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振惠
运河的水，流到这座城的时候，仿佛走得慢了。
从宝塔桥到石头城，这一段河道弯弯曲曲，像时光在这里打了个盹，不肯急着往前赶。两岸的杨柳，三十年前就站在那里，如今还在。只是柳色一年年绿着，绿了又黄，黄了又绿，时光便在这一点点的颜色更迭里，悄悄地走远了。
渡口在老城南。青石台阶被水流和脚步磨得光滑发亮，一级一级伸向水里，像是走进岁月的深处。三十年前，这里还是热闹的。天蒙蒙亮，就有挑着菜筐的农人从对岸过来，扁担吱呀吱呀地响，菜叶上的露水还亮晶晶的。赶着上班的人推着自行车，车铃叮叮当当，在薄雾里格外清脆。渡船不大，能装二三十人，船老大是个沉默的汉子，皮肤晒得黝黑，手里的竹篙一点，船便悠悠地离了岸。船到中流，能看见远处的城墙，灰色的砖一层一层垒上去，像一部摊开的史书。
那时候没有手机，连传呼机都是后来的事。人们在船上站着，谁也不说话，只听着水流的声音，听着船桨划水的声音。偶尔有人递一支烟，火光亮起来，照见一张张年轻的脸。那些面孔后来都去了哪里？大概也像这河水，各奔东西了罢。只是渡口还记得，记得每一个清晨和黄昏，记得每一张来去匆匆的面容。
后来桥多了，渡口便冷清了。
先是船班从半小时一班改成一小时一班，后来一天只有几班，再后来，渡口就彻底关了。铁链还拴在石桩上，船却不知拖到了哪里。台阶上生了青苔，绿茸茸的，像是时光结出的绒毛。倒是岸边的老槐树越长越茂，夏天撑开一把大伞，把整个渡口都罩在阴凉里。树下偶尔坐着几个老人，摇着蒲扇，说些陈年旧事。他们说的那些事，有些发生在这渡口，有些发生在更远的年月，听着听着，就分不清哪是故事，哪是记忆了。
有个卖糖粥的老人，从前总在渡口摆摊。一只铜锅，一把长柄勺，炉火映着他的脸，红彤彤的。他熬的粥稠而不腻，桂花放得足，远远就能闻到香。赶渡的人常常买一碗，站在河边喝了，把碗还他，抹抹嘴，上船去。后来渡口关了，他搬到巷口去卖，生意也不错，只是总有人问：“渡口那个老头呢？粥还是那个味么？”
日子就这样过着。城在变，人也在变。高楼一幢一幢地起来，把天割成一块一块的。地铁通了，从城南到城北，不过半个钟头。从前要坐渡船才能到的地方，现在抬脚就到了。快是快了，可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什么呢？少了那一声船老大的吆喝，少了那一篙撑开的涟漪，少了站在船头看两岸灯火次第亮起的那个黄昏。
城南的老巷子，好些已经拆了。青石板路变成了柏油路，粉墙黛瓦变成了玻璃幕墙。偶尔还有几栋老房子夹在新楼之间，像是时光不小心漏下的几枚针脚，把过去和现在缝在一起。住在那儿的人，有些搬去了新区的电梯房，有些还守着老屋，每天早晨在门口生煤炉，烟雾袅袅地升起来，飘过新楼的窗口，飘进二十一世纪的天空。
有意思的是，那些搬走的人，隔三差五还会回来。回来看老槐树，回来看渡口的石阶，回来看巷口那家卖烧饼的铺子还在不在。铺子还在，换了二代人，味道还是那个味道。买两个烧饼，站在街边咬一口，热气腾上来，眼眶就湿了。是烫的么？大概不全是。
今年春天，渡口旁开了一家茶馆。说是茶馆，其实更像一个记忆的容器。墙上挂着老照片，黑白的，彩色的，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一张一张，像是从时光里打捞上来的碎片。有渡口最热闹时候的样子，船挨着船，人挨着人，一个穿花裙子的姑娘正笑着上船，裙角被风吹起来，定格在那里，永远年轻。有老城南的街景，青石板路湿漉漉的，两旁的店铺招牌依稀可辨——“王记馄饨”“李记剪刀”“张氏诊所”——这些名字，连同那些手艺，大多已经消失在风里了。
茶馆的老板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在国外念过书，回来却开了这么一家茶馆。有人不解，他说：“走得再远，总得有个地方回来。渡口就是这座城的渡口，也是我记忆的渡口。”他小时候，外婆常带他来这儿坐渡船。外婆说，她年轻时候，也是从这个渡口坐船去对岸纱厂上班的。一坐就是三十年，从青丝坐到白发。后来纱厂关了，渡口还在，只是外婆不坐船了。她常常一个人来，坐在台阶上，看河水发呆。他问外婆看什么，外婆说：“看从前的自己。”
河还是那条河，人已经换了多少茬。
黄昏的时候，又走到渡口。夕阳正好落在河面上，把整条运河都染成了金色。水流得慢，金光便在水面上碎成千万片，一闪一闪的，像无数个正在消逝的瞬间。远处，一座新桥横跨两岸，车流如织，灯光渐次亮起。近处，渡口的石阶沉默着，老槐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伸到水里去。
恍惚间，仿佛又看见那条渡船从对岸过来，船老大立在船头，竹篙一点，船便悠悠地靠了岸。船上的人一个一个走下来，有挑菜的农人，有推车的上班族，有背着书包的学生，有牵着孩子的妇人。他们谁也不说话，各自走向各自的黄昏。只是那些面孔，那些背影，都蒙着一层薄薄的光，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走来的，又像是要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渡口还在，虽然船已不在了。它就那么安静地待在那里，像一本合上的书，每一页都写满了故事，却不急着让人翻开。风吹过来，带着河水的气息，凉凉的，淡淡的，像是三十年前的风，又像是三十年后，某个黄昏，还会吹起的那阵风。
