。”孟果农迟疑后带我们回了宅院。

三间石砌瓦房，堂屋饭桌上只有一碗咸菜。这时东屋传来老人咳喘声，孟果农喊了声“娘，你歇着吧”，白发老太太却推门出来了，执意要生火做饭。孟果农不让，说饭我做就行了，便把娘扶进屋。

夜里我们睡西屋，我担心饭菜会不会掺别的，余科长摇头说：“这人冲动却孝顺，坏不到哪去。”

天亮，果农刚端上早饭，司机领着两名工商干部到了。一番核对合同、拆包查验、拍照的忙活，干部质问孟果农：“让你说，该怎么处理？”。果农垂头闷声：“我降价、降价结算。”最终按三角一斤计算，每斤少两角。

结完账，干部要带他回所里说教。东屋门再次推开，老太太扶着门框泪流满面：“儿啊，我都听见了。你爹肺癌等凑钱手术，再急也不能做亏心事。”孟果农“扑通”跪倒，额头磕地，哭声嘶哑：“娘，手术费还差一千多，我急糊涂了……”

屋里只剩果农爹的咳嗽声，压抑得透不过气。

余科长揉了揉挨打的肩窝，沉默片刻，掏出钱包数出一千元，递到老太太手中：“大娘，拿着，给大爷治病。”孟果农猛推辞：“这钱不能拿，是我错在先。”余科长摆手说：“你这一跪，让我想起过世的父亲。谁都有为难时啊。”

返程路上，我们犯了难——我俩月工资才四百出头，捐款一千元，报账成难题。按五角原价报，次果无法解释；按三角实报，次果好解释，可捐款没票据，只能自己扛。愁来愁去，余科长定了主意：“实事求是报账吧。”

果然，财务不予核销，捐款要从我俩工资扣。我们嘴上不说，心里却堵得难受。

一个月后，厂办收到鲁南寄来的信和一面锦旗。信上，孟果农还说，父亲手术顺利，感谢我们。

在表扬大会上，厂长朗读了来信，还给我和余科长戴上大红花，又补发了奖金。余科长发言只一句：“苹果原价五角，最后三角成交，省下的两角差价，是孟果农没能守住厚道，最终良心发现了的代价。”

此后每年中秋，余科长都在办公室摆一箱苹果，偶尔念叨一句：不知孟大爷身体可好。

虽然我们再不提那一千元的事，可每年苹果飘香，我总想起1996年那个凌晨——孟果农跪在母亲面前磕头的声响，比那晚的月亮还要清朗。那趟出差让我明白，世间许多账目，从来不是金钱能算清的。一桩买卖相遇，半生人心铭记——那份藏在五毛钱苹果里的良心，自此结了情缘，再未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